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书记、“黑社会头目”、城建“局长”这些身份悬殊的人是怎样纠结在一起的？南都记者调查发现，他们的纠葛是在拆迁、开发的背景下展开的。在近年蔓延全国的拆迁大幕下，这个个案反映出权力、资本，甚至黑恶势力豪取强夺的真实图景。
离家出走的40多天里，朱志恒始终携带着写给纪检机关“举报材料”。（资料图）
张治刚否认和“逃亡”事件有关，也没有参与协调朱和“羔子”间的纠纷；朱的儿子是在意外交通事故中死亡。但朱志恒等人不这么认为。
颍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位高层私下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称，“羔子”是张治刚的一粒棋子。
从9月20日至今，朱志恒都处在“逃亡中”。
作为居委会书记，朱志恒和被称为“黑社会头目”的“羔子”矛盾不断。每次，他都会报警，但警方都无处理结果。而颍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局长张治刚则每每出面协调。
“但张治刚每次出面协调，都使矛盾升级，事情越闹越大。”朱说。最终，他成为“逃亡书记”。而种种迹象表明，张治刚也无可避免地牵扯进“逃亡”事件中。
张治刚何许人也？他就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赫赫有名的“颍上张家”的第二代核心人物之一，他的堂哥就是将一名举报人陷害致死的“白宫书记”张治安。
社区书记、“黑社会头目”、城建“局长”这些身份悬殊的人是怎样纠结在一起的？南都记者调查发现，他们的纠葛是在拆迁、开发的背景下展开的。在近年蔓延全国的拆迁大幕下，这个个案反映出权力、资本，甚至黑恶势力豪取强夺的真实图景。
“黑头目”寻仇 缘起拆迁地块
“逃亡”的朱志恒是颍上县慎城镇张洋居委会书记。
9月18日晚，朱的私家车轮胎、车门被扎。9月19日下午，他到张治刚办公室，和张谈起了这事。
11月3日，朱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他并没有猜测这是谁干的，而张治刚猜测是“羔子”所为，并说要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羔子”就是被当地人称为“黑社会头目”的卜凡勇。
张的协调引来了更大的风波。
9月19日晚，朱和颍上县公安局国安大队长杨中诚，颍上县信访局局长、公安局副局长汪利军，颍上县公安局治安大队长汪利群，颍上县组织部副部长戴学玺，慎城镇镇长王寅等人一起吃饭，羔子前来“寻仇”，他称，车子并不是他扎的，他要找朱算账。
镇长王寅立即打电话给张治刚，张则让朱回避一下。后在颍上县公安局治安大队长汪利群的劝说下，“羔子”等人才离去。
当晚和第二天上午，“羔子”夫妻带了多人到朱家闹事，并砸烂了朱家的窗户玻璃。(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Mark 南都网)
9月20日，朱开始“逃亡”。他坐车去北京，又从北京到成都、重庆、广州等地，在张治刚得知他到了广州后，朱又在南京、杭州、苏州、常州等地藏匿。
朱和“羔子”的矛盾是由一块地的拆迁引发的。
这块地共121亩地，原计划建成“体育广场”，这原本是城北新区的一个规划项目。
自2005年以来，颍上县开发建设城北新区，规划总面积为8平方公里。目前已经初具规模。城北新区的建设用地都在慎城镇原张洋村、前进村等几个村（后改为居委会）。“体育广场”的建设用地正在张洋居委会。
但这块地被征收后一直未建，有村民在里面种菜、种小麦。后来这块地改变了用途，将建成商品房，土地拍卖价格为1.93亿元，平均每亩160万元。而当年征收土地时，含青苗补偿费，每亩价格仅为2.3万元，永失土地的村民还要花钱购置安置房，补偿款所剩无几。他们只会种地，也没有经商的资金。所以当开发商需要开发这块地时，村民们要求将土地补偿款提高到现行的标准，每亩3.3万元。
“黑社会”介入拆迁、开发
“农民变市民，表面看上去很好，但是实际上农民成为最弱势的人。所以农民要么建违章建筑索要赔偿款，要么就以地价太低为由闹事，导致开发商无法建设，并导致拆迁工作很难做。”张洋居委会老书记荆春远说。
荆认为，这给黑恶势力介入工程开发提供了机会。
颍上县以前也有拆迁办，后来撤销，拆迁工作则由基层负责。就在朱志恒与村民展开持久的谈判时，“羔子”介入了。
“建设局认为我不能搞定拆迁，所以让羔子来拆迁。”朱志恒说。拆迁户只有拿到朱志恒、“羔子”等人共同签字的领款条时，才能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领到补偿款。
