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认同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并非曲意逢迎，的确是“英雄”所见略同。
十八大前，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加紧接班准备，南下拉拢和安抚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盛赞薄熙来在重庆市的唱红打黑“政绩”，刻意营造团结形象，降低党内斗争阻力，以便顺利接班。许多人曾对这位第五代“皇储”充满期待，犹如当年对第四代“胡温新政”充满希望，但大家只要细心审视多年来习近平的言行，即知他推动民主宪政的意愿不高，精神层次还是停留在对党八股的顶礼膜拜。
在中共众多宣传习近平的文章中，《习近平回忆插队岁月：扛二百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一文颇具代表性。其以习近平自白形式，反映其思想又红又专，跟“左王”薄熙来如出一辙。该文指出：在二○○八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激动地说：“我是在延安入的党，是延安养育了我，培养了我，陕西是根，延安是魂。” 他又认为反腐倡廉的快捷方式在于学习“红船精神”（根据中共党史，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浙江嘉兴南湖船上闭幕）。二○○二年十月，习近平调任浙江后声称：如果党员能来南湖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就可以“精神传承、思想升华”。
忆延安，看红船，就可以思想升华到公正廉明境界，一念之间羽化升仙！由此可见，习近平跟薄熙来的思维模式根本没有本质分歧，“向雷锋学习”等道德口号治国伎俩将会不断涌现。说到底，延安和红船都跟民主宪政理想没有多大关系。这类神话所重视的，只不过是官员的个人道德素质，“坚决拒收钱物，自觉管住配偶、子女、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以权谋私”。如果用这套标准检视他自己、胡、温等高官及其家属，真不知谁能真正做得到！就算他们真的做得到，只重视官员道德，不重视建立制衡权力、官权民授、党在法下的政治制度，反而把三权制衡视为邪路，究竟对中国前途是福是祸？
由此可见，习近平认同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并非曲意逢迎，的确是“英雄”所见略同。此外，习近平认同薄熙来的重庆施政，同样可见其对薄熙来酷吏文化推崇备至。薄熙来近年酷吏政策有两大代表作。一是“赶农上楼”：重庆各高校动员拥有该市农业户籍的学生转为城镇户口，拒不转户口的将扣发奖学金，不批准入党，不发毕业证书。薄熙来不改户籍制为登记制，反而强制农民变更户籍，借故掠取农地。二是“双起政策”：如果新闻媒体对重庆市警员进行“诬蔑”，警员个人就会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记者或撰稿人；如果新闻媒体对重庆市公安机构进行“诬蔑”，公安机构就起诉发稿的报社或网站。但众所周知，公权部门是没有名誉权的，薄熙来连这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实在是名法盲，更遑论其对媒体监督政府权力宪政意义的无知。作为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又怎会对这位“左王”的施政一无所知？如今称兄道弟，隔空取暖，可见两人思维模式基本相同。
毛、邓、江、胡、习，无论这份名单如何写下去，无论是第几代中共领导人，只要继续活在一党专政体制的顶端，不向民主宪政体制转型，无论他们内心是善是恶，都根本无法解决目前中国绝大部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迷信官员道德、酷吏文化、延安精神、红船精神的时代早已过去。没有民主宪政，没有权力制衡，就没有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