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唐安妮编译】在永和路树叶散落的街中小岛上，隐藏着一个残忍的秘密：很多极小的胎儿被掩埋在街对面堕胎诊所的女性们所挖的、没有记号的坟墓里。
这间堕胎诊所位于这座古老城市的中心。那里的工作人员只掩埋那些3～4个月大、已完全象个微型小婴儿的那种胎儿。
“有这么大”麻醉师刘建敏说， 一边用拇指和食指比划出一管口红的长度。她补充说，掩埋是对那些过早失去生命的胎儿的一种尊敬的表示，而他们的父母不会被告知。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就如同中国年轻的未婚女性正在上升的堕胎率。
虽然全面的数据很难得到，但官方数字显示堕胎率正在上升。中国媒体和专家们说，很多假如不是多数去堕胎的都是年轻的单身女性。
这与过去不同。过去，堕胎主要为了强制实行政府的、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今天，学生很显然已是堕胎行业的基本客户群：北京现代妇女医院就提供一项政府资助、只需花费880元（相当于180美金）的、“安全加便捷A+ ”优惠堕胎服务套餐。别的医院也在大学便览手册里大打广告。
根据一份政府记录，2007年有760万例堕胎，2008年增至920万例。而这份纪录只包括医院。官方媒体报道说总数可能高达1，300万。假如此数据准确，中国便已成为世界上堕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许多人将此归咎为如今对婚前性行为的开放态度以及落后的性教育。政府机构的官僚作风和社会的嘲笑也使单身女性不敢要孩子。法律禁止女性20岁之前结婚，使青少年怀孕很少听闻。这种种因素， 加上堕胎在中国被称为“人工流产” 不会被社会嘲笑，就使其成为了相对便宜而且被普遍接受的节育方式。
“在我们国家，未婚生子将招致的道德谴责要比堕胎带来的耻辱厉害的多。”这家诊所的经理周安琴说。该诊所每月大约做60例堕胎，顾客多数是24岁或更年轻的学生。
2007 年开业的这间两层楼诊所是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在中国开办的五家诊所之一。该组织是总部在伦敦的非营业性机构，在全球开办了成百上千家诊所，推广安全堕胎、HIV检验、和其它服务。那些没被掩埋的胎儿被作为医学废品丢弃，就象在美国和其它国家那样。
在一楼一间检查室里，当护士将超声波扫描棒在20岁的南希•尹的肚皮上摩擦时，尹眼睛只盯着墙壁而不去看扫描仪上的影像：一个已将近3个月大的胎儿，有双臂、双腿、和轻微而快速的心跳，
尹要求称呼她为“南希”，一个她喜欢的英文名字，而别用她正式的中文名，因为她的家人并不知道她怀孕。
尹是西安的一名学生，她说她在三月份开始与男友有性行为，因为她“觉的用避孕套不舒服，”所以他们从不用避孕措施。她父母从未和她谈过避孕，学校里也不教。
当护士查她的血液有无感染迹象时，尹蜷缩在她的冬季大衣里，让头发向前垂落着覆盖住她大半个脸。她似乎对身处诊所感到尴尬、但对自己的决定态度坚决。“我曾想过要这个孩子，但这是不可能的。我还是个学生，我得从学校毕业。”
中国的计划生育网络巨大而高效，简直就是一个人口控制大军，宣传避孕、堕胎和绝育——但都主要针对已婚夫妻。
象尹这样的年轻人就成为漏网之鱼。一项由联合国资助、2009年由北京大学人口研究学会所作的、针对22，228名年龄从15至24岁的中国人的调查中发现，他们中三分之二的人能够接受婚前性行为，但他们中的多数“只具有非常有限的性爱与生育的健康知识。”
这项调查发现，他们中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已有过性经历。但在这些有过性经历的人中，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在他们的第一次性行为中没有采用避孕措施。一项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2009年所作的、对美国高校生的调查中发现，百分之四十六的学生已有过性行为，他们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在最近的性行为中都使用了避孕方式。