“羔子”介入后，拆迁工作迅速推进。
朱认为，那块地上仅剩小麦等附着物，只需要30万元补偿费即可，但“羔子”却花了100万元，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羔子”先用高额补偿款买通几家，以阻止朱的拆迁，因此激起朱和村民的矛盾。后张治刚出面协调，骂了“羔子”，让他到此为止。
张洋居委会老书记荆春远称，“羔子”高价补偿的目的是，在社区树立威信，瓦解基层权力，之后介入社区的工程。“黑社会”介入工程的伎俩是，怂恿村民闹事，如要求提高补偿款等等，致使工程停工，然后由他们出面摆平。开发商就会将一些工程让给他们做。“所以村民往往被黑社会所利用了”。
“如果让黑恶势力渗透社区的工程，社区的工作就更难做。黑恶势力目的是垄断工程，老百姓得不到工程做，比如运沙子、搬钢筋等等，还要向开发商收取保护费。而朱志恒阻止他们进入社区，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因此两人产生了矛盾。”荆将朱塑造成一名英雄。
6 月29日，朱接到一个恐吓电话，对方称朱有一个仇家，要拿他的一条腿。一会儿又打电话说，知道朱有一个6岁的儿子，“不搞你，专搞你小孩”。朱问，有啥要求。对方开价10万元，并用手机（号码为15127394351）发来一个农行的账户（账户号为：622848167014745）。朱遂报警，也并未汇款。
8月9日下午3点，朱志恒6岁的儿子在一场车祸中丧生。
官员与“打手”的合作
8月16日，颍上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称，这是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者没有立即抢救伤者、保护现场、迅速报警，而是驾车逃离现场，因此以“肇事逃逸罪”论处。
但据警方勘察，孩子出事地点是慎城镇焊接大世界门前非机动车道，宽7米，非机动车道北侧距离焊接大世界门前水泥坡13.5米，门前两面宽7米，西侧飞达农机公司门前两面宽7米，周围无遮挡视线的物体。
再结合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朱认为这是有预谋的故意杀人，但他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如果没有八九月份发生的系列事件，他不会走上逃亡举报之路。
他举报的不仅仅是“羔子”，还有张治刚。
“羔子”是慎城镇前进村人。2005年以前，他卖过猪肉、兔子肉，开过小四轮卖煤球，还跟过一个叫做“大平”的老大，因打架狠而闻名。
后因颍上县检察院、地税局、管仲中心村等工程都征用了前进村的土地，“羔子”得以介入工程开发，所以发迹，势力大增，甚至收拾了他以前的老大“大平”。
在城北新区开发中，“羔子”更是如鱼得水。“因为政府需要这样的人，凡是政府推动不了的，宁愿多花钱，让羔子去推动，而老百姓可以跟政府谈判，却不敢跟羔子谈判”。
“羔子”最先被时任建设局副局长曹勇起用，当时，曹分管城建、拆迁，因为拆迁难，他用了“羔子”。至今，曹仍在公开场合称，“羔子”早期是配合建设局的工作的，尤其是配合拆迁工作，“每天花100元钱雇佣瘸子、哑巴到钉子户家闹事，不算什么”。
颍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位高层私下透露，“羔子”的主要问题是虚报工程款的问题，而虚报工程款则是在他和张治刚结合之后所为。一次，“羔子”虚报工程款，但当时的建设局副局长李强不敢签字，“羔子”就到李家闹事，最后李被迫签字。
上述人士称，在城北新区开发中，张治刚和“羔子”的结合，使“羔子”成为“黑社会”。他购置了几台挖掘机、推土机，他的触须深入到大量工程中。
幕后的张治刚身影
即使在逃亡期间，朱志恒还在犹豫是否举报张治刚等人。最终，他决定举报。张的身影则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这一事件中。
张找过朱志恒的三弟朱长青，他还通过电话联系，或者在办公室里面见朱志恒的连襟岳峰，他甚至飞赴北京，找到朱在北京的二弟朱长虹，让他们劝说朱志恒回到颍上解决问题，不要再斗下去了。
张还赶到南京劝说朱回去。
但张治刚又极力撇清他和系列事件的任何关联。
11月6日晚，张和南都记者在合肥一美食城见面。他说，他早就不是建设局一把手了，也没有参与协调朱和“羔子”间的纠纷；朱的儿子是在意外交通事故中死亡；朱和“羔子”也没有多大矛盾，就是“羔子有挖掘机，朱志恒也有挖掘机”。
但朱志恒等人不这么认为。
