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新中国》献 给
半个世纪以来，用智慧与痛苦、鲜血和生命才凝就了本书
主题的 —— 中国大陆人民
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共和制度的创建者，现代中国的开拓
者，和中国民主进程的历史领袖 —— 孙中山先生
领导了北伐，统一过中国，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奠
定了台湾民主繁荣基石的民族英雄 —— 蒋介石先生
一百年来为推进全中国从专制向民主过渡而前仆后继、万
难不辞的 —— 所有先贤和先烈们
本书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一九九四年三月，本书作者怀揣着一个明确但是危险的答案，一个历经十数年不为人所知的痛苦研究才获得的重大成果，和数十万字已经整理好的研究资料，离开了故土，告别了亲友，来到了异国他乡，为的是要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来完成他的著述，来回答历史的种种诘难，来证明 —— 谁，才是真正的 —— 新中国。
内容简介
《谁是新中国》一书是在对世界近三百年历史进行全新探讨和深入剖析的前提下，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总回顾和总辨析。它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所揭露的历史真相，不仅从理论与事实两个方面，对新中国 —— 中华民国，一再遭遇国内外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反扑和颠覆的艰难历史，予以了清晰的论述；还对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的长期命令和直接指挥下，对中华民国实行造反和夺权的行径，及其在革命的名义之下，于中国大陆全面复辟专制制度的事实，予以了明确的论证；特别是它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所进行的澄清，不仅是对中共史学界和思想界的严峻挑战，而且是对费正清中国现代史观的深深责难。
《谁是新中国》一书在对中国现代历史作了极为严谨的辨析之后，指出，辛亥之后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与欧洲前专制国家的民主过渡历程并无二致，为民主过渡的必然历程所使然。这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昭示中国民主统一的前途究竟何在，及其与中华民国前途的关系，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书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但又深入浅出、说理绵密。既具有发人深省的理论魅力，又具有冷峻沉雄的论辩风格。作者在初稿完成后，曾应邀在北美一些著名大学和各地侨界作系统讲演，其所一再产生的轰动效应，已经预示着这部崭新的“中国现代史辨”，将使读者和学界瞩目。
作者声明
本书作者虽然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虽然仅仅是一个学术工作者，但仍然要郑重声明的是：作者在本书上卷所为之辨析和辩护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只能是那个曾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艰难推进了民主建国历程的中华民国，和那个曾创造了、并曾艰辛捍卫过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即由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及其真正的继承者们所开创、所捍卫、所建设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而不是顶着中华民国的国号，却要抛弃中华民国的国统；承继了中华民国国统，却又要背离整个中国；挂着中国国民党的招牌，却要菲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念、诋毁中国国民党的基本民主性质、歪曲中华民国民主建国的艰辛历程、否定曾在艰难时代为台湾的繁荣和进步奠定了历史基础的蒋介石先生 —— 即一方面企图将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传承予以腰斩，一方面则企图诱导整个台湾走上分裂祖国和割断历史之路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 —— 如果这样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已在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话。—— 摘自作者自序
作者简介
辛灏年，原名高尔品。中国安徽巢县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日生于南京。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大陆知名的作家和学者。“六四”之后曾数次上街游行抗议中共天安门大屠杀，并愤而辞去了所有“社会职务和荣誉头衔”。嗣后，曾两度应邀赴北美讲授“中国现代史和中国新文学”。一九九四年春，赴加拿大担任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同年底，应台湾《联合报系》的邀请，赴台作访问研究。一九九五年夏，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担任访问学者，翌年二月被哥大聘为历史学博士后研究员，一九九七年复担任哥大访问学者。
