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生番吃人前的跳舞 文革的“活人展览”(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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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除去有将犯人斩首示众的作法外，还有将未处死的犯人枷首示众、站笼示众、游街示众等作法。在自诩为“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中，却不但没有摒弃“示众”这类本属于“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作法，反而变本加厉地“发明”出了“活人展览”。

“文化大革命”中的“活人展览”，据笔者所见到的文字资料，最早的是1966年9月至11月间发生在宁波市的一次，据《宁波大事记》记载：“9月1日市政协委员、藏书家朱赞卿被抄家，以其所藏古籍、古画、古砚等为『罪证』，举办破『四旧』和朱氏活人展览，延续至11月16日。”[1]

众所周知，“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时期，全国各地基本上都还是在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之下开展“运动”的，当时那些喊着“造反有理”口号进行“破四旧”的红卫兵，不但得到各地党政机关的热烈支持，而且大多是由各地党政领导授意或直接部署组织起来的（即所谓“官办红卫兵”），“破四旧”的抄家行动也大多是在各地基层党委及公安派出所支援或组织下进行的（有的抄家物件名单就是由各级党委拟定或由公安派出所提供的）。据同一《宁波大事记》记载：“9月4日、10月8日市委、地委先后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可见此时宁波的“运动”仍在市委、地委的领导之下。对发生在这一期间的“活人展览”，当地党政领导是有责任的。

二

据笔者所知，最有名的一次“活人展览”，是1968年发生在杭州大学地理系的一次。它的出名，是因为在“文革”结束后“整党”期间的1984年，先被《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谴责，随后又被《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点了名。

1984年4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卢良、叶辉署名的记者来信《“文革”中在杭州大学搞“活人展览”的个别人至今仍坚持极左的错误观点不改》，文中写道：

这年冬天，他们别出心裁地搞了个骇人听闻的“活人展览”。七位老教师被当作“牛鬼蛇神活靶子”，在展览馆“展出”。他们用极端侮辱人格的办法来丑化这些老教师：胁迫有的教师穿上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腋下夹着帐本，化妆成地主；有的身着旗袍，足蹬高跟皮鞋，涂脂抹粉，化妆成资产阶级太太；有的脖子上挂着串起来的卡片，一手拿剪刀，一手拿胶水，冠之以“不学无术的反动学术权威”；让当时的系主任打着黑伞，象征“牛鬼蛇神”保护人，封之以“活阎王”的绰号。他们还专门派讲解员，用侮辱性语言讲述这些同志的所谓“罪状”。这个展览会轰动一时。系里五十八名教职工中有二十人遭到批斗审查，被扣上了各种政治帽子，受到不同程度的侮辱和迫害。

这篇记者来信发表十多天后，官方最权威的舆论喉舌《人民日报》于4月23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以杭州大学“文革”中那次“活人展览”为例：说明彻底否定“文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称：“活人展览”“这种践踏斯文、戏弄正义的政治恶作剧，令人发指。”

由于得到“《人民日报》评论员”这样“高规格”的点名，那次“活人展览”便广为世人所知了。

不过，《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都没有说清楚那次“活人展览”是甚么人搞的，只含糊其词地说是“进驻杭州大学地理系”的人员，后人将很难理解这“进驻”者到底是些甚么人，其实，那些人就是毛泽东下令派出来进驻“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占领上层建筑”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一般简称的工宣队。《光明日报》记者来信中说：“据了解，那位今年五十岁、高小文化程度的原进驻该系的负责人，长期来一直担任厂党委委员兼工会主席。”显然，该人属于厂级党政领导干部，不好说是“造反派”，便只好以“进驻”人员称之。

作为那次“活人展览”受害者之一的著名地理学家、《水经注》研究专家陈桥驿教授，在多年后作了悲愤的回忆：

这种“活人展览”，其行径宛如一位难友悄悄与我说的，这是《鲁滨逊漂流记》中描写的生番们在吃人以前的跳舞。《光明日报》著名记者叶辉先生在一篇《『文革』中在杭州大学搞“活人展览”的个别人至今仍在坚持极左的错误观点不改》（1984年4月3日《光明日报》，后收入于《叶辉新闻作品集──走向光明》，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报导中，不仅写出了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展览”情节，而且也记及了我在这场展览中所扮演的角色：“脖子上挂着串起来的卡片，一手拿剪刀，一手拿胶水，冠之以『不学无术的反动学术权威』。”在这一个多月中，这种展览有时一天两场（上下午），有时还有夜场。让那些被鼓动而来的观众，一批批前来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每场展出的时间，以观众多寡而定，从二、三小时到四、五小时。观众可以任意动手，对每个“展品”拳打脚踢。我在受“展”之时，努力抑制愤怒，而以思考郦学内容排遣……[2]

