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中国大陆处于全国大饥荒的高峰时期，当时我是上海医学院的学生，在附属广慈医院进行临床实习。
广慈医院本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教会医院，景色优美，各个诊疗室所在的大小楼宇，错落有致的坐落在这座美丽的大花园中，病友们在如花似锦的庭院中散步，自然感到心旷神怡。
医院领导却动员学生把医院里的草坪和道路旁的灌木丛统统铲除，改种瓜菜，说是苏修背信弃义，追讨抗美援朝的债务；加上自然灾害，粮食发生暂时困难，因而要求把医院里的土地利用起来播种瓜果蔬菜。党委一声令下，学生们立即行动，园丁们长期精心呵护的美丽花园瞬间变成了瓜菜地。但是学生们都是些门外汉，瓜和菜能有多少收成，就只有天知道了。
受定量限制，职工食堂卖出的米面主食总是分量不足，菜肴更少，大家都吃不饱。为了防止炊事员等人偷盗食品，医院建立伙食委员会，我被选为委员，负责监督食堂，每当开饭结束后，随时把剩余饭菜和米面等能吃的东西统统锁起来。
一九六○年，我被分配到上海市一个医院做内科医生，在门诊中看到许多全身浮肿的人就诊，给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医生出了一道难题。课堂上，老师只讲过浮肿是心肾疾病的一个征象，在心肾疾病严重时才会出现，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不可能像传染病那样在短时间出现许多病人。现在面对这么多的浮肿病人，一时真不知如何诊断和治疗，只得向老医生请教。老医生压低声音神秘地告诉我，这是严重营养不良性浮肿，因为体内的蛋白质极度缺乏，大量水分滞留在组织细胞间隙中，表现出全身性的水肿，此种情况过去十分少见，现在出现这么多的浮肿病人，显然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
有一天，一位朋友私下告诉我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一位在公安分局担任局长的老乡被突然抓了起来。原因是他上个月回山东农村老家探亲，发现全村人已经饿死了一大半，家人也是奄奄一息，景象凄惨，怵目惊心。可是村干部还在那里继续骗人，讯息完全被封锁，连他这个公安局长也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他回到上海后，公开说出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想不到此事被有心人回报给市领导，他便立即被捕，以「传播反革命谣言」罪开除了党籍公职，并押回农村监督改造。显然党和政府不许人民知道农村发生了大饥荒，继续严格封锁消息，毫不手软的严惩泄密者。因而，人们在公开场合总是避谈大饥荒，即使在私人通信中也不敢写出农村的实际状况，全国人民只能看到自己周围的小天地，对于外地情况一无所知。
有几位来自青海的病人，只有四十多岁，身体却衰弱不堪，走路要拄著木棍，两条腿肿得像粗木桩子，小腿和大腿一般的粗。据说他们原是从上海到青海的支边人员，那里农村大食堂早已是无米下锅，只能挖野菜充饥。他们为了活命，只有坐火车到上海投靠亲友。他们本是上海人，现在既没有了上海户口，也没有住房。亲友家每月按定量买的粮食不够自己吃，没有余粮，哪里有可能再长期招待客人呢？处境十分可怜。
这些病人肝脏肿得很大，血浆蛋白含量极低，处于严重衰竭状态，但是医生却不能做出营养不良的诊断。医院领导按照上级指示，不准暴露大饥荒和人民挨饿真相，只能使用新造的病名「浮肿病」来掩饰，有的地方干脆用数字「304」当饥饿性浮肿病的代号，使外人摸不著头脑。
二
治疗「浮肿病」的药物称作「浮肿丸」，成分是粗细面粉加少量红糖，每个病人限购一包，也只能是暂时维持生命罢了。日后才得知，「浮肿丸」也只是上海这样的国际著名大城市对病人的「优待」，全国其它省市的灾民是连这点少的可怜的「浮肿丸」也是无权消受的。
我当时在春节期间到河南安徽农村探亲，所到的村庄都是冷冷清清，行人极少，往日常常看到的老人们在街上相聚聊天和孩子们欢乐玩耍的景象现在不见了踪影。村中大食堂只供应稀汤，人人饿到有气没力，静静地待在家里。老人们因为把有限的食物省给年轻人吃，大部分都饿死了，人们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当时报上宣称人民公社大食堂能够让人敞开肚皮吃饱饭，实现中国几千年没有解决的难题，言犹在耳，农村食堂却只有大锅清水汤。共产党把打饥荒的原因归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加上苏修逼债造成的暂时困难」。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以来，党政各级干部不但强迫农民交出土地牛马等生产资料，还任意强夺农民家里的桌椅盆罐等等生活资料，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青年们忽而被派出去砍伐树林，大炼钢铁；忽而又挖沟开渠，深翻土地，地里成熟的庄稼却无人收割，集体喂养的牲畜大量死亡，以致犁地和播种等都要依靠年迈人力牵拉，耕作粗糙，产量大减。明明农业减产，干部们却还在讨好上级，胡说亩产达到了几千斤、几万斤。