辛灏年先生曾于中国大陆出版十余部文学历史著作，具有广泛影响。一九九四年来北美后已发表中国现代史专论近二十篇，并应邀在美、加十几所大学和各地侨界讲演“中国现代历史反思”系列五十场，次次引起震动。美国著名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指他的思想和理论，“已经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和接纳”。《谁是新中国》一书就是他积十数年研究才终于完成的历史学新着。书名为许多旅美中国大陆留学生所建议。
作者自序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一
我从未有过做史家的愿望。
自一九八四年起，即便我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已经越来越强烈，其愿望仍在写一部历史小说而已。我一边读史籍，一边进行小说构思；一边收集史料，一边揣摩历史人物的性格形象。为了做好写作长篇历史小说“辛亥之后”的准备，我不得不付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就在读历史已经越来越使我迷惘，甚至已经令我感到苦恼的日子里，却欣逢史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国民党抗战”的热潮。这是因为，中共要借 “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对台湾施以新的统战策略，便宣布八十五位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为抗日烈士，从而破天荒地为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研究的禁区，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河南人民出版社领先出版了《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一书，为一百一十五位战死在抗日疆场的国民党将军树碑立传；广西电影制片厂趁机拍摄、并短暂放映了历史巨片《血战台儿庄》，第一次表现了国民党官兵血战倭寇的英雄气概。此后，一批于苦心“包装”下的民国史和国民党史研究著作的迅速出版，非但令人目不暇接；而且，成千上万种纪实性历史文学著作的大量出世，遂如长河溃决，一发而不可收。中国大陆民间由是而悄然推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历史反思运动”，后来更因“默契”而将这一场民间历史反思运动，推向了对三民主义和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予以再研究和再认识的历史阶段……
一九八九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就已经被迫利用“理论对话”的方式，提出必须重新肯定辛亥革命和必须重新认识辛亥之后历史的曲折发展。不仅指出“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后，被推翻的专制势力和专制制度的企图复辟，甚至实现复辟，应该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现象”，而且指出“既要毁灭过去又要重复过去的农民革命，乃是通过革命形式来实现专制复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手段……”。01
一九九零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在大陆率先出版了孙中山先生的自述，题名《革命尚未成功》，以重温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和孙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教，将孙中山先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遗书重新公之于众。
一九九一年，北京团结出版社等出版的数种《蒋介石传》，已经在必要的包装之下，不仅肯定了蒋介石先生领导北伐战争和卫国战争直至胜利的历史功绩，而且把对蒋介石先生的再认识，深入到了“除反共以外”都应基本予以肯定的地步。
一九九二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在《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已经出版了数十部之后，又出版了《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一书，将三民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抗争，北伐战争的性质及其成功的思想原因，和中国国民党清党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异乎往常的论述……
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 —— 一九三七》一书，已经明确提出：“五十年前那一场保卫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战争究竟是谁打的，谁领导打的，我们有权力知道……”并对蒋介石先生领导伟大卫国战争和亲自指挥抗战直至胜利的不朽历史功绩，从未有过地予以了大胆歌颂。
一九九四年，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巨著《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史》，已经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如何积极准备抗战，如何坚持领导抗战，如何在残酷的卫国战争中艰难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真相，包括宋美龄女士对祖国抗战的卓越贡献，均作了详细深入的介绍和论证。
