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里，历数了李鸿章的“卖国”史，这不禁令人纳闷：当时慈禧太后是当家人，同光二帝是名誉“一把手”，下边还有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六王爷、七王爷，李鸿章最多算是分管外交外事外资朝政的“五把手”，如果按爵位排序，前面还有几尊位高权重、地位显赫的满蒙亲王郡王，李鸿章恐怕连“十把手”都排不上，签不平等条约时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行政常识告诉我们：李鸿章有什么权力随便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即使真的“卖国”，他也不应该是丧权辱国“第一责任人”。
走进历史的深处才明白，“弱国无外交”，愚昧无知、刚愎自用的满蒙亲贵连“卖国”的差使都办不了，满朝衮衮诸公，只有李鸿章懂外交，善斡旋，善于“与列强打痞子腔”（曾国藩讥讽语）。老资格重臣刚毅之流只能说大话，办不了大事，清流领袖翁同龢等辈书生气太重，不识时务，好人办不了难事硬事。在积贫积弱的条件下，熟悉内政外交的李鸿章努力运用老辣的政治智慧，玩“洋毛子”于股掌之间，善于少赔款，多办事，坚持能赔款不割地，能割半岛最好不割让海岛的原则，尽量减少损失。
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使，受屈辱，趟混水，涉险滩，挨谩骂，当替罪羊，并替太后一党背历史黑锅的烂差使。从能力上看，让满蒙亲贵卖国都卖不出好价钱，无德无能无知，只会说正确的废话以及百无一用的大话套话假话，里外不是人的差使都委派李鸿章出马。因此，在外交领域，李鸿章为满亲王朝背完了所有外交黑锅，堪称中国历史上“背黑锅”，受的委屈比窦娥还冤！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四大领袖人物中办实事最多的人，他主办的洋务中，有500多个中国第一，200多个亚洲第一。他是中国近现代电力、电讯、邮政、金融、外贸、铁路、航运、冶金、造船、教育、翻译、出版、海军、兵器等多项事业的开山鼻祖，培养的高级人才车载斗量。“中国威胁论”的首唱者是日本人，而日本人的危机感来自于李鸿章后半生的赫赫政绩。由于皇权专制体制的“瓶颈效应”，由于洋务事业“官办、官督商办”的“国有制”机制制约，由于权贵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对民办商业产权的侵害，由于科学技术和教育不发达，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了，为此，李鸿章也饱受诟病。在军事方面，李鸿章明知不可为而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战和交替，自办军工，自筹经费，自练军队为朝廷作战。但是，上层支持不够，中层执行不力，下层软弱涣散，扛洋枪的土包子士兵射击不瞄准，持大刀长矛的士兵一看见洋鬼子就跑，军队毫无战斗力，李鸿章为此落下指挥不力、劳师靡饷的恶名。
曾国藩可谓是门生如云，他最欣赏的弟子仅有两个，一个是准确预言“大清不出五十年必亡”、明知不可为则不为、精通帝王学、潜心治学、乱世坚决不做官的赵烈文，另一个就是逆流而上、一心一意把官做大的李鸿章。李鸿章升官的“诀窍”有二：一是做事，勇于担当，急难险重齐上；二是做人，主要手段是给慈禧太后、大太监李莲英和上层满蒙亲贵大肆行贿。不说平常，不算特别采购赠送的“洋玩艺”，李鸿章每年过年给上层权贵上的“拜年钱”多达二百万两白银。无论公私，李鸿章都是晚清官场的“买单”和行贿大户，否则，无法做事，更无法自保。李鸿章进士出身，饱读诗书，深知圣人教诲，知道礼义廉耻，身处污泥，不得已而为之，势利恶名由此而来。
晚清官场肮脏不堪，如同没人打扫的公共厕所，谁呆的时间越长，谁沾染的臭味越浓，谁被苍蝇袭击的次数就越多。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李鸿章实事求是、面对现实，他知道自己做不了圣人，也不想做圣人。以“裱糊匠”自嘲的李鸿章，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卖命到死，他遭遇的麻烦、非议和恶评最多，毫不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