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一辈的地主婆刘大妮，是我们村里的第一美人。这是我少年时代的个人看法，别人有没有大致相同的眼光，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咨询过别人的意见。有许多私人事体，是必须要自己拿定主意并且自己承担责任的。读某人的书、听某人的话，永远是不怀好意的野心家的愚民政策，只有甘心当愚民的人，才会相信并且强迫别人相信诸如此类的骗人鬼话。
一、刘大妮其人
我的爷爷在1960年冬天“非正常死亡”之后，我的奶奶也哭瞎了眼睛。刘大妮的年纪大概比我哭瞎眼睛的奶奶小10多岁，比我在城里长大的母亲要大10多岁，在我看来却比自己的母亲更加光彩照人。在当年的官方广播和民间口碑中，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破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在内的“地富反坏右”，都是面目狰狞的牛鬼蛇神；然而，在我自己的心目之中，地主婆刘大妮总是那么亲切，那么漂亮，那么年轻，又那么圣洁。
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与刘大妮之间有过什么特殊的利益关系和私人交往。不是的，我与她之间连一句话都没有交流过。如果她现在还健在的话，我想她根本不记得村子里还有我这个跑到首都北京混饭吃的后生小子。
刘大妮是个连自己的丈夫都没有见过一面的老处女。她的丈夫姓蔡，是村里一户小地主家的独生子。蔡家究竟有多少田产，我至今也弄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蔡家祖祖辈辈靠勤俭持家。即使在轰轰烈烈斗地主的革命时代，村里的老人私下里依然把刘大妮的公公当作勤俭持家的模范人物口口相传，据说这位老人家一年四季和自己家的长工一样干农活，农忙时长工们吃的是用小麦面做的干粮，他老人家却像平常一样和家里人吃着半干半稀、半粗半细的家常饭。白净秀美的刘大妮取这么个俗不可耐的土著名字，就足以证明她并不是大富大贵的娇小姐。
刘大妮的丈夫在当年的河南省城开封市读书，后来就再没有了音信和下落，有人说是参加了革命，至于参加的是共产党一边的革命还是国民党一边的革命，谁都没有说清楚。在儿子没有音信的情况下，蔡家征得刘家的同意迎娶了刘大妮，代替儿子与新娘子拜堂成亲的，是蔡家的小女儿。大嫂子与小姑子拜堂成婚，称得上是百年不遇的稀罕事，因此被老辈人经常谈起，也因此很自然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
到蔡家守了几年活寡，刘大妮遇上土改。这个连丈夫都没有见上一面的已婚处女，不仅家产田地被充公，她自己也成了任人凌辱游斗的地主婆。
听老辈人说，土改期间曾经有不少翻身得解放的地痞光棍打过刘大妮的主意，也有好心人劝说刘大妮放弃地主家庭嫁给贫下中农，说是城里的某妓女嫁给本村里的某光棍，不到一年就生下一个白胖小子，邻村地主家的小老婆改嫁给本村的另一个老光棍，现在也过起了幸福生活。这位好心人被刘大妮抄起棍子赶出家门，传扬出去便成为年的一段佳话。不知道刘大妮是要死守贞节还是要死守田产，再不然就是根本就看不上那些翻身得解放的阿Q，反正她就是死活不愿意离开蔡家。再后来她干脆从外乡抱养了一个男孩儿，像模像样地过起了寡妇生涯。
抗美援朝时期，村里最为时髦的就是一轮又一轮的强征公粮运动，年轻漂亮的已婚处女刘大妮，每一次都要被拉出来挨第一刀。强征公粮的动员会一般安排在晚上进行，从乡里派来的荷枪实弹的公家人，总是先让地主富农们带头上报要缴纳公粮的数目，热闹一通之后，公家人劈头断喝一声：“刘大妮站起来！”刘大妮便只好应声而起。接着是“你家打算缴多少公粮？！”的逼问，刘大妮报上数目后，公家人不由分说就大发雷霆：“把刘大妮绑起来押乡里去！”于是，从人群中冲出两个彪形大汉，把刘大妮五花大绑拉扯出去，接下来的强征公粮自然是一片踊跃。被绑出去的刘大妮其实并没有被押送乡里，而是走出村口便松绑回家去了。当然，她家要交的公粮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刘大妮被工作人员当作革命斗争的道具靶子玩弄一番之后，回到家里补偿和慰劳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土油（棉籽油）拿出来炸油馍吃，所谓油馍就是河南土产的没有经过发酵处理的油条。