一九九五年，中国大陆作家邓贤已经在他的长篇巨制《日落》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曲解了历史，现在纠正还来得及。”作者还在另一部历史反思著作《大国之魂》里明白地说道：“历史可以忘却，但不应篡改。”02
一九九六年，因中国大陆一批孙中山研究者的长期诉求和艰难努力，《孙中山全集》终于编成出版。编纂者们决心要让中国大陆人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孙中山思想”的现实要求，已经基本上得以实现。
同年十月，两位民运人士在中国大陆冒着再度坐牢的危险，公开向海外发表《双十宣言》，要求回到一九四五年国共《双十协定》的民主建国原则上去，并大胆宣称：“谁给了人民民主和自由，谁才是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03
一九九七年，走出了大陆的著名画家李斌先生和袁耀锷教授，在各自倾心费时数年和十数年之后，终于在海外完成了巨型油画《国父》与巨幅油画《地狱河》（系列）的创作。前者对孙中山先生艰难的民主建国历程和民主建国理想，进行了高度的历史概括；后者则对毛泽东及中共五十年黑暗统治，作出了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其价值，其意义，又何止于几幅丹青而已。
一九九八年，亲身参预了十年历史反思的本书作者，终于在中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赴海外实现了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系统性澄清，艰难地完成了《谁是新中国》一书。
显然，当初仅仅为写小说而着意研究历史的初衷，早已在不知不觉地转变着。我心里渐渐地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一种痛苦的责任感。虽然深感危险，却再也不能阻止我要真正走进历史的欲望。尽管一位前辈早就告诫我说：“研究中国现代史，你会很痛苦。”是的，当你在儿时就已经让一个胜利者的欺骗和谎言深入你的骨髓之后，等到你长大以后再来剥开谎言和欺骗，并追求事实和真理，这种裂肤和割肉的痛苦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二
诚然，研究历史的人必须有一个公正的立场。非如是，便不能有对历史的公正判断。但是“公正”从何而来？答曰，来自一个共同的标准。因为失去了共同的标准，就不可能再有所谓公正的立场。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任何社会力量、任何政党和个人在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研究和判断时，我们必须使用一个同样的标准，一个客观的标准和一个大家都乐于接受的标准。具体的说，就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研究和判断而言，这个共同的标准，就是进步和倒退的标准，爱国和卖国的标准。因为中国自近代开始的，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无疑为辛亥之后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是推动民主进步还是造成专制倒退的大问题；因为中国自近代以来屡遭外患的痛苦历史，又带来了一个是爱国还是卖国的大是非。换言之，即辛亥之后，凡是在民主与专制之艰难、复杂和长期的较量中，推进了民主历程和民生发展的，就是进步的；凡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能够为祖国、为民族而勇于牺牲和委屈求全者，就都是爱国的。反之，则无疑是倒退的和卖国的。这显然是一个公正的标准，一个客观的标准，和一个大家都乐于接受的标准。找到了这个标准，才会找到检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试金石，才能对中国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党派和个人、即一切社会力量，进行公正的研究、分析和判断，才能拨开重重叠叠的历史迷雾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谎言，揭穿假象，辨别实情，回答种种的诬蔑和诘难……
我开始沉浸在陈旧的历史资料里，意在扫尽尘封和揭开伪装，追寻真实和真迹；我更沉浸在新鲜的历史反思著作之中，意在解开无奈的包装，寻找真话和真情。
我用了整整两年时间，编完了“中华民国编年史纲”和“中国近代史大事记”，为我的“现代史辨”奠定了历史事实的基础。
我用大量的精力重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不是要对那些“念歪了经的和尚们”，证明天上还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天堂”，而是要在理论上证明，这个“天堂”从来就是子虚乌有。
我再次拿出时间，第三次学习西方哲学史，对自己在别人“造反”时代所写下的数十万字哲学笔记，进行清理，努力于弄懂西方思想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关系；更从对西方近代史的再学习入手，尤其是在对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之本质的理解中，去探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乃是对于欧洲十九世纪历史发展之反动的崭新认识，以认清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家鼓吹专制复辟哲学的本质。
