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高龄的吴敬琏老先生近日在接受北京媒体访谈时，再次批评中国股市处于“强盗贵族时代”。在2001年，吴敬琏曾毫不留情地发出过“中国股市连一个规范的赌场都不如”这样的论断，顿时激起舆论漩涡，引发了市场各方的激烈争论。相比上一次，这次舆论很平静，应该说，这是我们社会环境的进步。在过去10年间，虽然德隆式的猛庄已经退出了江湖，但沪深股市在规模急剧扩张的同时，却并未有效解决内幕交易、股价操纵等顽疾。上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等部门《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意见的通知》，再次凸显了打击内幕交易之任重道远。
证券市场因其信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特点，极易成为内幕交易与股价操纵的温床。而内幕交易，被《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称之为“人类本性堕落的大阴沟”。美国华尔街的发展史，就充斥着此类现象。
由于政府部门拥有政策的制定权和重大事项决策权，这往往蕴含着大量内部信息。胆大的政府官员如果以此谋利，则很难加以防范。William Duer可谓这方面的吃螃蟹者。1785年，他被任命为美国财政委员会秘书，他不仅与不法投机商勾结，而且挪用财政部资金，最终在监狱里了结余生。我们永远不能低估“信息差”所产生的强烈诱惑。在美国南北战争的葛底斯堡战役中，投机商在军队一线安排自己的情报员，事实上，华尔街竟然比林肯总统更早知道战役的结果。利润驱使下的市场力量，着实令人惊叹。
2001年2月19日上午，B股市场出现异动，沪深交易所紧急决定当天下午暂停交易，证监会随即公布了开放B股的消息。上海B股从2月19日的83.6点一口气上涨到6月1日的241.46点，涨幅达189%。想一想吧，提前几个小时获知消息的资金将获得何等暴利！由于一项政策从酝酿到论证再到出台，要经历很多环节，难免会有人提前获得优势信息，进而导致证券市场的异动，践踏市场的“三公”原则。所以，遏制内幕交易的关键在于，利用内部信息谋利的人，必须得到严惩，以树立惩戒效应。
法院系统也会被投机者利用。1868年，美国早期大金融家范德比尔特控制了巴纳德法官，让后者颁布法令禁止任何伊利运河公司的债券转换成股票。不料，其对手德鲁也让另一位法官Gilbert宣布：只要有需求，就可以把伊利债券转换为股票。最终，范德比尔特让巴纳德法官签发对德鲁的逮捕令，迫使后者逃往新泽西。
公权力的存在对维护社会秩序是绝对需要的，但公权力一旦被操纵对社会危害又是很可怕的。今年夏天，北京一位记者因为报道了上市公司凯恩公司涉嫌关联交易内幕，竟然遭到凯恩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罪名是“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在社会舆论的强烈鞭笞下，丽水市公安局以采取刑事拘留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为由，责令遂昌县公安局撤销对这位记者的刑事拘留决定。
股市泡沫往往吸引大量投资者乐此不疲。股市的疯狂也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巨大转移。华尔街曾被指责为“舔食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在创业板80倍、100倍IPO市盈率不断刷新的同时，一次次巨大的财富转移也在悄然上演。这也是大量“伪PE”热衷于PRE-IPO的真实原因。眼下的“全民PE”现象的确堪忧。
为解决股市换手率过高的问题，我国采取了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策略。只是，机构投资者并非天然的“市场稳定器”。英国金融家Ernest Cassel说过“我年轻的时候，人们称我为赌徒；后来我的生意越来越大，我成为一名投机者；而现在我被称为银行家。但其实我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在我国证券市场，万国证券、君安证券、南方证券的轰然倒地，令人错愕的“基金黑幕”，基金业屡禁不止的老鼠仓，无不在警示我们对机构投资者不要抱有天真的期望。
正如美国作家和经济历史学家约翰•斯蒂尔•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一书中所告诫的那样：人类社会有一条铁律，在没有外来压力时，任何组织的发展都会朝着有利于该组织精英的方向演进。这也正是吴敬琏先生发出“强盗权贵时代”警告的原因所在。中国证券市场要想绕过这一泥沼，笔者以为，为消除巨大寻租空间，一方面必须改革IPO行政审批的办法，另一方面则必须严厉打击内幕交易与股价操纵行为。当然，在利益集团的影响无孔不入的情形下，实现这一点无疑是困难重重，尤其是处理职能机构涉嫌内幕交易的相关人员时。为了赢得投资人的信任，处理此类案件，不妨先从确保足够的透明度开始吧。
肯尼迪总统的父亲曾是华尔街最出名的庄家，他曾经感叹“我甚至愿意分出自己的一半财产，如果这样做可以使我的另一半置于法律和秩序保护之下。”有趣的是，在被罗斯福总统于1934年任命为证监会主席后，老肯尼迪却力挽狂澜，有效整治了华尔街乱象，最终为“华尔街帝国”的崛起奠定了监管根基。
目前，沪深股市的规章制度可以说已经比较健全了，但制度的执行却令人忧虑。中国股市的未来，端赖于以巨大的执法意志突破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实现“三公原则”的真正确立。唯有如此，才能终结“强盗权贵时代”，走向透明的“伟大的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