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爱国运动纵容了学生火烧曹宅的犯罪活动，开启国民革命的暴力邪道。
暴力是人世间兽行的表现，是人的魔性的展现。其实质就是强力和武力。人通过身体力量和武装力量强行行事，就是施暴。例如男人违背女人意愿强行与其亲吻。再如日本1930年代出兵强行侵占中国领土。暴力是个坏东西。这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历程中早已是国人的共识，是中国道家无为、儒家斯文、佛家慈悲长久教化的结果，却在五四运动之后越来越被肯定，致使今人难辩中共之邪恶。
暴力的实质或内涵是强力和武力，却不能等同于强力和武力，犹如和尚的实质是出家修炼，却不能说和尚就是尼姑、道士、密宗喇嘛、基督神父等。但暴力这个词实际上经常被人跟强力和武力混同而发生歧义，这需要辨析以区别。
人之初尽管性本善，却气质中也有很多恶性，比如好吃懒做和逞强斗殴。这很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相处，所以在文明国家就有警察以强力来制止好吃懒做者的偷盗行为，军队以武力保护国家不被外国军队入侵占领或野蛮部族烧杀掠夺。也就是说，遵守合乎人的善性、理性的法律或和谐、正义原则，国家警察实施强力阻止世人犯罪，军队使用武力保卫领土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自由等以阻止侵略者掠夺和奴役的行为并非暴力。这时候、这种情况下的强力和武力是正义的。
问题在于，通常人们并不能或不去分辨强力和武力之正邪。例如儿女找刺激吸毒，父母可能就打骂儿女强行阻止。每个人心智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带着爱的邪气，激愤亢奋都往外冒。中共邪恶并不在于它使用了强力和武力，而在于总以强力和武力维护其一党极权的专制统治，用国家军警对人民实施暴政。中共所以能这样，在于它狡猾地利用了中华民国全民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激奋邪性。那时工农商学兵参与或纵容打骂人和烧房子等暴力抗议政府的外交软弱，逼迫北京北洋政府违宪免官。这被中共后来利用煽动武力革命，颠覆了南京政府的政权。
正如武力有正邪之别，革命也一样。暴力是邪恶的武力，是必要的武力被恶搞，并被共产党用来粉饰它为颠覆南京政府而在农村搞的纯属乱搞的抢夺所谓地主土地的暴力，跟缔造共和宪政必须推翻满清政府的武力故意混淆。武力革命有中国正道的古代汤武革命、现代辛亥革命和邪道的现代共产革命，也被搞乱了。
这是怎么回事？革命在中国一直是天大的事。五帝时期600年天下为公，政府或世袭或禅让，贤才掌权，没有革命。夏商周三个朝代，中央政府只在姒、子、姬三姓部族的贵族中交替。这1800年的族天下，只有从姒姓到子姓和从子姓到姬姓的汤武贵族抗暴革命和西周国人抗暴逐王行动。革命关天，不能轻举妄动。据《尚书》和《史记》记载，汤武革命都是在“淫乱＋暴政”朝政时出现。
载入史册的汤武革命并非一次，实际上是商汤和武王先后两次革命，前后相隔约6、7百年。革命即改朝换代，并非今日几年一次换中央政府首脑这样频繁。这是换天帝星球的大事，所以夏商两朝一千年有多，惟末年才发生了两次。商汤革命约700年后的商朝末年，才再有武王革命。背景是纣帝恃徒手击毙猛兽和拉九牛倒走的勇力，与魔女妲己沉溺于宫廷享乐，酒池肉林的宴会大吃大喝，七昼夜不停享乐，炮烙酷刑之外更发明敲碎赤脚过河者的脚骨、剖开孕妇的肚子、将忠臣侯王剁成肉浆，逼被称为圣人的姬昌吃儿子的肉，挖被称为圣人的叔叔毕干的心。夏、商两朝晚期末年，如此荒淫残暴的失道政治天怒人怨，才有诸侯革命。这一千年有多的漫长历史岁月里才仅仅发生了两场革命，而且并非谁都能搞的。
商汤、姬昌，都是载入史册的中国圣帝、儒家贤王，汤武革命并非私心策动的结果，而是顺天意民心不得已而为之，并且作了周详的准备并将改朝难免的振荡尽可能减低到最低。汤武革命，都是在前朝暴君失道丧德、民心丧尽的时候才发动。例如夏桀帝的肉山酒池狂饮和夏朝黎民宁愿长夜里与桀帝同亡。再如纣帝剖开孕妇的肚子满足其好奇心的疯狂。革命的准备者商汤和伊尹，姬昌、姜尚和周公，都表现了当时和后人公认的德行：商汤出外巡视，劝阻农夫捉飞鸟四面张网捕，传播网开三面之仁爱，40个诸侯由此弃夏归商；姜子牙以和平方式解决与虞国和芮国的疆界争端，打通伐纣东进的通道。汤武革命，都是在前朝历经几百年统治如枯树将倒之际劈一雷电而已，故而都一战而胜。无论商汤帝建立商朝，还是周武王建立周朝，都沿袭前朝的祭天传统并以礼相待归顺的诸侯。
《周易•革卦》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说：载入史册的商汤革命灭夏、武王革命灭商并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是天命人心使然：是执行天命，所以比前朝更敬鬼神、知礼义；是顺应民心，所以为人民由衷欢迎。