毛泽东为了和苏修争当世界共产革命领袖，要把大量粮食支持外国，就必须向农民多征购粮食。征购粮食的数量不是按照实际产量，而是透过三级干部会，强迫生产队多报产量，把实事求是报产量的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残酷的批评斗争，直至撤职和开除。因而生产队长只能按照上级要求的「大丰收」， 胡报出远远高于实际的粮食产量，粮食局便根据假产量征购粮食；更因为卖粮价格由政府决定，极低的卖粮价使农民无利可图。
三
生产队为了完成粮食征购数量，不得不昧著良心把农民的基本口粮也交上去，食堂存粮不足以应付农民的基本需要，农民家里的粮食和锅灶早已被搜括一空，政府派民兵把守村口，不许人们外出逃荒。如此一来，农村中除了干部能够多吃、多占之外，广大农民就只有等待上级开恩回销口粮，或者饥饿而死。
地方政府不敢向上级如实报告缺粮情况，更不肯开仓放粮，许多村庄食堂连续多日完全没有食物供应，农民们把草根、树皮、野菜吃完以后，大批饿死；有的村庄，除了干部之外，农民全家死绝。
在河南、安徽、四川、山东等地，许多农村甚至出现「人吃人」和「易子而食」的惨象，成为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
有些农民忍受不了饥饿的痛苦，试图到政府粮仓偷抢，都被军队逮捕入狱，或遭无情残杀。
由于毛氏的党中央凌驾于各级政府组织之上，各种政策命令从北京直插到全国各个角落，大饥荒遍及全国性，各地只是因为自然条件不同而有轻重差别罢了。
全国所有的报纸、电台甚至邮局，都奉命封锁饥荒信息，谎言充斥著一切新闻媒体，身在城市的人竟然对于广大农村陷入大饥荒的惨状毫无所知，世界人民更是一头雾水，有些外国人还在盲目赞扬「毛泽东拯救了中国」。
处于大饥荒中的城镇居民，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制度，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职工，每人每月供应二十八斤粮食，居民只有二十六斤，工矿工人的劳动强度较大，定量可达三、四十斤，儿童则按年龄计算口粮。副食品油、盐、肉、蛋、蔬菜更是奇缺，每月不足半斤，食品商店里货架空空，各类饭馆一律凭粮票供应。
城镇居民依靠有限的食品得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比起极度缺粮的广大农村来说，可以算是天堂了。
当时在上海还采取出售「高级点心」、「高级饭馆」的政策，商店食品价格高出平时的五至十倍，一斤糖果几十元，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上海的资本家和有钱人，纷纷变卖黄金首饰，买高级食品救急，却苦了我们这些工资微薄的普通职工。
我每月的工资四十几元，要供应住在城市的四口之家和在农村忍饥挨饿的父母，面对市场上的高级食品，只能是望洋兴歎了。
我的父亲原本是县里著名的中医师，合作化以后，诊所和药店都无偿的交给了生产队，本人成了赤脚医生兼记工员，靠工分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
父亲当时身患多种疾病和营养不良性浮肿来上海看病，我想无论如何要让他吃一顿饱饭，我们一起到著名的国际饭店十四楼餐厅，吃了四小盘菜和两碗米饭，竟然花去了一个月的工资，使我们感到这些所谓的高级货，只是政府乘机赚钱的工具罢了，我们这些一贫如洗的职工，再也不敢问津高级食品。
四
有一天，我接到一位家在山东老解放区的老战友来信，因为生活困难得几乎维持不下去，要求我寄给他五块钱和五斤粮票。这个要求本不算高，但是我却迟疑了许久才决定寄出。因为我每个月已经寄给父母亲粮票五斤，如果再给战友五斤，我就难以维持基本生活了。
果然两个月后，我也出现了肝肿大和下肢浮肿，整天感到昏昏然少气无力。好在我能买到「浮肿丸」充饥，菜市场尚能买到咸肉咸鱼，虽然咸得难以下咽，用水浸泡以后，也能多少补充些蛋白质。
想不到几个月后，新寄给战友的信被退回来，信封上写著「无处投递」，再寄信去，如石沉大海没有了消息，不知是否全家人都饿死了？让我伤心难过了许久。
毛泽东为了应付全国大饥荒，实行严酷的城镇农村户口隔离制，强制把中国人画分为两个等级，城镇户口的人可以买商品粮和少量副食品，而农村户口不供应商品粮和副食品，口粮只能自己解决。城镇户口可以转为农村户口，却不许农村户口转入城镇。
失去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农民，每天被干部驱赶著从事超强度的奴隶式劳动，却分不到应有的口粮和零用钱，只能记录几个「工分」，到了结算时，一个工分只值几分钱，一年的劳动成果还不够买基本口粮，许多生产队甚至把农民应得的口粮也卖掉了。
当时农村青年不能外出做工，工矿企业只招收城镇户口的人，户口制度加缺粮使得农民陷入了绝境。
在全国大饥荒的年代里，城镇居民靠少量定量粮得以维持住生命，四千万农民被活活的饿死，受难的人数之多和范围之广，超过古今中外历史上任何一次灾难，正应了毛泽东的「万户萧疏鬼唱歌」了。
在全民勒紧腰带苦苦挣扎的日子里，只有军队受到特殊照顾，士兵吃饭不限量，军官有酒肉，军人复员以后还可以安排工作。我曾经参加几次招兵体格检查，有机会和军队共同生活，目睹了军人主食随便吃，天天有肉菜的伙食，深感毛泽东视军队为命根子的奥妙。
因此，农村青年把报名参军看做是「鲤鱼跳龙门」，如同脱离苦海登上天堂一般。毛泽东有可靠的枪杆子，实行铁血统治，可以把任何反抗消灭在摇篮之中，即使全国饿殍遍地，也未能发生历史上常见的大规模饥民暴动和农民起义，大饥荒的全面真相被隐藏的严严实实，至今不为世界所知，保障了极权专制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