我的河南老乡李佩甫写过一部真正可以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羊的门》，“羊的门”的说法来自《圣经》故事，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圣殿里，有一个专门供充当牺牲品的羊群出入的门，耶稣基督为自己的犹太同胞在圣殿里血腥宰杀羊只而感到愤怒，便奋力驱逐了这些犹太人连同他们的羊群。《羊的门》里面的土著村长强暴全村老少的治人权术，表面上看是来自于被村民们称作“公家人”的上级官员，更深层的根源却在于中国历史上极其悠久的极权专制的野蛮文化。宋明理学家对这种残无人道的人治权术，给出了极其正统也极其神圣的经典概括：“存天理，灭人欲”。公元前1726年，爬上皇帝宝座刚刚三年的雍正皇帝，钦定过一桩“存天理，灭人欲”的“名教案”，让数百个朝庭官员针对“名教罪人”钱名世人人表态、个个过关，其操作程序与发生在中国大地的一个轮回接一个轮回的政治运动几乎是如出一辙。就是这位以极其残暴的诛心之术使所有读书人斯文扫地的恶魔皇帝，到了笔名二月河的凌解放的笔下，竟然变成了一个改革开放并且与时俱进的好皇帝。中国历史就是这样持续不断地被无耻文人所歪曲、所改写的。
二、刘大妮游街
刘大妮留给我的最为深刻的第一印象，是与炸油馍有关的游斗游街。
记得那是一个三伏天，我还是一个没有上学更没地方读幼儿园的农家幼童，年纪大抵在四、五岁之间，因为家里太穷，没有上学的农村男孩子大都是光着屁股满街跑的。我和小伙伴们在村子中央的学校操场旁边，一边观赏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们上体育课，一边拿自制的玩具红缨枪做着摹仿动作。
突然间，一阵敲锣打鼓声由远处传来，正在操练中的红卫兵学生失去约束，一窝蜂冲向街头，向着敲锣打鼓的声音迎了过去，嘴里兴奋地叫喊着“看游街了，看游街了……”
到了人多的地方，游街的队伍照例要停下来进行革命宣传。我和几个光着屁股的小玩伴仗着身子瘦小，从人缝里钻了进去，看到被几个壮汉游斗的对象，正是刘大妮。她的身上穿的是已经被汗水浸透的大红缎子的新棉袄和新棉裤，胸前挂的并不是黑牌子，而是一口油糊糊的大铁锅，其五彩缤纷和汗流浃背的狼狈相可想而知。
抓人游街的组织者，照例是村里的支书、大队长、民兵营长之类不用下地干活就可以吃小灶的特殊材料，连同跟随在他们身边的骨干民兵和积极分子。游街队伍停下来，先是村干部带头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打倒刘少奇！”之类的革命口号，接着是姓姚的男人揭发一些我当时还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事情。多少年后我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才算整理出了自己的思路：
原来，前一天的下午村子里召开群众大会，刘大妮与村里的几个“地富反坏右”分子，照例被五花大绑拉到主席台上跪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回到家里，她照例拿出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土油炸油馍慰劳自己，被住在她家上房的姓姚的男人看在眼里。
这姓姚的男人本是县城中人，而且是在战争年代立过功、负过伤的战斗英雄。他光荣复员后在县城里当了一名小官，1958年大跃进时被他妻子的妹夫、村子里的一名干部请到村里，领导全村人进行向共产主义天堂大跃进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他利用控制集体食堂的权力欺男霸女，玩弄过一些稍有姿色的女人，却从来没有能够把刘大妮搞到手。大跃进过去，这位姓姚的男人遭受毒打批斗之后被撤了职，依然不肯放过刘大妮。这天晚上偏巧他的老婆孩子不在家，他便以不让占便宜就要去告发相要挟，刘大妮却像电影里的革命英雄人物江姐、刘胡兰那样宁死不屈。姓姚的男人恼羞成怒，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大队部告发刘大妮抗拒改造，同时却隐瞒了自己的性侵犯企图。
遇到这种与阶级斗争有关的政治事件，村干部自然是闻风而动，他们带上几个民兵冲到刘大妮家中，找到了她吃剩下的油馍和用来炸油馍的油锅。姓姚的干脆从刘大妮的衣柜子翻出珍藏在箱底的嫁衣：大红缎子的棉袄和棉裤。一帮人极其野蛮地扒下刘大妮身上的单衣单裤，把棉袄棉裤裹在她的身上，再把黑糊糊的油锅扣在她的肚皮上，一条绳子牵着上了街……