我所从事的最为艰苦的工作，也是最为基础的工作，乃是对已经“约定俗成”之社会科学概念的清理，诸如“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等等。对于美学的多年爱好和研究，曾使我发现“澄清概念”的异常重要性。更何况马克思的幽灵走遍世界，既以近代科学的名义包装了大量的传统造反思想；更以“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改造了太多的社会科学概念。因而，每当我们批判起来的时候，盖因“批判的武器”不曾受到“武器的批判”，才会使我们的批判总是落入敌手的“圈套”。
然而，对于我来说，最重要和最重大的收获，还是革命与复辟理论体系的形成。在认真地考查了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并在详细地研究了各国民主革命史基础上，我发现，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初获创建之后，将仍然存在着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持续较量和残酷较量这样一个艰难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创建的共和国体，完全有可能为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所推倒，从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甚至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实现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公然复辟、变相复辟、或全面复辟。直至能够因复辟的成功，而将整个专制统治推向历史的疯狂阶段。因此，如何认识民主革命的反复历程，如何界定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如何认清专制复辟只是专制制度的一种死亡形式，以将民主制度的最后确认和确立，当作民主革命终于成功的历史标志，就不仅成为一个崭新的重大历史课题，而且成为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而亟须加以研究和解决了。
上述思想的形成，不仅因它揭示了中国现代历史艰难、反复、曲折的进程，和由孙中山先生所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兴衰败成的历史，乃与世界许多先进国家民主过渡的历史并无二致，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我自身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而且为我进一步思考当代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的万难追求，与以孙中山先生为历史领袖的中国民主革命 —— 即中国国民革命接轨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奠定了至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我彻底地陷入了，但也从此获得了解脱。因为，由历史的真情与假象交相反扑所刮起的风烟，和由历史的沉冤与奇冤所迸发出来的血泪，不仅正在让我的心为他沉思，为她愤怒，为她长嚎而当歌、扼腕而叹息，而且已在一步一步地净化着我的灵魂，更把我从专制文坛的名利场和正在腐化的现实中，彻底地解放了出来。我宛如一个正在受洗的痛苦灵魂，开始遨游在现代中国是非交错、真相不明的历史烟云之中，踟蹰在传统中国农民战争志在改朝换代的的历史战场上，甚至徘徊到了十九世纪的欧洲，去与那一个“幽灵”对话，一起探讨它不可能在西方“借尸还魂”的原因，指斥它只能在东方扼杀生灵、造成血流成河的罪孽……
三
然而，我写的却是一本“不识时务”的书。
说它不识时务，一是中共向来自榜是新中国，并诽谤孙中山所缔造的中华民国是旧中国。二是在今天的台湾，已经有人连中国的国民党都不想做，连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都想抛弃，连中国都不想要了。三是近年来虽然中共在大陆正一天天地烂下去，但它于海外却似乎在一天天地“好”起来……04 因为连一家著名的台湾背景报纸，都在用中共“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一句“语带嘲讽”的话，劝说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承认“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以赞赏的口吻来报道中共的大言 ——“中共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一边，才是正确的”。意即只有中共才代表了“历史的趋势”。05
但是，现在的事实却是，中国大陆人民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反思的日渐广泛和深入，对于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理论和民主建国思想的再认定和再继承，对于蒋介石先生历史功绩的再认识和再肯定，对于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再认宗和再推崇，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新中国 —— 中华民国重新获得全民族“共识与认同”的前提之下，再“认三民主义之祖、归中华民国之宗”，以最后地完成孙先生所交付的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以尽快地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进步，以尽可能地减少民主进程中的流血与混乱，以及早地将中国大陆重新推向正确的民主建国方向和正常的民主政治轨道之上，志在民主统一，而非专制一统。