三年前，联合国秘书长的顾问到中国宁夏去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农村人口结构跟战争年代一模一样，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后，曾非常惊讶地发问：“你们的年轻人呢？”得到的回答是：“他们都打工去了。”
据有关机构调查统计，河南农村人口6700多万，占总人口近70%；河南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约 1500多万，其中男性900多万，约占2/3，女性600多万，约占1/3；河南农村户均人口3.48人，总农户数约1800万个。也就是说，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男性外出打工，每三个家庭就有一个女性外出打工，其中相当一部分家庭既有男性外出打工，也有女性外出打工。
中国农业大学一项针对农村留守人员状况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包括2000万留守儿童、2000万留守老人和4700万留守妇女。
由于中共政府长期实行轻农业重工业、轻农村重城市的政策导致的中国农民仅靠当地的农牧业已经很难养活自己和家人，导致在全国范围内已有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壮年进城打工。同时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又给中国特色的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型外贸出口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保障。
由于受户籍、住房、教育等歧视性政策的约束，进城农民工要携家带口在城市立足并非易事，由此导致大量农民工不得不把家人留在农村，长期以往，农村便形成了一个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体的庞大留守群体，也就是俗称的“386199”群体。
身心负担沉重的农村留守妇女
目前农村的留守妇女，年龄多介于30～45岁之间，对这些留守的家庭主妇来说，她们既要照料家中的老人、小孩和家务，还要打理田地的农活，长年累月地既主内又主外，身兼多重角色，劳动强度大、安全感低。
黑龙江省双城市杏山镇树庆村村民李贵杰，今年33岁。结婚12年，她的丈夫每年都有一多半的时间在外打工。李贵杰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双城市市区的一所小学上学。由于离家较远，大女儿只能每周末回次家。即便这样，李贵杰也没时间去接孩子，她还有一个刚满10个月的小女儿需要贴身照顾，所以她每次都委托姐夫接送孩子。由于小女儿太小，李贵杰只能在小女儿睡觉时做饭、干家务活。有时小女儿赶上吃饭时间哭闹，李贵杰就吃不了饭了。
由于夫妇长期分居，很多留守妇女长期“守活寡”，导致精神空虚、孤独寂寞，有的还担心被身在花花世界的丈夫抛弃，身心都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渴望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
目前官方公布的留守儿童的数量大约是2000万，但有学者推算和保守估计，目前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至少在4390万以上。
曾为中共建政作出贡献的“革命老区”安徽金寨县汤家汇镇，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在沿海城市打工。汤家汇镇就有这样一群学生，由于父母长年在外地打工，他们大多被寄宿在亲戚家中；上课用的是残破的桌椅和课本；住在简陋的宿舍里，两个人挤睡在一张床上；校内没有任何体育娱乐设施，每天就着咸菜吃米饭。
未成年儿童原本是最需要父母呵护与疼爱的。与其他正常家庭的儿童相比，几千万被父母留在老家的未成年儿童就不得不承受他（她）们这样的年龄本不应该承受的各种压力。据统计，80%以上的留守儿童是由年事已高、文化素质较低的祖辈或其他亲友监护。西部某县的调查显示：留守儿童中70% 的父母年均回家不足3次，有的甚至几年才回家1次；近30%的留守儿童与父母通话、通信频率月均不足1次。由于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遇到心理问题得不到正常疏导，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南方某省一项调查显示，19.6%的留守儿童觉得自己不如人，11.4% 觉得自己受歧视，9.5%有过被遗弃的感觉。
老无所依的留守老人
“养儿防老”是中国农村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可是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长期外出打工，造成目前有几千万的老年夫妇甚至丧偶独居的老人固守乡村。在年老体衰的情况下他们不仅要自己承担维持自己生计的各类劳作，有的还要替进城的晚辈打理农田，照料孙辈。再加上对养老、医疗问题的普遍担忧，“孤独感”、“寂寞感”、“遗弃感”是留守老人比较普遍的心理感受。
贵州省剑河县街上村83岁的潘引娣老人就是一个典型的留守老人。8年前，老人守寡30多年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子不幸去世。5年后，儿媳妇外出打工杳无音讯。孙子两年前初中毕业满18岁后也外出打工，留下孤苦伶仃的老人苦苦地支撑着自己的风烛残年。如今老人每月靠村里给她争取到的低保勉强度日，身后事是她想也不敢想的伤心事。
“386199”现象能解决吗？
中国农村的“386199”问题存在已久，中共当局长期对内宣传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以此为借口掩盖自己决策失误造成的后果。其实靠农民起家的中共自建政以后，就一直实行轻农业重工业、轻农村重城市的政策，中共长期通过“剪刀差”剥削农民，刻意长期压低农产品价格促进工业发展。只是因为拥有一个“农村户籍”，“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几亿农民不能进城务工、不能进城居住、农民的子女不仅不能进城上学而且长大后只能接着当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确实得到了些许实惠。但好景不长，随后而来的所谓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导致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而农机具及农药、化肥等工业品价格却持续稳步上涨，农民在初期得到的实惠也很快烟消云散。也正是长期实行的轻农村重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剩才有可能为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的制造工厂提供薪水低廉的农民工，支撑起维系多年的巨额外贸顺差。“改革开放”后，还是因为拥有一个“农村户籍”，除极少数地区外，农民不能享受城里人拥有的医疗、失业、养老保险，即便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的看病与子女的上学都要比城里人付出高的多的费用。虽然几十年来GDP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由于增长速度更快的军费、维稳费（已与军费持平）、权贵集团对财富的掠夺以及天价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消费，政府几乎不可能再去建立覆盖农村户籍的全民社保体系。 2006年中共取消农业税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仍在征收农业税的国家。可以说相对城里人而言，中国的农民一直就是二等公民。
虽然中共几乎每年都在高喊要重视农村、农业、农民的工作，甚至很多年以来每年下发各地的所谓一号文件都谈“三农”问题，事实证明这只是表面象征性的作秀而已。从根本上讲，与其它“三农”问题一样，“386199”现象的长期存在正是由于中共自己的政策导致的。在目前的体制下期待中共自己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也就说只要目前的中共体制不变，“386199”群体的困苦仍将继续下去。 “386199”现象确实反映出广大农村籍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各类留守人群的无奈与困苦，但同时“386199”现象引申的“三农”问题目前也已然成为压在中共政权头顶上的一个沉重包袱，在中国社会面临深刻巨变的前夜，这个包袱最后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也许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