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火车上偶遇一个大陆来的旅行团，坐在我旁边的是某地大型国企的部门经理。从他的言谈中，可以感觉出他是一个踌躇满志之人，而且将小家庭照顾得无微不至。对于正在上初中的儿子，他更是早已有所设计，并准备尽一切努力帮儿子上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拳拳父子之情表露无遗，而我的眼前似乎展现出铺在他儿子面前的那条金光大道……
昨天看到《纽约时报》于12月11日发表了题为《中国大学生求职困难》的评论文章，文章称，目前中国大专院校毕业生从 1998年的83万，业已增加到600万（2009年5月），而且今年还在增加。然而，尽管中国的经济在增长，但却并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一些毕业生虽然成功地找到了好工作，但还是有许多毕业生受到连串的挑战和失望。
为此，社会学家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蚁族”，来概指那些居住在拥挤的房间里、辛苦赚取临时工的低薪的大学毕业生们。而仅北京就有至少10万这样的人。求职困难、工作竞争、低薪超时工作等等残酷的现实，加上背负着父母过高的期望，许多年轻人感觉前途茫茫。
读罢这篇文章，我的眼前一下闪现出了火车上偶遇的那位父亲的身影。或许，对他而言，即便读到这样的文章，也肯定不会在意。是啊，大学生求职困难跟他有什么关系呢？自己儿子的路早已铺好，“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这是他的豪言壮语。
也是，大陆谁人不知道：有权有势人家的孩子哪个没有好工作？而事实上，在中国，真正抱怨找工作难的正是那些家无权势或金钱的农民、工人、城市普通市民的孩子们。而在中国这样一个遍地依靠“关系”的国家里，无权无势，无钱无背景，就意味着处处受限。因为无权，考上大学的农民家的孩子可以被“偷梁换柱”；因为无势，公开招聘的入选者个个爹妈来历不凡；也因为无钱，想单独打拼、创业也成水中月。
可以说，在当今中国，不愁找不到好工作的除了那些能力超群的，就要属那些当官的和有钱的子女了。
看看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地方各级单位官员的子女们，哪一个不是靠着父辈的庇护，过得舒舒服服的？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任中科院副院长并出掌中科院上海分院、贾庆林的两个儿子和曾庆红的儿子则携巨款移民澳洲……。
中央领导的子女如此，地方领导的子女也毫不含糊，而且都是采取合理合法的手段。据大陆某媒体今年9月份报导，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在去年下半年进行了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此次招聘最终录用四人，分别为区劳动局局长的儿媳妇、区人事局局长的女儿、区劳动局副局长的儿子，还有一名是什么关系不详。
而日前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财政局下属的收费票据管理所公开招聘一名工作人员时，更是“明目张胆”。除了基本的要求外，还要求应聘者既是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还必须获得国外的学士学位。显而易见，完全是为某人量身定制。果不其然，招聘只有一人报名，并且没有考试就被直接录取，该人是当地某领导的女儿。
可惜，虽然许多人明知道诸多招聘考试，尤其是国家机关或国企的招考，都不过是走过场，但还是要去撞撞大运，结果只能是搭了时间又浪费了金钱。其实，很多职位人选早已内定，或是上级、本单位领导的孩子或亲戚，或是某关系单位推荐之人，留给真正应聘者的名额是少之又少。也因此，中国各个单位亲连亲的现象十分普遍，老子为官，儿子接班并非一个两个。
而那些有钱人也自不必说。有家族企业的，自然可以让孩子做“富二代”；没有企业的，花钱拉关系，为孩子找个理想的工作也不是难事。
剩下的只有平头百姓的孩子苦苦挣扎在这个由权势、金钱、关系决定一切的社会中。这种挣扎的艰辛在当今社会尤为明显。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三十年畸形的经济发展，使国企萎缩、中小企业多有倒闭，外资投资下降，导致吸纳就业人员的渠道更为狭窄，从而使“关系”在找工作方面显得比以往更加重要。此外，大学教育过度强调理论而不注重实际技能，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眼高手低，无法适应社会，这也是那些希望凭自己能力求职的学子们屡遭碰壁的原因之一。
也许，在当今这样的制度下，对于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们而言，除了继续无助地挣扎外，只能慨叹“谁让我爸不是李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