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前，台湾作家吴淡如曾在其自传书《昨日历历，晴天悠悠》中，引用“六个半饼的故事”来解喻人生：有个人一直吃饼，吃到第六个半饼才饱，他就怨：“早知道我吃最后这半个饼就好，何必白白浪费那前六个呢？”
然而，人生若没有那前六个饼，又怎么可能会饱呢？
在畅销作家兼知名主持人的光环背后，吴淡如的灵魂，其实长期处于“饥饿”的寻觅状态。童年时，她渴求不足的爱；叛逆的年少，她渴求缥缈的幸福；痛失至爱的小弟后，她渴求能疗愈悲伤的拯救者。
透过灵修、透过写作、透过追求工作的成就感，她曾经以为自己已经走出阴影，得到“饱足”了，但为什么总还是有几分失落？直到女儿小熊的来临，吴淡如才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她就是自己一直在等待着的解答。
Q：请谈谈你的原生家庭，你父母的教养态度为何？
A：我出身自一个小康家庭。我父母都是老师，大部分的人生都在平静无波的校园里度过，他们都是单纯善良的人，但是，都不懂得如何表达“爱”。
我们姊弟从小就在父母超高标的期望下长大。
我一直都很会念书，但再会念书也没办法保证每一次都可以拿满分。记得有一次我虽然是第一名，但数学“只”考了九十四分，回家竟然被“扁”了一顿。因为我是女孩子，妈妈觉得我迟早要嫁人，她不只要求我要有好成绩，还要懂得操持家事、照顾弟弟。总之，她希望我是个“全能”的小孩。
因为我天生就有点反骨，在家里动辄得咎，在学校也受到“严密监视”。我有点倒霉，在我妈妈任教的小学就读，一点“言论自由”都没有，只要在班上稍微犯点小错，或在作文簿上透露些许委屈，我们老师就会一五一十跟她“同事”，也就是我妈转达，于是我回家又有苦头吃。久而久之，我就学会报喜不报忧。
我小弟跟我一样，也是很会念书的孩子，但父母亲仍然觉得他“还不够好”。他国中时老是“只能”拿全校第二名，因为总有个很厉害的第一名挡在他前面。虽然全校第二名也已经很好了，但我父母还是若有所失的抱怨：“你看看人家，家里只是卖猪肉的，成绩却比你好！”
而我大弟因为比较不会读书，一直活在我们的阴影下，但还好他是天性乐观的人，这种压力并没有摧毁他。
我母亲很年轻就结婚，她高兴的时候很疼孩子；但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就有得好看。加上严格说起来，我的照顾者其实是我的祖母，这让年幼的我十分错乱，我不知道妈妈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到底是欣赏我，还是不欣赏我？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我好像永远都不够好。
因为这种挫折感，我十四岁就下定决心要离家生活，自己从宜兰搭火车到台北参加高中联考。而且我发誓一定要考上北一女，有一个坚强的好理由可以离家独自生活。
Q：你跟父母亲，一直都没有办法建立很亲密的互动关系吗？
A：在我年纪还轻的时候，真的很难。一方面，我的父母不擅长说“爱”；二方面，我年少时的个性也很叛逆，彼此关系经常是剑拔弩张的。记得大学联考后选填志愿，我父母希望我填台大外文系，以后毕业可以当老师教英文，我偏偏坚持要填法律系。我爸怒极拍桌，我也不甘示弱拍回去；他撂狠话说不帮我付学费，我也不客气顶回去：“谁怕谁？大不了我去打工！”那时候的我，真的倔强得像一只斗鸡。
我那个年代，很多父母都有种奇怪的倾向：习惯把孩子的挫败，当成是自己的耻辱。孩子学业不顺、工作失利、恋爱失败或婚姻生变，他们脑海中先想到的念头不是“孩子在这过程中也受了伤”，而是“真丢脸”。在这种情况下，家，绝不是一个避风港。孩子在外面受了伤，必须自己处理伤口，不要带回家让别人耳语、让家人“丢脸”。
我从台大毕业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人生陷入低潮。我写书写了八年，才终于突破连第一版都卖不完的窘境；在那之前，我混得很差，感情失败、工作也遭遇瓶颈。从小就很“优秀”的我，一直自尊过剩，变得这样落魄，根本不敢回家。甚至有好几年，我连年夜饭都没回家吃，免得还要承受亲族们的异样眼光跟冷嘲热讽。
有一年，我朋友邀请我到她家吃年夜饭，夹在和乐融融的一家人里，让我更觉自己是个不相干的外人。那一顿饭吃得好心酸，饭后朋友妈妈包了两千元压岁钱给我，我当下忍住情绪，回去以后才崩溃痛哭一场。
因为心里对“家”总有个解不开的结，加上后来小弟自杀离世，给我很大的打击，我更怕过年了。那种喜气洋洋、阖家团圆的气氛简直令我发指。后来我索性一到新年就逃出台湾，长达十几年都是这样，直到生下小熊，我才有勇气留在国内过年。
连年都不过了，更不要提参加什么家族聚会。我连跟我爸妈独处一室，都会不由自主的全身发毛，我害怕他们会问我那些让我痛苦的问题。因为这种“怕”，我在外面无论发生任何遭遇，都不会拿回家讲，甚至连我结婚，也是婚后才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