否则就不能理解，今天，在已经实现了民主和繁荣的台湾，当某些朋友连中国和中华民国都不想要的时候，在中国大陆，为何却有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们，竟能够冒着危险去澄清历史和纠正历史，并且在已经持续了十数年的历史反思运动之后，开始推动起了一场历史性的“认祖归宗”运动。历史的明鉴是，罗伯斯比尔和他在圣·玛丽街修道院的共和主义英雄们，虽然被敌人送上了断头台，但由他们所创建的法兰西共和国及其共和国统，却在历经了八十六年革命与复辟、即民主和专制的残酷较量之后，获得了永生。因二月民主革命而诞生的俄国临时民主政府，虽仅仅存在了八个月，便为共产革命名义下的复辟所推翻，但是，遭遇了长期共产专制复辟统治的俄国人民，却终于推倒复辟，重建起七十四年前所创建的民主政体，直至完全归复了她的国歌、国旗、国体和议会形式。近现代世界许多前专制国家向民主的过渡，无不经历了这一共同的艰难历程。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由伟大的辛亥革命所创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八十余年来，虽经几起几仆，但在历尽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和颠覆之后，特别是在终结了中共于大陆旷日持久的专制复辟统治之后，必将迎来她国统和法统的再传承与再发展。因为“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因为已经遭遇五十年中共全面专制复辟统治的中国大陆人民，今日确已、或正在认识到，中华民国，才真正是全中国人民的 “新中国”。因为作者和他的许多大陆同胞在经历了长达十数年的历史反思之后，已经能够明白：一个曾阴谋夺取了全国政权，并且对前苏联各族人民实行了七十四年专制复辟统治的苏共，都非但不能代表“历史的趋势”，甚至竟能在一日之内分崩离析，那么，由那个在中国大陆实行了五十年专制复辟统治，却非但至今不能统一中国，并且早已造成天怒人怨、就要走向覆亡的的中共，所代表的“历史趋势”，说白了，也只是一股“逆流”罢了。中共的专制复辟统治，也只能象前苏联那座专制复辟统治的堡垒一样，将随着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和自由的不懈追求，而最终地土崩瓦解。
诚如黎安友教授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作者虽然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虽然仅仅是一个学术工作者，但作者仍然要郑重声明的是：作者在本书上卷所为之辨析和辩护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只能是那个曾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艰难推进了民主建国历程的中华民国，和那个曾创造了、并曾艰辛捍卫过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即由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及其真正的继承者们所开创、所捍卫、所建设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而不是顶着中华民国的国号，却要抛弃中华民国的国统；承继了中华民国国统，却又要背离整个中国；挂着中国国民党的招牌，却要菲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念、诋毁中国国民党的基本民主性质、歪曲中华民国民主建国的艰辛历程、否定曾在艰难时代为台湾的繁荣和进步奠定了历史基础的蒋介石先生 —— 即一方面企图将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传承予以腰斩，一方面则企图诱导整个台湾走上分裂祖国和割断历史之路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 —— 如果这样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已在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话。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台湾。我们是为了大陆，是为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部中国。因为一百年来，东方专制强国为其侵略的野心，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分裂而不是统一；西方民主列强亦为了一己的利益，同样希望中国不是统一而是分裂。因为，八十余年来，中国在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中，因革命和复辟反复较量的历程，又一再地造成了中国的分裂和分治。诚所谓“专制仆而统一成，民主败而分裂生”。然而，随着全中国的民主过渡必然要走向它最后的成功，中国的民主统一不仅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够实现。一个由孙中山先生所亲手缔造的，由蒋介石先生所坚持捍卫过的，并必将为台海两岸人民所共同建设起来的民主、统一、强大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将一定会治愈她少年的创伤和裂痕，带着她古老的文明和文化，和来日的进取与进步，屹立在这个世界之上，为促进这个世界更新一轮的进步和繁荣，而尽心、尽智、尽力。
