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是敌我矛盾，就可以狠狠打”
12月24日，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撰文《打死挖个坑埋了》，揭中国警察随意对他及另外一位中国公民张永攀恐吓、暴打等违法行为。
打死挖个坑埋了
12月24日，滕彪的文章《打死挖个坑埋了》在网络上被众多网友传阅转发，文章纪录他在23日晚间被中国警方暴打和恐吓的过程，德国之声电话采访了滕彪。
记者：“滕彪，看到你的文章《打死挖个坑埋了》之后，知道你又经历了中国警方的暴力，首先还是想请你谈谈这次的经历？”
滕彪："23号晚上，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张永攀去探望被限制自由的范亚峰的母亲，进入单元门，发现有保安跟踪并阻止我们进门，我们进入范亚峰母亲家后，保安就通知了楼下的国保便衣，对方执意要检查证件，我以没有法律依据拒绝，随后，他们叫来更多警察，用暴力强行没收眼镜、手机等私人物品后，将我们带到双榆树派出所。
到派出所后，警察先是对我进行辱骂，后又施暴行，我的手被打伤出血，另外一帮警察又将我拉到一个墙角，用力拽我的领带，到最后撕破了衣服并拽断了领带，边施暴连讯问一些问题，如：你们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等？我们拒绝回答，这时有一个警察大声恐吓说：‘跟他们说那么多做什么，别废什么话，打死挖个坑埋了算了，正好我们有地方埋，你以为你失踪了家里人能找到你吗？北京缺了你一个人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警方一直对我们威胁到晚上十一点半多，有很多中国网民赶到双榆树派出所声援，警方谎称我们不在里面，后来北京市公安局来人，核实我们的身份后才将我们放出。”
普通民众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
记者：“这篇文章发在网上之后，很多网友作为评论，认为中国没有司法，警察就象文章中警察自称：是拿执照的黑社会，你作为一位律师、法律学者怎么评论中国司法和中国警察？”
滕彪：“我在里面感触比较深，后来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后，我也就放心了，他们不太可能把我真的打死，但是如果当时他们真的不耐烦，没有去核实我的身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很多人比如说底层访民、农民工、或是其他的犯罪嫌疑人等，进了派出所，那些如狼似虎的警察什么都做得出来，我自己介入的刑事案件很多，刑讯逼供，滥施暴力的情况非常普遍、非常惨烈，从这点上看，普通民众的人权状况处在非常糟糕的状态，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
曝光会给作恶者一种压力
记者：“文章发在网上后，有网友认为应该曝光警察违法行为，有人认为不该把这个过程曝光，说这样会引发中国警察的报复，你为什么要用文章曝光他们的行为？”
滕彪：“首先警察的恶行不加以曝光的话，他们作恶就没有任何成本，他们还会继续作恶，因为我当时眼镜一直控制在他们手中，我无法看清他们的警号和名字，如果知道的话，会把他们全部曝光第一是进行道义上的谴责，他们的行为不仅违法，也违背最基本的人性道德。如果有更多的人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见证这个时代的罪恶，对作恶者是一种压力。有很多人有类似的经历，但他们不愿意或不敢写，因为的确有可能受到警察的报复，但因为我的身份（法律学者、维权律师），我在文章中也有一个反思，我不怕他们报复，由我来曝光这样的事情是比较合适的”
法律系统还没有从政治系统中分离出来
记者：“在这篇文章中有一个点是比较值得关注的，警察说：只要涉及范亚峰，就是敌我矛盾，就可以狠狠地打，以前我也知道，中国有些红线问题，比如‘六四’、‘法轮功’、‘民族问题’等，对这些问题，完全不在司法框架内，你怎么看？”
滕彪：“从大的环境来看，就是整个的司法还不独立，法律系统还没有完全从政治系统中分离出来，一旦涉及到政治性的案件，比如‘政治犯’、‘良心犯’的案件、或是‘六四’、‘新疆’、‘西藏’等这些最敏感的领域，就根本不要指望他们讲法律，所以警察对我说的刚才那句话‘这就是敌我矛盾，我们就不和你讲法律了，你能怎么着’，这就非常明显地反应中国法律的这一特点，类似这样的事情他们完全不讲法律。”
人权和自由不会自动到来
记者：“12月23日，中国拒绝在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公约》上签字，可就你刚才所说，很多普通人可能面临无法想象的情况，你怎么评价中国政府这一行为？”
滕彪：“中国强迫失踪的情况还比较严重，联合国这个概念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很多人包括一些犯罪嫌疑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还有一些是被抓进警察局就失踪了，这种案例还不少，在国际上比较有名的维权律师，也有的长期处在失踪状态，最典型的就是高智晟，曾经失踪14个月，后来出现了几天之后，到现在又失踪10个月，这种情况，按照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公约》这种犯罪属于非常严重的‘反人类罪’，中国政府害怕公约对他的约束，所以就拒绝签署这个公约。遏制警察违法和争取自由要靠普通行动者一点点争取，也一定会有不少人付出代价，但是如果没有争取自由的过程，人权不会自动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