周朝之后直到清朝末年辛亥革命之前，三千年中国历史中没有革命，但并非没有武力和强力。其间西周国人暴动、春秋战国兼并战争，以及秦汉到明清历代皇朝的农民暴乱（落草为寇、攻城为王），例如从秦末陈胜、新末绿林、东汉黄巾，直到明朝李自成、清朝太平天国起义（暴乱）等，都是形势所迫的铤而走险，是历史安排的朝代转轨：或者转变制度，例如西周周召共和十几年为古希腊城邦共和国历史涅槃铺路，再如秦灭六国以官僚制替代贵族制为中国两千年皇帝政府奠基；或者兵征天下，为新的中原皇朝主人，例如唐朝李世民和清朝康熙坐江山立威。这些暴乱武力并非汤武革命的贵族道德顺应天命所为，却大都是平民迫不得己，犹如《水浒演义》中所述林冲、宋江似的一百多年前就安排了的逼上梁山。
晚清末年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是中国汤武革命之后的第三场革命。这场革命是早在西周国人暴动•周召共和时就作了历史安排的大势所迫，因此在孙中山多次起义难产和失败还没有获胜准备的1911年秋季，却由于新军连长吴兆麟、班长熊秉坤等官兵，陈胜似的绝地求生的铤而走险，强占军械处而突然获胜。又因为平民革命者缺乏夏商周王公贵族道德理性的缜密思考，例如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后，高估其政治品德而后悔，使中华民国航船颠簸。
宋教仁被暗杀是上苍给中国“士农工商”各阶层合力创建共和宪政的一个考验。商汤伐桀第一次革命600多年后，华夏部族联邦国家才有武王伐纣的第二次革命。中华民国汉族却在辛亥革命才一年半、袁世凯远比桀纣好就掀起二次革命。依照周易•革卦指示，辛亥革命之后应该是：巩固自己宪政知识，筹备下次国会选举，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们先要虎变、豹变、革面等。革卦预告很清楚：孙中山应当坚守让位的诚信，继续完善国会、检察官等宪政制度，自身抓紧实现华盛顿告别大陆军总司令位置八年之后再竞选总统似的虎变，耐心等待袁世凯的力量盛极而衰，向还在强盛状态的袁世凯动武必败，之后国民党将被解散、国会将流于形式，导致重组革命党，从护国和护法的北伐军政再次开始共和宪政。事实上五四运动之后5个月中国国民（革命）党重组，民国15年发动第三次革命。
中华民国18年的1919年，南北已成分裂之势，武官操控政治也成惯性。工农商学兵，各有各的主业，学生主业是读书作业，游行罢课是副业，煽动市民罢市、罢工是不务正业的邪门歪道。五四运动使中国学生不专心学业，热衷街头政治，偏离宪政正道：起步偏离斯文，上街振臂高呼口号，容易偏激亢奋入魔；接着偏离自省，请愿责备政府官员卖国是情绪化，结果忽略了民权必须的自律；第三步偏离程序，请愿表达被拒绝，不顾违犯法律地“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第四步偏离宪政，“三罢”罢了三个外交官员，等于市民成了议员废了国会。
街头政治唱戏似地驱赶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下台成功，后果是：读书人没有西方公民完善国会选举的耐心，充分利用宪政赋予的言论、结社的自由权利，不断掀动科学、民主、无政府、共产等主义革命。民国初期，乡村绅士和城市资产阶层的政权代表，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曹锟、蒋介石等，无论谁上台，立刻成为革命对象，先口诛笔伐搞臭，后武力革命打倒。乡绅阶层在官府和国会中沿袭礼教传统趋于政治稳定的保守立场，留学文人和国内大学生以西方文明为理想模式，对国会、官府和法院组成的大政府严重不满。官民极度对立。
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6里，在共和民权保护下，洋文人和洋学生，拿兑现承诺必须几年时间的政府当成天天要刷的政治马桶。五四运动因此造就出一批空喊“爱国救亡”口号的文人或政客，以“起来，不做奴隶”的煽情歌曲、戏剧鼓动青年推翻政府，以改天换地的革命为职业。暴力坏东西，在希腊神话中，跟强力一样被当作是宙斯神的仆人，却由于五四运动促成马列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想，成了革命者的神，从而使中共后来可以利用学生运动，以爱国民主名义扰乱南京政府执政，乱中夺得大陆政权。
五四运动以民主与科学思想为强国西药，将官员当政治蛔虫打；宽恕梅思平、张国焘等纵火犯，犯人不服刑还成了教授、革命党高官；不断掀起新政府取代旧政府的新革命，好像跨栏比赛。西方几十个民族两千多年接力才得以实现和开展的立宪、共和、民主、北伐、土地、共产至少六次以上的革命，却要没有律师议员思维和公民宪政传统，搞朋党政治历史悠久的汉人20、30年实现。政府必然成为军人或学生型土匪的政治玩具，革命走入枪杆子创建好政府和新国家的死胡同。企望试验共产主义，招来撒但恶魔附体，终于将中共1949年推上天安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