国中另一位前辈亦曾对我说过，“历史是有情的”。那就让有情的历史来还报我们这些有情的人吧。因为我们理解了历史，历史想必也会理解我们。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改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注释
注一：高尔品：《少夫人达琳》三二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七月。
注二：中共在察觉上述历史反思著作所可能造成的统治危机之后，曾数次下令禁止上述著作的出版和发行。其理由便是“这些著作公开了不应公开的史料，过度地美化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反面人物正面写”。
注三：这两位民运人士是王希哲先生和刘晓波先生。
注四：近年来，虽然中共政权日趋腐烂，人民反抗日趋激烈，但在海外，对中共的新闻、“学术”和舆论却常常是“一片大好”，甚至是 “越来越好”。
注五：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九日，北美《世界日报》发表社论“解读辜江会和融冰之旅”，称：联系到国府外交部指控北京搞两手策略，打压台湾国际空间，辜振甫随即在北京呼应，钱其琛的回应更见坦率，即两岸外交战场的消长，乃是潮流所趋，“台湾国际空间愈来愈小是个趋势，中国有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台湾外交部的讲法，完全是主观的想象。如果不能顺应历史，台湾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邦交国会越来越少”。如果说辜振甫在北京受到什么挫折，钱其琛当着辜振甫讲的这番话，应该是一记重击。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钱其琛以外交战场的消长证明中共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一边，才是正确的。而“识时务者为俊杰” 的评论“自有语带嘲讽的意味”。
美国友人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序
这本书展现了一个人独自探索历史真相的成果。
辛灏年先生一九四七年出生，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如同他那个时代的中国青年一样，文化大革命曾中断过他的学业，还有他的梦。他也曾挣扎在生活里，却坚持自学和写作，不仅成了一位作家，而且成了作家中的一位学者。
自一九七六年以来，辛灏年先生出版过十多本小说，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发表了近二十篇学术论文。他如此成功的写作工作，使他很早就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安徽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并被中国作家协会评为一级作家职称（教授级）。一九九四年初，辛先生被北方一所著名大学聘为教授，但是他尚未到任即应邀去了加拿大，担任了多伦多大学的访问学者。
多年前，在他为写作长篇小说《辛亥之后》而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历史之初，辛先生发现现存的历史著述里迷雾重重。从此，他开始了对历史真相的探求。在一九八四至一九九四这个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一方面努力钻研和解读现有的研究著作，并设法去接触、了解和收集那些不准许公开的历史资料；一方面怀着兴奋的心情，热切地关注着中国大陆史学界和民间，因偶然的机遇所发动起来的历史反思潮流，及其新成果；一方面又为着揭开历史问题的症结，而对他在年轻时代曾独自学习和研究过的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欧洲民主革命和共产革命的历史，以及它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共产革命的影响，进行了独立的再研究和再探索。这就为他在理论上探讨和理解中国现代历史的曲折发展和反复历程，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和学识基础。
后来，辛先生终于能够把他的思想用于写作上了。我们很荣幸能够恰逢其时地聘请他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并因校长的特别批准而聘请他在东亚所担任过历史学博士后研究员。
在哥大，辛先生将全部精力投入了本书的写作，每天工作长达十数个小时。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要把自己所发现的历史真实写到纸上以公之于众的使命。即使这需要他花费整整三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部如今已经在读者手中的著作。
虽然他的著述基于非常广阔的研究，是一部十分严肃的学术著作，但辛先生对于主题的处理却体现了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爱国的中国人，而非仅仅是一个独立学者的风格。他希望能够识别那些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曾帮助推进民主进程的演员们，和那些曾破坏与阻止民主进程的演员们。要做到这一点，首当其冲的便是象孔夫子所说的“正名”。即：什么才是民主？辛先生不相信象“民主专政”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 他认为这只能是纯粹的独裁。相反，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才是民主的思想。辛先生把自己与那些具有中、西传统的现代中国历史学家们，那些总是谴责蒋介石遗弃了孙中山价值的历史学家们区分了开来。甚至辛先生还争辩道，正是蒋介石与无数反对者的斗争，才保全了民主和民主的艰难进程。虽然后来他输给了共产党，那是因为孙中山和他自己的错误策略所致。当然，最根本的失败原因，还是由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