颍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位高层私下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称，“羔子”是张治刚的一粒棋子。
张原身兼数职，巅峰时，同时任颍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慎城镇党委书记、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迪沟开发区管委会第一副主任等职。在国土资源部派人调查城北新区违规使用土地后，他被免去了3个职务，仅剩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一职。
到2008年底，他又被免去此职。
“被免去住建局局长职务时，他还是被任命为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协调建设局、房管局、市容局等几个部门的工作。但他和县委县政府的关系很僵，因此，他利用羔子阻碍城北新区的开发。”上述匿名人士说，“他还几次举报时任颍上县县委书记的刘辉，举报其在城北新区早期开发过程中的违规使用土地等问题。”
该人士表示，颍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名义上由一名副县长兼任，但他只管签字报销，日常工作都由张治刚主持，召开会议时，张坐在主席台上。他的办公室门口仍挂着“局长室”的牌子。
颍上县住建局该匿名人士称，张治刚仍在颍上县住建局一把手位置上，因此他还控制着城北新区的土地拍卖等方面的实权。
刘辉于2009年春节前调任阜阳市副市长。刘树生接任县委书记后，在内部会议上表示，对张的安排还是按刘辉定的调子。
“县委县政府造就了他，书记都是外地人，都有短期的目的，都为了政绩而得到升迁，也怕被他扳倒，否则，新城区很多房子都空着，但还在搞新城建设，老城区配套不完善却没人管，因为那都是看不见政绩的工程。”上述匿名人士说。
他还认为，张治刚将来若出事，则在经济问题上。
土地“运作”黑幕和“把柄”
“逃亡”中的朱志恒最初寻找媒体爆料，后来他成为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
他先找到了叶俊学。名片上，叶的头衔很多：《中国新闻顾问》网络中心CEO、中国法学会会员、安徽省经济记者协会常务理事等。
10 月25日，叶俊学在合肥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区书记得罪开发商逃亡6岁儿子被卡车碾死》，文章称：颍上县北城区作为县新城区开发，引起多方前来争夺土地或建设工程。社区书记希望公开竞标，由此得罪某方人员，6岁的儿子被卡车碾死，自己遭到恐吓、围攻，被迫走上逃亡之路。
之后，媒体上出现很多支持朱的评论。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同时，朱还给国家相关部门写举报信详细披露了一块地的运作黑幕：这块地136.1574亩，“作为住宅小区和商业开发用地，实际价值应接近2亿元。而被一些人暗箱操作，于2010年1月12日‘公开拍卖’竟以5100万元的低价拿到手”。
“公开拍卖”实际上是一次违法串标。朱在举报信上写道：
该商业用地于2009年12月23日发布了拍卖出让公告。之后，共有三家参与报名竞标，分别是阜阳的徐宏，我介绍的舒城（丽颍公司）的左总，卜凡勇（羔子）介绍的牛总。竞标时间定于2010年1月12日。在竞标日期之前，张治彬（三毛）打电话约我到法姬娜国际酒店815房间谈事。等我到了之后，房间里有阜阳的徐宏、羔子。
三毛首先开口说：“徐宏是我们颍上人，这次和中×老板来拿这136亩地。上面有我大哥（指原颍上住建局局长张治刚）关照过了，这块地他们是志在必得。舒城来的左总听说是你朱书记介绍的，你告诉他们竞标的时候就别举牌了，到时候给你朋友和另外一家500万元好处费就行了。如果不给这个面子，他们即使拿到这块地，价格也会出得很高，到手之后也没法干。另外，羔子也和你的朋友牛总说一下，放弃这块地的竞标，我也不会亏待你们的。”
当时羔子不同意，说：“三哥（指张治彬），这可不行。徐宏是大哥（指张治刚）你们的朋友，我羔子也是大哥你们的兄弟，更是死党，我也做了不少工作，而且我朋友牛总也答应事成后给我10%的干股。这样吧，我愿和牛总拿出1000万元，你们另外二家放弃，这1000万元包括有大哥和三哥你们二人各100万元，给阜阳的徐宏400万元，给舒城的左总400万元。事成之后还有大哥三哥你们俩的好处……”
另外，羔子又接着说：“今天大家都在这里，我可把话说到明处，谁要是跟我玩花招，别怪我‘做了他’（意思是要他的命）。”
