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教授多年来在中国贫困地区救助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这位步履蹒跚执著前行的老人，是我敬重的长者之一，但由于各种原因，虽谊属忘年师友，却至今未曾谋面。
初次神交，是从友人处得到一本她的大作《中国艾滋病调查》，里面还夹着一张纸，是老人致读者的一封公开信。书中披露的真相令人震惊，信中谈及的遭际令我揪心。很难想象，这位孱弱的老人多年来孤军奋斗，如何对付得了日益险恶的社会环境。每思至此，难免替她捏一把汗。不知不觉间，我开始关注起高医生的行止，尽管互不相识，心中常琢磨能帮上老人什么忙。
2008年12月31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高教授的一封公开信，提出“治贫先治愚”。她举亲身经历为例：有次到一个贫困村庄，给了一位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重病人买一点药，病人拿着药问，“大夫，是不是毛主席叫你来的？”一连问了三遍，她无言可对，只能说“你去吃药吧，多喝点水。”此后她每次去农村，都会带一些杂志，但“不管带多少本，都会一下被抢光。等我再次去这个村子的时候，我送的杂志被传阅得面目全非，只看出来是一堆废纸，但他们还在阅读。由此我意识到，他们缺少的不仅仅是食物和衣服，更缺少精神食粮。特别是那些不通汽车和不通电的村庄，那里的村民好像是与世隔绝”。老人大声疾呼：贫困地区“知识太缺乏了，信息太闭塞了”，吁请公众为贫困农村捐献旧杂志。
读了这封公开信，我很是感慨。历史和现实中的真相，绝非“抹黑”，共和国成立快六十年了，近年经常看到媒体宣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那么，不通汽车不通电、与世隔绝的农村，以卖血为生、导致艾滋病蔓延的农村，算是什么主义的农村？是“新农村”还是“旧农村”？如果算是“旧农村”，新旧之间的界限又该从哪年算起？
老人在信中自叹：“近几年来，我虽然自费发出几万册我编印的防艾书籍，但还是杯水车薪，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防艾科普工作本是政府职责的一部分，如果只有一位老太太在做，当然是杯水车薪。面对猖獗蔓延的艾滋病魔，如果高医生失败了，更失败的政府，还有整个民族。
所幸高医生不是孤立的，河南《妇女生活》杂志社、《南方都市报》报社的编辑们，都曾收集了大量旧杂志寄给她。《南都》的一位编辑（同时也是志愿者）与我联系，希望大家都来帮助高医生。可惜此前我刚刚卖掉了不下200公斤的报刊，只好把这封信加上“帮帮高耀洁”的标题，贴到了“猫眼看人”论坛和自己的几个博客上，很快有了反响。
有网友回帖说：“失败的是我们整个民族，您是为我们留下一个救赎出口的人”；“让一个老人在救赎，我辈有愧啊”；“高医生是我最敬重的人之一，不可为之而为之”……。很多人寄去了旧杂志，也有人将她的信转帖到各大论坛上发动捐赠，有表示愿出钱为村民订阅报刊的，更有提出直接捐款的。但老人托编辑告知，不碰钱也不要订阅，以免有人中饱私囊。
不久高医生来电邮致谢，我们从此建立了通讯联系。她的每封来信都署名“高耀洁医生”，且有“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这句座右铭。我有时寄上一些自己的诗文，因此她一直以为我是诗人，而非历史学者。老人不时在信中谈及自己的苦恼，有一回还谈到捐赠旧杂志的无奈：
……全国各地寄来《读者》、《南风窗》、《人物周刊》、《中国青年》、《新闻周刊》、《生活用刊》《大众医学》、《家庭医学》等十多种，几十万册，《南方都市报》一次寄百余公斤。我把各种杂志分类，每包装三本杂志和一份防艾资料，寄往西北各省乡级中学。每次发出300至500包，请志愿者开车拉往邮局，第一批、第二批，证明杂志到达了，第三批和第四批还有第五批均石沉大海，自09年4月份开始第六批千余册，存在家中已不敢再邮寄。
为此，我约了两位资深NGO人士茶叙，探讨有何方法帮她，结果是无能为力。结账时被告知，有位先生已经代付了茶金。正诧异间，该先生起身，笑容可掬地向其中一位NGO高管（前官员）打招呼，自称原是其部下，代付茶金系表达敬意云云。这位先生在我们谈话开始后不久，即在邻桌落座，且一直是闷茶独饮。我脑海中立时浮现出小说《1984年》的经典警句——“老大哥在看着你”。类似情况已经历过不止一次，我早已不觉恐惧，今次如非巧合，就一定是意味深长的告诫。
我想起了“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提出的“四大自由”之一，另外三个分别为“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
这也是毛泽东在取得政权之前，代表中共作出的庄严承诺：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新华日报》）
六十四年弹指一挥，毛泽东的承诺兑现了吗？我们能否选择信仰且免于匮乏？能否自由表达并免于恐惧？