辛先生献身于写作，却不是一个活动家。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任务是指明真相，从而使得自己的人民、特别是年轻人，能够推动这个国家在未来走向正确的方向。
去年以来，辛先生在完成了本书初稿之后，为了征求意见认真修改，而应邀在美国和加拿大许多大学演讲。从此，他的思想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和接纳。如今他的书亦已经出版，希望他的思想能够接触和影响到更为广阔的读者们。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一日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祖国大陆友人历史学家谢幼田教授序
辛灏年先生的著作是理的汇聚。辛灏年先生的著作是情的凝结。
某君曰：“史是明镜，鉴照往事，何能有情？有情则偏颇矣。”其实不然。昔日司马迁作《史记》，在自序中说，因遭李陵之祸而领悟到《周易》、《春秋》、《离骚》、《国语》等名著，都是“圣贤发奋之作”，所以，他要“述往事，思来者”。没有现实的坎坷遭遇，何以有“发奋”之情？
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的遭遇，不是在那里的血泪中浸泡过的人，永远不能体会其中那地狱般的苦境。毛始终把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的九种人之一，用一切手法要知识分子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睁眼对世界的看法，闭眼对人生的领悟，翻书对历史的见解，心灵对艺术的追求，一切一切，都被这个新式的、超过秦始皇的皇帝所规范。不接受规范者，就要受到商鞅式的刑法处置……。
伴着血泪的呐喊者，是文学家。
将呐喊的声音咽下去，而从中华民族过去的发展中寻求答案者，是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从文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他以发奋之情，盯住了中华民国史。
他发现中华民国史是一堆糊涂账。他发现，中华民国的曲折成败，在于“革命与复辟”，在于“专制和民主的反复较量”。找到了这个立足点，他就好象突然站到了一座高山之巅，去俯瞰脚下奔来眼底、又冲向未来的滔滔历史长河。
他的笔就象拍岸的惊涛声，在讴歌、赞美、肯定；在谴责、批判、否定。他的笔，描绘出了许多早已蒙尘的大量史实画卷，找到了现实的许多来龙去脉。
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 辛灏年先生的历史巨著。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于旧金山
祖国大陆文友作家郑义先生序
这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学著作。它的出现，将对中国的精神和现实造成震撼。
一九九四年春，辛灏年随身带着这部书的提纲和资料，孤注一掷，从中共军警眼皮下冒险闯关，登上飞向新大陆的飞机。直到起飞，直到飞机跃上万米云空，心情才开始平静。我的生活中也有类似场面，体验着屈辱与正义冲突。虽然是近二十年之老友，我所了解的仅是小说家高尔品，而非历史学家辛灏年。而且勇气和学说究竟是两回事，道德勇气并不等同学说价值。阅罢初稿，方如释重负：一部将改变中国历史的著作正在诞生。
辛灏年先生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首先是“民主革命史”体系之建构。世界史早已提出了如下的例证：英国革命首尾凡半个世纪；法国大革命自一七八九年攻占巴士底狱至一八七五年第三共和国确立民主、自由与共和，血战近一个世纪；俄国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到一九九一年苏共崩溃，回归民主，其间腥风血雨也是长达四分之三世纪……这些散见于各国历史的断章残片，通过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原创性的研究而得到了崭新的解读 —— 民主革命的初次胜利，必将招致专制势力的反扑和复辟；草创的共和国体完全可能被旗号各异的专制势力所颠覆；复辟期的专制势力极为疯狂，甚至可能把专制政治推上历史的疯狂阶段；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贯穿着民主革命的全过程，直至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 —— 辛灏年先生运用全史观念，把民主革命从一个即时性的相对孤立的历史事件，理解为一个历时性的漫长的历史运动，于是，这些“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现象”，便上升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规律了。一个简练宏大的坐标系就此建立。简洁透彻且具有锋利的力量。曾困扰过几代思想者的某些历史之谜，终于得到解答。最后定稿期间，辛灏年曾在北美多所大学演讲，均引起轰动效应。每当他在开场白中刚刚竖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或者，每当他刚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纳入辛亥革命始的 “中国民主革命史”，常常便会有听众恍然大悟地提问：您是说，中共的革命其实是一场专制复辟？您是说，中共不过是民国史上的一段乱世？
这就是理论的力量。