拉刘大妮游街，在本村乃至附近各村，一直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出好戏。附近的几个村里除了许多越穷越革命的老光棍之外，还有更多不大甘心地娶了丑婆娘的男人们，在他们心目里，这位任谁都搞不到手的老处女，无疑是公开发泄变态性欲的最佳对象。
时间已经接近中午时分，被人们推搡簇拥着往前走的刘大妮，浑身上下冒着腾腾的热气，红缎子棉袄的扣子早就被人扯开，两个大白奶子上点缀着一颗颗混浊的汗珠。每当刘大妮支撑不住瘫倒在地的时候，总会有几个壮汉冲上来撕扯一番，捎带着在她的细皮嫩肉和大白奶子上揉一下或捏一把。凑上来占便宜的，还有一些丑陋不堪的女人们，她们专门用铁锅上的油泥涂在刘大妮粉白透红的脸蛋上。
刘大妮最后一次瘫倒在街道中央时，任凭这些男女怎么揉捏撕扯，怎么喊口号吐唾沫，她都是瞪着双眼不能动弹。一个与我一样光屁股的小玩伴突然间亢奋起来，举起小鸡开始往刘大妮身上撒野尿尿，没想到一泡小孩尿救下刘大妮一条性命，心满意足的大人们喝一声彩轰然而散……
三、关于刘大妮的美好记忆
几年过去，我已经是村里的一名小学生，上课的教室也由破烂民房搬到一所刚刚建好就开始漏风漏雨的校舍里。在此后的几年中，我几乎天天与刘大妮见面，我的身份是学生，她的身份是专门在学校里打扫厕所的地主婆。
当年的农村人，是没有钱买卫生纸擦屁股的，印着红头文件和伟大领袖头像的报纸，就是大人们最好的手纸。有一个贫农出身却又有些痴呆的红卫兵学生，因为擦屁股时不知道把印有领袖像的一面隐藏起来，结果把臭屎抹在了伟大领袖的脸上，当场被老师和同学们从厕所里拉出去批斗游街，村子里从此又多了一个满街追女人的阳疯子。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娃来说，从作业本里撕扯下来的废纸就是最好的手纸。遇到没有作业本的时候，就只好从厕所墙壁上取下土块和石块蹭上几下，或者沿着厕所墙壁的棱角从上到下蹭下去，这样就无形中增加了刘大妮的工作量。每天上午，我都能在男厕所里看到刘大妮一丝不苟地打扫卫生的身影。我当时已经懂得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大防大逆之类的圣人古训，非常奇怪刘大妮何以面对我们拉屎撒尿而无动于衷？而我们自己又何以能够在她面前拉屎撒尿而无所顾忌？
对于当年的我来说，答案自然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对刘大妮一脸圣洁的痴迷和敬仰。比起把我连同六个同胞兄妹当猪崽子喝斥喂养的亲生母亲来，我总觉得刘大妮更加亲切也更加圣洁一些，以至于几天见不到她，心里就会隐隐地产生一种失落感。直到近年读到杨绛先生的自传文本，我才恍然大悟：刘大妮正是一位与杨绛先生相仿佛的“灵动皎洁、清光照人”的伟大女性，一位在强制异化的残酷和荒诞中，始终葆有意志的坚定和人性的辉煌的女神般的人物。杨绛先生所说出的，也许就是刘大妮想说而没有说出或说不出来的心里话：
“可是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认真相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了党，但我觉得，即使那是事实，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动’。”
“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并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
“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我还依然是故我。”
从16岁离开家乡开始，我再没有见到过刘大妮，对于刘大妮的那份美好记忆却一直伴随我四处漂泊，至于她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子，我既无从知道也不愿意去深究。至少在我个人的心目中，地主婆刘大妮是一位美好的受难女神。也许，残存在没有人性的变态社会和邪恶年代里的人性火花，才是人类文明薪火流传的真正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