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20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23名被同盟国认定为“主要战争犯”中的21人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如今，65年过去，这个对德国人来说独具意义的纽伦堡国际法庭在今年11月一改过去的有限开放制，实行对公众的永久开放。与此同时，由德国前外交部长菲舍尔委任的一个国际历史学家委员会最近发布研究报告称，德国外交部曾在二战期间和结束后参与屠杀犹太人以及包庇纳粹等罪行，并不像人们之前所认为的那样是个孤立的反纳粹机构。这两个事件向人们释放出一个信号：无论在政府还是民间层面，今天的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并没有停止。
一位老妇引发的调查报告
时间回到2003年，年过八旬的德国外交部退休翻译汉斯勒女士（Marga Henseler）在阅读外交部的一份内刊时发现了一则讣告，内容是关于当年二月去世的外交官弗兰斯·纽斯兰（Franz Nuesslein）。像通常的讣告一样，文章对纽斯兰的生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对逝者致以了崇高的敬意。不过，在汉斯勒女士眼里，这却是一篇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的文章。
错误何在？原来，据汉斯勒所知，这位外交官弗兰斯·纽斯兰曾经是纳粹分子，在二战期间助纣为虐，犯下过不少罪行。为这样的人歌功立传，她认为是很不恰当的，于是，她立即给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的菲舍尔写信，质疑外交部内刊上的这则讣告，菲舍尔阅信后大惊，赶忙下令禁止为前纳粹人士刊登讣告。此举引起外交部群情激愤，德国驻瑞士大使埃尔伯（Frank Elbe）甚至愤怒地写信给菲舍尔，称他下达的这项命令是一次“糟糕的危机处理”，会损害德国外交部的形象和信誉。不过，菲舍尔并未收回命令，并且执意彻底调查此事，自此，德国外交部的“家丑”也逐渐为外界所知。
两年后，菲舍尔委任了一个国际历史学家委员会，探究德国外交部档案，以揭示1933年至1945年纳粹统治时期外交部的真相。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外交部享有“正直人士避难所”之誉，坊间亦有不少外交官私下反对希特勒、暗中抵制大屠杀的传说。但在纽斯兰讣告的事件以后，菲舍尔已经感到，人们过去认为与纳粹并无瓜葛的德国外交部，似乎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干净”。
历时5年，参加调查的历史学家委员会发现，战时外交部阻碍或拖延纳粹政策的实例极其稀少，所谓纳粹时期德国外交官鲜有参与驱逐和杀害犹太人明显不符合事实。今年10月，这些历史学家共同出版了一本由他们的调查报告集结而成的书《外交部往事》（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随着调查报告的出版，德国外交部的“神话”也随之破灭。
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委员会透露，纳粹德国外交部拥有超过6000名职工，“绝大多数”帮助实施了大屠杀。书中揭露的一份档案显示，战时外交官弗朗茨·拉德马赫负责犹太人事务，当他1943年4月从贝尔格莱德返回柏林时，他向财务部门提交的报销单中申报理由一栏居然清晰地写着“清算犹太人”。此外，这份报告详细调查了外交部与纳粹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精英外交官在战后是如何漂白自己的。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在1946年作为战犯被处以绞刑，他的一批外交部密友和同僚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但是纳粹外交部在战后一直被戴上保护正义人士、反对希特勒、暗中抵制犹太人大屠杀的光环。
德国现任外交部长韦斯特韦勒（Westerwelle）对报告揭示的事实感到震惊，他称该报告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他承认，“外交部是所谓第三帝国犯罪政策的一部份，并积极参与了纳粹政权的暴力政策。它清楚地了解纳粹德国的犯罪方式，参与了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行动。”而最早发起这项调查的菲舍尔，庆幸自己当年顶住压力，揭发了真相。在新书发布会上，他表示，诚实对待历史对德国非常重要：“不要忘记，德国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民主国家，与我们能够正确面对历史息息相关。背负着这可怕的负担，德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的确，这份报告让德国人再一次坦然地直面历史，但无论是调查委员会、德国外交部，还是今天的德国民众，都应该感谢那位名叫汉斯勒的老太太。
反思历史之路并不平坦
德国外交部能够自揭其短、还原真相，体现出德国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传统。事实上，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的历任总统和总理都在不同的场合和时机代表德国人民进行了反思、道歉和忏悔，德国的普通民众也从来没有为纳粹的侵略和屠杀行径进行过辩解，这与二战的另一个战败国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德国对于自己历史的梳理和反省，一路走来却并不平坦。
1968年11月 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著名的反纳粹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西德总理库特·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并且对他说，二战结束仅20年，一位原纳粹党员居然能当上联邦总理，这简直是德国的耻辱。