整个十九世纪的历史，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下渡过的。同样的，从武昌首义的枪声到布达佩斯街头呼啸而过的起义者的卡车，从格旦斯克海港罢工的汽笛到一夜崩塌的柏林墙，从莫斯科红场上掉转炮口的坦克，到长安街上被路障和人民的怒火所熊熊燃烧的装甲车 —— 整个二十世纪，同样没有逸出法国大革命照拂的旗影。如果近两个世纪以来，人类确实在为自由、民主与人权而奋战不休，那末，我们便取得了以民主革命史来抽象这段历史的理由。众多纷繁混乱的历史事件都在这一体系简单的坐标里安放妥帖，并得到相当透彻的说明。在尚未被纳入体系之前，历史事件仅仅是一些孤立的意义不明的“讯息”。一九九二年，捷克总统哈维尔在一篇名为“现代世纪的终结”的演讲中说道：共产主义的完结，不仅结束了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一个主要的形态，而且为整个现代世纪打下了句号。共产主义时代完结这一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讯息，“是一个我们目前尚未完全解读、完全理解的讯息”。我尚未愚蠢到崇拜终极真理之地步，但辛灏年的理论，提供了一种言之成理的阐释。
其次是历史事实的再发现。辛灏年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走进历史多少有些偶然。为写作构思一部安身立命的长篇历史小说，他计划掷下一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年：前十年研究，后十年写作。于是奔走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沉没在浩如烟海的现代史料中。他耗时两年，编写了《中华民国编年史纲》和《中国近代史大事记》，并以大量的精力重读马列经典和西方哲学史……在他这种步步为营的进逼战术下，意识形态的藤萝被渐次斩除，历史之林终于被廓清到原生状态。这时，被他征服的历史反过来征服了他，以它之慷慨烽烟飞迸血泪，以它之千古沉冤百年歌哭，以它之一直流散到当代的遍地血污。他抑制着灵魂的颤栗，一改初衷，毅然开始了历史写作。此刻的辛灏年，已经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和三部小说集，进入了成熟作家的巅峰期。当这样一位人格、才华与思辨能力都极为出众的作家和谎言充斥的历史猝然相遇，撞击与爆炸已势不可免。在经历了漫长的沦辱之后，中国现代史终于找到了它忠诚的守护者和代言人。
阅读初稿，我同样经历了一次几经脱胎换骨的创痛。在进行社会学写作时，我已疏理过现、当代史，但惊讶和震撼仍阵阵袭来。一个又一个关于人物事件的细节每每使我释卷长叹：何至于此！何至于此！由此而得出一个结论 —— 每一个生活在（包括曾生活在）封闭社会里的人（包括知识分子），不敢轻言知识二字。
任何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一部冷静沉重的历史学著作，但敏捷的读者必然会感受到它在现实政治中可能具有的巨大颠覆性。比如，它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众所周知，权力的来源必须具有合法性。其一，符合法统，具有法定的传承关系，如传统社会皇位继承的嫡长制和现代社会的普选制。其二，即便是否定了旧法统的暴力革命，也必须以全面制宪、普选加以追认。不解决合法问题，政权就始终处于“产权未定”的争夺状态之中。民主革命废除了旧法统，用普选直接与人民订立契约。共产革命也废除了“旧”法统（姑且不论复辟），但没有一家敢于实行真正的全民制宪，民主选举，权力就没有合法的来源，不得不以刺刀来加以维持。其三，夺权非法，但如果不悖于情理，事情还有回旋之余地。共产政权与第一条明显无涉。虽然中共竭力要从后两条里寻找自己的合法性根据，但端视中共在北伐、两次国共战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和地位，结论便只能是非法，而绝无合法之理。只要认真读了辛灏年先生的著作便知，此处不赘。
应该指出的是，中共虽承认自辛亥革命为发端的民主革命传统，并奉孙中山先生为先行者（虽然实质上加以否定），但在此基础上，倘若不改“中华民国”国号，并将内战解释为革命阵营内部权争，再逐步修改中华民国宪法，就营造了合于法统的假象。遗憾的是，毛泽东却为自身本质和怂恿他“开国改元”者的迷惑，遂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建立。中共政权遂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倘无改元一事，续上法统，后来的联合国席位之争，两个中国之争，又从何谈起？如果辛灏年的理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中华民国”历史上一段专制复辟期，那末，这个被毛泽东“误失”的“中华民国”法统，就可能正是结束一党专政，归宗认祖，存亡绝续之国脉所在。法、英、俄等国莫不于数十年后回到被颠覆的“第一共和”去接续法统，再造共和，或可为鉴。我想，这致命的挑战并非辛灏年先生之本意。他走入历史，披荆斩棘，本是为一部历史小说追寻“真实”的足迹。不想跋涉十年有四，收获甚丰，竟有许多奇花异卉得于料想之外。这正是诚实学术劳动的收获。文学忌讳主题先行，尤忌政治主题先行，想必各类学术亦然。但真实必然杀伤谎言，真实必然向四面八方投射出神奇的评判力。这本来是真实一词题中应有之意。
无论公开演讲或私下交谈，辛灏年先生都一次再次强调，倘若没有大陆学者反思历史在前，他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此乃肺腑之言。因为无论这个时代在权力与金钱的交相诱迫之下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总有人秉承着“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古训侧身战斗，辛灏年无非是其中之一。因此，本书既是辛灏年的著作，也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群体智慧的结晶。
一九九七年八月七日于普林斯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