 
文革中带着高帽被押上车游街的“牛鬼蛇神” 

三

在西安的著名画家、“长安画派”的代表人物石鲁，在“文革”爆发时，还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康复期中，也遭受了“活人展览”的折磨。在张毅的《石鲁传》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一队美协的『牛鬼蛇神』被造反派们像赶牲口一般，押出了大门，站在高高的板凳上示众。”“每个『牛鬼蛇神』的胸前挂着一个巨大的黑牌”，石鲁胸前挂的黑牌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画家石鲁”。在围观者中，有人对他怒骂，有人对他大打出手，有人还向他吐唾沫，搞各式各样的恶作剧。该书还说明：“搞『活人展览』并非是那些作恶者灵感袭来时的即兴之作，一搞就是两个多月。”[4]

在河南省南阳地区，也曾有过“活人展览”，据《中共南阳地方史简编》记载，“文革”结束后，该地区对“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案件进行复查、平反，其中一个大案就是专区医院“活人展览”案。[5]

而举办“活人展览”次数多、影响大的，可能要算“文革”中的广西了，当地举办过的一些“活人展览”已经白纸黑字“载入史册”。据《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一书记载：

1968年5月12日，广西一派群众组织“联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的简称）总部通过所属组织“沥血红卫兵”（简称“沥血兵”）搞所谓“禽兽展览”（这里的“禽兽”指的是人，即活人展览），“沥血兵”将关禁在“联指”总部的属另一派“四二二”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广西四二二指挥部”的简称）观点的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处长）、张祖贵（原区地质局处长）、黄海泉（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谢卓夫（“四二二”派“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之竟等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展览三天时间，使林执真、张祖贵等十人受尽侮辱和折磨。从此，上行下效，全区不少地方的“联指”组织也搞所谓“禽兽展览”，使一万多人蒙受极大的侮辱和摧残……[6]

1968年8月12日，由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在区展览馆联合举办的“反革命罪行”展览正式开展。展出时间五十二天。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先后组织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489365人前往参观。展览共分三个馆，第三馆是“活人展览”，将攻打展览馆和解放路一带抓走的“四二二”派熊一军等26个“战犯”、“叛徒”、“特务”、“走资派”，挂上黑牌，关在铁笼，当作“禽兽”，让“无产阶级革命派”观赏了五十二天时间……[7]

1968年11月18日，所谓“广西大学阶级斗争展览”对外开放，历时两个月，到1969年1月中旬闭馆。全国有25个省、区派人前来参观（区内有77个县、市，16万多人次），展览内容：“教育革命”、“伍修集团罪行”，还有一批教师被当作“禽兽”进行“活人展览”，被展览者被挂黑牌、罚跪、毒打，受尽侮辱和摧残。[8]

原中共四川省武胜县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刁锡浦（“文革”时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在《荒诞的阶级斗争展览》一文中记叙了他亲见的当地一次“活人展览”：

1969年秋，全县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进入高潮，……县革委为了总结经验，发扬成绩，扩大战果，某些领导发挥了想像力，挖空心思，别出心裁，创办了一场举世无双的、别具一格的独特展览，其全称名叫“武胜县文教系统清理阶级队伍成果展览”。为了办好展览，集中了全县的笔杆子、美术教师和物色了年青美貌、家庭出身好、政治可靠、口齿伶俐的女教师作解说员；经费充分保证。后来，又分别到全县各公社巡回展出。……

展览会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都与古今中外的展览不同，它的最大不同之点是把人──知识份子──中小学教师当作展品，作为阶级斗争的标本、供人们参观的展品，……不把人当人，侮辱圣贤达到登峰造极。

我有幸参观了部分内容，很多都淡忘了，唯独以我的老师当作展品，我始终念念不忘。当时，我看到我的几位恩师战战兢兢，浑身发抖，我的心灵，震撼极大，我的精神几乎崩溃了。30多年来，我的心日夜不安。我逢人便讲，讲了几十遍，还觉不够。我好像欠了一笔历史旧债没有偿还。[9]

