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67年8月19日～8月底，在湖南零陵地区大屠杀和江永大屠杀风暴中，在当地一派“杀知青”的威胁下，下放道县和江永县的长沙知青的逃亡事件。
1964年9月，6000多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无缘上大学和就业的长沙知青，被下放到江永县。“文革”开始后，因长期受到阶级斗争的压制，下乡知青一般都支持当地造反派，被时称保守派的头头和地方当权派视为眼中钉。而下放知青与当地农民也存在着不少矛盾。
1967年8月，零陵地区发生以道县为中心，波及11个县的大屠杀事件。江永县是这场大屠杀的重灾区之一。在这场大屠杀中，杀人凶手们决心要铲平支持对立派的下乡知青。对知青同样实行“肃清阶级敌人”的屠杀行动。
道县和毗邻的江永县的一派群众组织头头，在大杀阶级敌人的“红色恐怖”风暴中，开始策划对“出身不好”的下乡知青进行屠杀。8月17日，江永县的武装民兵在当天的杀人行动中，“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凶徒，在县城江永饭店，用霰弹枪枪杀了长沙知青、“地主狗崽子”、颇有影响的桃川公社“知青诗人”王百明。
随即，瓦扎湾知青被集体捆吊，大队民兵营长公然宣布：再有破坏行动，全体就地消灭。
8月19日，零陵县发生屠杀知青的“八•一九”惨案，打死9人，伤15人。消息传到道县和江永县，引起下乡知青的极大恐慌。随后，在江永茅草地工区知青点，“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害了未及逃走的长沙知青余沛昌。在江永、道县和江华等地，许多公社开始密谋“清理阶级队伍”，杀害出身不好的长沙和零陵下放知青。而一些大队中，平时与知青有过矛盾的贫下中农，也开始自发煽动和纠集人手，要对搞掉知青。道县牛路口公社的几个干部召集该大队几个“斗争性强”的光棍，要杀掉男知青，“搞几个长沙妹子”，“搞个知青当老婆也蛮不错的”。
随即，江永一些公社头头已经开出要杀知青名单的传闻，让知青们惊恐万状。几千名知青开始互通信息，自发进行集体大逃亡。为避免沿途遭到不测之祸，逃亡知青或三五成群，或集体结伴而行，为避开沿途哨卡，绝大多数人选择了走人迹罕至、崎岖难行的山路，绕道向湖南郴州、广西全州、桂林火车站聚集。然后搭乘火车或汽车返回长沙。
正当此时，江永县周家帮村“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几位头头开了个碰头会，会上，大队民兵营长磨拳擦掌地表示，在“搞掉阶级敌人时”，坚决不能放过苗王楼的知青。于是，在全村抓获四类分子连带家属共有二十多名“阶级敌人”的行动中，6名未及逃走的长沙下乡知青被抓。因村中老支书与知青有交情，将6人放出。后6名知青开始逃亡。
8月17日，江永知青所在的铜山岭农场开始屠杀“四类分子”，跃进队杀5人。当夜，98名知青带一个婴儿开始逃亡。他们翻山越岭，南向广西麦岭急行军。次日到达广西麦岭府，赶上当地有军队帮助帮助麦收，他们混进麦田，帮助部队收割。
20日，部队派车将他们上了红石渡(现名白石渡)北上株洲的火车。到达株洲后，一行人又被易家湾武斗阻滞，其时恰有三部大卡车，运三具武斗尸体回长沙，又有知青往返联系，98位知青得以坐运尸车，回到长沙。
8月19日深夜，下放红旗公社、井边公社、厂子铺公社的知青得知公社民兵已开始设卡，即将进行屠杀后，3001多人开始逃亡，
马河、白水、桥头一群约200名知青，步行近百里接近广西麦岭的县界线附近，遭到民兵拦截，有一位叫文丁的知青，戴军帽，敞开军装，露出腰上捆扎的一排手榴弹，作引爆状。民兵吓懵了，缩到一边，一直等到最后一名知青通过关卡，文丁才拔腿去追赶队伍。事后，他抹去额上的汗，说：“手榴弹是训练弹。”
一批知青从江永杉木冲经古宅、大畔，通晚在羊肠山道上跋涉。第二天，队伍走到广西灌阳县，第四天，强行军到达湘桂线全州车站。
江永县的长沙知青如惊弓之鸟，从三个方向逃逸几天后，在梆州、全州、桂林火车站开始聚集。尤其是在全州，几天之内，啸聚近千名。这些知青历经艰苦，终于死里逃生，回到长沙，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