后来，我的朋友左总也感觉到来自羔子那帮黑恶势力的威胁，所以放弃了，并且让羔子把那400万元打入到我建行的账户，再由我代为转账到左总指定的一个芜湖的账户。2010年1月12日上午羔子往我建行的账户打入370万元，并电话告诉我让我先期帮他垫付30万元，满400万元后打入左总指定的芜湖账户。几天后，羔子还给我30万元。此事就这样结束了。
在2010年1月12日上午11时30分，竞拍2010-03号地的当场，阜阳的徐宏主动放弃，舒城的左总也只是象征性地举了一次牌，最后羔子和他的朋友牛总顺利地把这块地以5100万元的低价拿到手中。
朱志恒说，因为握有这个把柄，所以张治刚最初想拉拢自己。他让朱与其弟三毛参与张洋社区内3万平方米安置房建设，预计有400万元利润，朱入干股，可以和施工方平分利润。朱请示慎城镇党委书记徐东辉，徐建议他不要和三毛搅在一起，朱因此放弃。之后，该工程因村民闹事、要求提高补偿款而终止。朱志恒认为，这可能是张和他结怨的起因之一。
被举报的“逃亡”书记
朱志恒真的一身清白吗？
实际上，在他“逃亡”期间，张洋居委会部分居民写了两封关于他的联名检举信。
检举信称，1998年，新世纪高中建设征用原张洋村新庄队土地75.08亩，经查，至今仍有5.6万元未分给村民。
按照原张洋村委会和原新世纪高中的约定，所征土地应扩大3%作为分到各农户的损耗，原征用土地75亩，应增土地2.25亩，按照每亩2.3万元计算，新世纪高中增加补偿款5.1万元，此款未发给村民。
后因多种原因，新世纪高中停建，所征土地退让给县政府，县政府赔偿了围墙建设款4.5万元，此款未发放给村民，
村民认为上述款项均被朱私吞。
检举信还列举了以下问题，2009年2月，朱志恒以8万元购买姜洪位于五里湖东侧的活动板房12间，当年5月因修路拆迁，朱利用职权，与慎城镇党委书记徐东辉勾结，经慎城镇李先平调解赔偿，赔偿98万元拆迁款。
张洋居委会位于五里湖西的鱼塘，被朱志恒和胞弟朱长青长期占有，其鱼塘所有权虽归张洋居委会集体所有，但2009年，鱼塘被慎城镇征用时，共赔偿80万元，此款被朱志恒、朱长青占有。
2010年，房产局退还张洋居委会村民购置安置房的款项，每套退还9500元，共120万元，但朱志恒答应每套仅退2000元，村民不满而上访。10月底，在朱志恒逃亡期间，慎城镇只好挪用其他款项为朱补窟窿。
另有举报称，朱志恒还利用职权，非法总揽承包张洋居委会安置小区的建设。目前，朱志恒本人有房产五处，其中私建的违章建筑有36间门面房，有豪华轿车两辆，其中一辆为林海房产赠送的。
村民苏传民还举报称，2009年，他为了建一处违章房，给朱送了一箱剑南春和一头羊，之后，他花了2万元建违章建筑，今年元月份拆迁后，获得补偿款3.8万元。
“建违章建筑都要征得朱志恒的同意，还必须买他家生产的砖。”苏传民说。苏还称，朱和“羔子”之所以产生矛盾，是因为“羔子”的介入削弱了朱的权威，使他很难在辖区内的工程中获益。
针对村民的举报，朱志恒向南都记者一一做了回应。
对于1998年一笔未分的5.6万元款项，朱称，那不是5.6万元，而是8万元。这笔钱由县检察院打入生产队账户，但被范维明、范维礼借走，至今未还。
4.5万元的围墙建设款，是范维新借走的。范是生产队长的儿子，他跟生产队借钱建了围墙。
至于5.1万元补偿款，确被村里用作办公经费了，但是经过镇政府同意的。而以往，每征收一亩地，村里提取2000元作为办公经费。
房管局退还的120万元购房款，被镇政府截留，用于修路、建排水管道了，在村民上访后，镇政府已退还给村民。
至于村民举报朱以8万元购买活动板房12间，却获得98万元拆迁补偿款，以及侵吞鱼塘征收补偿款等问题。朱解释说，房子不是他买的，而是其弟朱长青的所为，鱼塘补偿款由朱长青领走，因为鱼塘是他承包的。
从以上的资金走向和人物关系谱中，很难看出朱真的完全干净或者真的毫无责任。
作为一名居委会书记，朱自己承认的财产如下：他购置了1套安置房，另有5间店门面房，2002年，他购买了慎城大酒店50%股份，他还有一间生产建筑材料的工厂，一台挖掘机等等。仅挖掘机，年收入可达20万元。他有两辆轿车，一辆送给已经出嫁的大女儿，一辆是今年6月份购买的，他说，并非林海房产赠送。
至于他参与辖区工程建设的举报，朱回应说，“别的村的干部都介入工程，只有我没有。”
在颍上，安置房建设并不招投标，开发商由建设局和镇政府决定，这为很多官员寻租带来了方便。
比如，张洋居委会250套安置房，是由慎城镇政府和安徽省和平投资开发公司签订新农村建设协议的，“和平”再将工程转包给他人，每平方米收取40元管理费。 “和平”和“颍上张家”素有渊源，曾经投资开发了八里河度假村，而八里河风景区则是张治刚之父张家旺任职期间打造的著名的政绩工程。
这些蛛丝马迹表明，朱志恒“逃亡”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