刁锡浦还具体写到了在这次“活人展览”上被充作展品的他的两个恩师，一位是全县有名的语文教师陈言诗，被作为“从严典型”展出。因为陈老师坚持不认“罪”，还要把展览当成向群众澄清事实、自我辩护的机会，展览主办者就配备了专门人员守候在旁，准备在陈老师敢于开口为自己辩解时便动手实行“专政”，一些参观者不忍心看到这种场面出现，不得不绕道走，让陈老师少挨点打。另一位是多才多艺、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总务主任雷老师，从“文革”前的“小四清”起就挨整，“文革”中又被反覆批斗，在“活人展览”中被当作“从宽典型”展出。刁锡浦沉痛地写道：

我去参观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还不到半百，乌黑发亮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堆满了皱纹，黯淡无光，脸色蜡黄，神色憔悴，两只眼睛没有一点光彩，完全失去了英俊才智的容光。他在解说自己的“罪过”时，小心翼翼，声音细小，嘴唇露出残缺的牙齿，而且身子在微微颤动。看来他并没有在“从宽”中得到安慰，更没有从“从宽”中得到解脱，从“从宽”中得到“从宽”。

我藏在参观的人群中，怕他发现，尾随着参观队伍。离开他时，在这瞬间，老师觉得有点不对，小心翼翼，抬头一看，我们俩的目光突然相碰，火星四溅。老师满面羞愧、难堪、尴尬。而我像做贼一样赶快逃跑，逃得越远越好……[10]

笔者所见到的文字记载中，时间最晚的一次“活人展览”，发生于“文革”后期的1975年10月，在安徽省芜湖地区。“活人展览”的一位受害者陈昭月，不久前在他的博客上写下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1975年10月间芜湖地区公安处一位元头脑灵活的科长，发挥才智，紧跟形势，设定了一个阶级斗争教育的新形式──阶级斗争巡回展览。其内容，你一定以为是展出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枪枝、匕首，反动组织的章程、纲领，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证据，那你的想法就太保守了。这位科长选的展品是人，是活生生的人.这多生动、多直接、多深刻，多么刺激你的眼球、你的心身，震撼你的神经！

根据他的设计，这个展览是人和画板文字的组合，分近十个展室.第一展室，展出内容是现行反革命，主角是我、陈昭月，用英文写信，叛国投敌，查有大量反动书信、诗文，是蒋匪林彪的忠实走狗；第二展室内容是历史反革命，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只是因为曾任过国民党的一个文联官员，闲居在宣城水阳，只是讲了些不合时宜的话，作为死老虎抓起来了。第三室内容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一个是七十岁的老人，一个是繁昌的年轻干部，只是因为生活宽裕了些，在这个年轻干部家查出一双长丝袜，就成了当时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第五室展出的是泾县乡下的一个富农，解说词说他“深夜读孔孟，时刻想变天”.可怜这个老人，只是识字看书，根本不懂政治。第六室展出的是流氓，是宣城北门一个姓祖的二十岁的好打架青年.第七室展出的是个赌博佬。也许是政治实在让人恐怖、乏味，以后到广德展出时，又增加了第八室，展出的是奸杀亲夫的一对野鸳鸯.这下当时社会万象都有所表现了。

这一干人犯，起初关在芜湖地区看守所，待相关的展板做好，就挂上各类牌子，像珍稀动物却是牛鬼蛇神，正式展出了。这样一批特殊的展品，每一个配一个讲解员，解说词是夸大得让人怵目惊心的，反正这一班人是不具备暴力倾向的，何况在当时农民难以果腹的情况下对这一班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提供非常规的很好膳食。

清早，看守所门打开，我们就戴好手铐，押至展览地点.接着组织的接受阶级教育的干部、学生、工人、农民、居民，一拨一拨进来了，络绎不绝、川流不息，每日我们接受一百多次批斗.在芜湖历时二十余天，接着周游芜湖地区下属各县.在我受批斗期间，有人故意作态，对我说些愤激的话，有的在离开时，在不被人注意的情况下，向我竖起大拇指。当时，我曾想，这样的政治活报剧，正如陈子昂所感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想一想我们这一群人遭到的批斗次数，其规模之大其人数之多，一定可以申报世界专项的吉尼斯记录。

时过30年了，这个展览我想虽然大多数人忘却了，（文革十年的灾难也大多被人忘却了）但今天我以当事人身份提来，一定会勾起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回忆。[11]