尹随后带着一包药丸和三天后来做堕胎的预约离开了诊所。周经理解释说那些药丸将杀死胎儿和使尹的子宫颈部柔软。“就象把一颗小树拉出来前你要先松土。假如你先往地上倒点水，这将使土壤松弛，让事情好办的多。”
谈到堕胎，中国人坦率的残忍。他们很多人认为胎儿没出生前不算人。北京社会学家李银河将这种态度和中国一度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联系起来。她表示，频繁的流产和婴儿死亡率曾使家人寒心至直到婴儿出生一百天后才愿意为其正式起名。“幸运的是，在中国文化里，孩子出生前还不算人，所以我们怀孕七、八个月时仍能做引产。我认为这从控制人口的角度上看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绝对没有必要进行所谓“生命权”的争论，没有必要引进诸如“堕胎就是谋杀”之类的理念。”
在中国，只有很少推行反堕胎运动的人士，他们通常是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但他们的活动都很低调，因为政府一直严厉压制着草根组织和宗教团体。
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将堕胎合法化，但直到政府开始强制实行一胎化政策以遏制人口增长之后，它才变的普遍起来。
1979年以前，一年只有不足500万例堕胎。但到1981年，即一胎化政策实行一年后，这个数字飙升到870万。1983年时更达到1，400万的顶峰。其后，随着政府放宽政策，允许第一胎是女孩的农村夫妻生第二个孩子，这个数字才有所下降。
粗暴、强制性的计划生育运动也减少了堕胎。仅在1983年，中国就给2，100万人做了绝育手术、给1，780万妇女上了环。第二年的堕胎就急剧下滑到890万例。
如今堕胎仍然很普遍，不同了的只是顾客。
麻醉师刘女士说，“过去中国女性做堕胎只是因为胎儿有缺陷，或有了第一个孩子后再怀孕。现在社会不同了，开放多了，其实是太开放了，青春期提早了很多，但学校和家长都不和孩子们讨论这些事。”
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孩子饮食的改善，青春期会倾向于提早开始。在中国，青春期开始的年龄已从1970年代的大概14岁半提早到现在的12岁半。同时，平均结婚年龄逐渐上升，从1970年代的20岁到现在的22岁，从而延长了年轻人有性生活而不结婚的时间。
李书卓，一名西安人口和发展研究学会的人口统计学家说，在过去十年里，很明显的发生了从婚后堕胎到婚前堕胎的巨大转变，但学术界人士没法得到能将这种转变量化表现出来的数据。
如今很多诊所和医院都加入进来满足堕胎的需求。很多网络广告和颜色柔和、欢快的小册子都在推销“无痛人流”、私人康复房、以及手术后帮助子宫收缩的按摩服务。
麻醉师刘女士自己在1982年曾经历过一次没有麻药的人流，当时都是没有麻药的。她说，“现在的孩子们做的却很容易，打一针麻药，然后睡过去了，没有痛苦。如果他们能真切感受到堕胎的痛苦，他们就不会再怀孕。”
事实上，玛丽•斯特普诊所里常常能看见老顾客。
22岁的张洁继第一次人流多年后又来做第二次，手术完后坐在康复房的暖炉旁取暖。这位身材娇小、戴着微蓝色隐形眼镜的时装店销售小姐希望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服装店。她说等年龄大些、有点积蓄后想要一个孩子，但不是现在，不幸的是她从药店柜台买的避孕丸又一次失效。
虽然不清楚为什么药丸没起作用，诊所医生说有些妇女并不知道这些避孕丸是要坚持每天服用的。
该诊所经理周女士说，她到高中和大学演讲时，想告诉年轻人如何正确使用避孕丸和避孕套，但学校领导们经常强迫她只讲关于恋爱的礼仪和月经。“他们不想我提避孕，怕我会教坏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