这 “一记耳光”开启了德国国内清算“历史遗留问题”的浪潮。一年以后，库特·基辛格黯然下台，社会民主党主席、当年的反法西斯人士勃兰特成为总理。而在之前，整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德国对于纳粹的历史清算只是个别的现象，1951年，联邦德国议会甚至通过了恢复1945年被撤职的原纳粹官员的职位的法律。这是因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本人属于保守派，虽然他在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宿敌”法国道歉，但为了在战后迅速重建德国，他不惜启用大批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和专业人才，在冷战的掩护与阿登纳本人的庇护之下，许多原纳粹分子幸运地逃脱了应有的惩罚。阿登纳的道歉，也因此显得无足轻重。
勃兰特成为联邦德国总理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便访问波兰，众目睽睽下跪在了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这样做的人下跪”。这著名的一跪为勃兰特赢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也为德国赢得了举世的尊重。整个70年代，世界舆论对德国的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
然而，在保守派再次上台的80年代，亲纳粹的声音又不时回响在德国人的耳际。为此，1982年1月，联邦德国内政部取缔了新纳粹组织“德国人民社会主义运动劳动党”；1983年，查禁了右翼组织“国家社会主义者行动阵线”。即便如此，右派为纳粹“翻案”的企图依然时有发生。1986年，右翼历史学家诺尔特在一篇报刊文章中抱怨，纳粹德国已经灭亡40年了，因此这段历史应成为“过去”。并且，他还认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不是独一无二的，不应该被特别加以谴责。
诺尔特的言论遭到了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与左翼历史学家的回击，很快便被驳倒。但是，粉饰纳粹罪行的言论并未就此消失。长期以来，德国流传着“国防军是干净的”的粉饰性说法，认为德军在二战期间只是“服从了命令”，参加了“正常的”战役，没有参加纳粹大屠杀等罪恶行为。对此，属于左翼自由派的德国烟草商富豪林茨玛及其社会研究所组织了一个题为《灭绝战争——国防军的罪行1941—1945》的历史摄影展览，展出的成百上千幅历史照片，最终令“国防军是干净的”的谎言不攻自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无疑，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省是相对彻底的，并且这个反省的过程一直在持续的博弈之中，但是，今天的德国人对于过去那段晦暗的历史并不是三缄其口，禁止谈论。相反，在公众层面，对于纳粹和希特勒的历史的健康讨论非常的公开、透明。
在2007年的德国电影《拜见希特勒》中，电影的结尾时有一段十几分钟的真实采访，受访对象是今天的德国年轻人，访问的问题只有一个：“你知道谁是阿道夫·希特勒吗？”
年轻人给出的答案千奇百怪，有的人回答说是演员、运动员，也有人模模糊糊回答说是个政客，还有人坦白地说不知道。能正确说出希特勒身份的人还不到整个采访人数的一半。电影以一种调侃的方式表达了忧虑：对于历史的不断“重温”，在任何时候都是一堂必不可少的功课。
为了让德国的年轻一代牢记历史，今年10月15日，一个名为《希特勒与德国人》的大型展览将在德国历史博物馆举行。这是德国打破自1945年以来的禁忌，首次举行与希特勒有关的展览。德国从未举办任何与希特勒有关的展览，因为德国法律规定任何同情美化纳粹、否认纳粹罪行、宣扬种族歧视为犯罪行为。
根据1994年9月联邦议院通过的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德国不仅禁止使用纳粹的各种标志、口号和敬礼仪式，而且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纳粹象征的标记符号、标语和徽章，希特勒的头像作为纳粹的最主要象征，更是严禁使用。而对同情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诽谤、攻击和恶意伤害者，或宣扬种族歧视、否认希特勒第三帝国大屠杀犯罪行为者，可依法判处3至5年徒刑。
尽管德国政府对于纳粹的讨论作出了法律上的严格限定，但是这次德国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并不会引发人们过度的担忧，德国完善的教育法规明确规定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的有关纳粹时期历史的内容。德国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拿出了一整个章节和一个半学期的时间来处理二战主题。在教科书有关“二战”的章节内，又分了6个小节，可以说是近现代史中着墨最多的一个章节。“值得庆幸的是，下一代的德国人将牢记国家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像战后德国那样，如此全面和深刻地反省历史。”这是在二战结束60周年纪念时，德国之声网站刊发的一句话。正是由于过去的德国勇敢地承担了历史责任，才使得今天“纳粹”这个词没有成为困扰德国的一个词汇。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个民族能否诚实面对自己的过去，反映的不仅是其对待历史的态度，更是一个民族当下的精神状况——那份沉甸甸的外交部调查报告，说明了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