 
被扣上反党分子罪名者，经常成为批斗对象

四

严格说起来，“文革”当中举行的各种批斗会，对批斗物件戴高帽、挂黑牌、剃阴阳头、做“喷气式”、罚跪、游街等等，都是搞的“活人展览”（只是有的没有用“活人展览”这个名）。这在全国各地十分普遍，许多报纸上现在都能查到当年的这类报导和照片。例如，1967年1月30日的重庆《新闻报导》（《重庆日报》因被造反派夺权，从1967年元旦起停刊，改出《新闻报导》）发表了题为《山城革命造反派掌权黑市委完蛋》的报导及大会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前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被戴上一米多长的纸糊高帽子，由红卫兵反扭双手作“喷气式”状示众，照片的说明文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的一副狼狈像”；另一张照片是市委其他领导人站成一排被戴着高帽作“喷气式”状示众，说明文字是：“砸烂黑市委，建设新山城！黑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混蛋，一个个被红卫兵小将揪将出来示众。”

当年清华大学举行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实际上也是一次以打击、丑化批斗对象为主要目的的“活人展览”。据清华大学的文革史研究专家唐少杰记叙：

4月5日，蒯大富把中央同意批斗王光美的消息在清华作了传达。

4月10日一大早，井冈山兵团还是以“捉鬼队”等为主，把王光美从中南海家中押至清华主楼803室，进行了多次审讯，并逼迫王光美穿上1963年4、5月间她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时所穿的旗袍、高跟鞋、丝袜和所戴的草帽、墨色眼镜，还戴上了事先特别制作的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实质上，这场批斗大会是通过批斗、丑化王光美来打击、丑化刘少奇。

同时被押来参加批判大会陪斗的有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前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北京众多高等院校、前驻北京众多高等院校的工作组以及清华大学的300多名所谓走资派。

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人群流动的会场。从北京各处闻讯赶来的号称来自300多个单位共30万人，大家争相挤看被批斗的王光美，不少参加大会的人是怀着好奇心，“看清一眼王光美而了结”。这场批斗大会是形式多于内容，是清华井冈山兵团配合中央部署的批判刘少奇而演的一出过于戏剧化的闹剧。这次批斗的消息和照片广为流传，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12]

当年“活人展览”的亲见、亲历者们，各自都以为那是当地某些领导人“发挥了想像力，挖空心思，别出心裁”创造出来的，或“发挥才智，紧跟形势”发明出来的，其实，从以上所举事例可知，“活人展览”这种被《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斥为“践踏斯文、戏弄正义的政治恶作剧”的现象，在“文革”中并非只是在个别地方由个别领导者创造发明的，而是在从“文革”初期到“文革”后期的不同年代，在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不同地区都曾发生过的极富“文革”特色的时代“产品”，有的“活人展览”是“文革”初期在党政领导干部的支持或默许下搞的，有的是在党政机关瘫痪之后由造反派群众组织搞的，有的则是由“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或支左部队、公安机关、工宣队，由重建后的党委“一元化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搞的……主办者各有不同，但形式都是一样──以活人为展品。

“活人展览”这种反人性的丑恶现象发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当中，绝非偶然。长期以来，从“土改”时斗地主，到“三反、五反”时打“老虎”，还有“忠诚老实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运动中，在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中，人类普遍的人性已经被戴上了“资产阶级人性”的帽子而被“批倒批臭”，遭到“全面专政”，讲人性成了可耻、可怕的事，蔑视和践踏人性反而会受到鼓励与表彰，一切善恶、美丑、好坏、对错都以“阶级”和“政治路线”为标准来划分，人们普遍接受的教育是反对宽容，强调斗争，鼓吹仇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酷”，不但要“宜将剩勇追穷寇”，还要“痛打落水狗”……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即使比“活人展览”更丑恶、更令人发指的现象，也完全可以打着“革命”的旗号堂而皇之地“闪亮登场”了。

注释:

[1]宁波市文化局主办：《宁波文化网·文化快讯》，2005年12月11日下载。

[2]陈桥驿：《郦学劄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第4页。

[3]《苏州杂志》，1999年第2期网页，2005年12月13日下载。

[4]张毅：《石鲁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第281-282页。

[5]见南阳市人民政府主办、南阳市资讯中心管理维护：《中共南阳地方史简编·第七章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网页。

[6]《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第88页。

[7]《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第117-118页。

[8]《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第132页。

[9]刁锡浦：《荒诞的阶级斗争展览》，未刊稿。

[10]刁锡浦：《荒诞的阶级斗争展览》，未刊稿。

[11]宣城论坛/BLOG/陈昭月，2005年12月11日下载。

[12]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3页。

来源:《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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