艾滋病是一种当代医学尚未攻克的致死性传染病，而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通常只是一种社会病。要想免于因无知而产生的种种恐惧，则亟需普及防治知识、阻断传播途径。多年来，高医生走访艾滋病高发地区和病患家庭，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老人虽然对艾滋病无所畏惧，却不得不生活在另一种恐惧的阴影中。
她曾在一封信中，对我谈到了自己的另类恐惧：
我为什么一次再次的给你发（注：系指高医生的部分自述文稿），我很清楚他们会害我的，我不怕死，我怕他们给我很多莫须有的罪名，我更怕我死了以后这一段情况没有人能知道。
用纳税人的钱监控纳税人，是当代“中国特色”之一。高医生的工作，长期持续地遭到地方官员的阻挠恐嚇，有时则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亲人们迫于压力不得不疏远她，老伴出于恐惧烧掉了她的南下调研材料；2007年5月，她的住室前后被安装了四个摄像头；今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时提出要见她，又有专人从郑州到北京围追堵截未成；事后，她的电话被监控得更紧，甚至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
高医生曾自问：
我这个行走蹒跚、80多岁的老人，只身流浪在外地，多次流泪，多次思考。13年来，我与官方主要分歧：一是自1996年到2003年，我认为有艾滋病，他们说没有艾滋病。二是2003年以后，他们承认有艾滋病，但主要通过吸毒和性传播，我有充分的根据，主要是血传播。我是为弱势群体说话，救他们于水火之中。这件事情本来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进行各种打压、造谣和抵御？……
她的老伴认为，这一切皆系“赃官集团”所为，高医生本人也这么看。她曾将四张真相照片寄给一位副总理，但信被退回了。老伴在烧掉了调研材料后含着眼泪对她说：“你南下的调查资料全部叫我烧了，这些材料弄到中央，会惹大事，问题就不是仅限在河南了，我们全家没法生存啦，我实在怕，你别怪我……”
艾滋病的防治，在全球都是公共卫生问题，甚至可以是人权、民生问题，但只有在中国才能成为“政治麻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像高医生夫妇这样的人道主义者，原本就不是体制的反对者。以客观的角度审视，其见解是“建设性”的，只求匡正官场积弊，改善弱势群体困境，长远上对体制有益无害。
对真相的恐惧，是一种普遍流行的官场病；将一切不利于自身权位的诉求泛政治化，则是官僚们的习惯思维。当高医生的善举触及到真相，触动了官场潜规则和利益集团的私利时，就被某些官员视为“异议分子”了。老人遭遇“被异议”并非个案，类似的例子如今比比皆是。将批评者逼成反抗者，是最愚蠢的政治。当局曾宣布自己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后来又说过“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这种话如今很生疏了，不断看到的却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高医生最近去了美国，此前已在国内流浪数月，有家归不得。凭她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本可留在祖国，继续为防艾事业倾注心血；但似乎又不得不走，以其年龄和处境，已无法承受生命的如此之重。对这位深爱自己同胞的老人，你很难扣个“不爱国”的帽子；但其个人遭遇，却令这个国家有不爱公民的嫌疑。她从来都是一位勇者，不断地帮助弱势人群；如今自己却不得不远涉重洋，以八十多岁的高龄，流落异国他乡……
老人不会打字，所发电邮都是请朋友代劳的。其中一封来信的末尾写道：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在我内心里很佩服你，认为你是世界上的大好人，所以我才跟你说我的处境，但是我希望不累赘你，不要因为我给你添是非。我已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了，我视死如归。但是，我要死得清白。我不能做坏人的工具。
读着这样的文字，我深深感受到老人心中的孤愤与凄凉，即便如此，仍想着“不累赘”他人。她出国前有函致我，希望为其新作作序，我自问不够资格，但也义不容辞。当时尚不知其行将远渡，如今只有祈望：她在暂获免于恐惧的自由之后，仍能保有回家的权利。
“医者仁者心”，展读高医生的书，不仅会为其揭示的内容震撼，同时也将洞悉一位医者高洁的精神世界，分享灵魂的救赎与升华。过去我习惯于尊称她为“高老师”，本文则多处用了“高医生”一词，盖因我一直将“医生”视为“生命的保卫者”。高医生担当得起这种高尚的称号——她是一位肯定会被写进历史的医生。
当个人驱除心中的恐惧，才会去争取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当众人一齐说出真话，才能争取到免于恐惧的自由。
2009年11月23日北京风雨读书楼
本文是为高耀洁《揭开中国爱滋病疫情真面目》（台湾博大国际文化公司2010年9月出版）一书所写的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