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人民坚持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真复辟以“护法”
—— 兼述五四爱国民主运动
第一、北洋及各派军阀假共和以复辟、混战的缘由
中国人民在击败袁世凯和张勋的两度公然复辟之后，一是袁、张的失败，昭示了中华民国国统已为民心所确认。二是全国人民反袁、反张的同仇敌忾之气，已使得任何有枪有势而欲夺取中央政权或割据一方者，俱已深深明白，唯有顶起中华民国的国统，扛起共和的招牌，才有可能争取民心，或拥有民心。但是，也正因为帝制已绝，无君可忠；袁氏已死，无人可服；民主共和，军阀不通。加之大军阀要仗武力以统独江山，小军阀要拥兵割据以称雄自保，尤其是北洋派军阀，11 一为遗朝之兵，二为袁家班底，三为实力雄厚，他们才将袁、张复辟失败后的中国，推向了复辟和混战的历史大混乱之中。
第二、段祺瑞假造共和、意在专制、首开军阀复辟混战的端绪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因重掌国柄，遂于共和名义之下，一是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二是藉对德参战而一再扩大对日借款，藉以扩充皖系军事力量；三是为借日款而与日本换文，欣然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并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12 同意日本在中国驻军并将国家资源作抵押；四是组织安福俱乐部以成立段氏安福国会，使国会成为他专制权力畅行无阻的“通行证”；五是反对和平统一，高喊武力统一，对孙中山为“护法”而在广东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实行武力讨伐；六是一意扩张皖系，打击直系，决以武力解决与直系的冲突，从而导致直、奉联合和“八省反皖联盟”的成立。一九二零年七月十四日爆发的直皖战争，遂成为北洋军阀长期复辟混战的端绪。
第三、各派军阀的连年混战
直皖战争虽以皖败而直、奉胜以告结束，但由于直系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直系齐孪元、陈光远、萧耀南又获江苏、江西和湖北督军位置，并连续赢得对陕、鄂、川等省的军事胜利，大大地扩充了地盘，从而引起奉系军阀张作霖不满。再者，于一九二零年八月组成的靳云鹏内阁，始亲奉，后又亲直。张遂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抵京倒靳云鹏内阁，组亲日派梁士诒内阁。但梁内阁既释放安福系战犯，又任亲日派曹汝霖要职，并参加“山东问题秘密谈判”，以取日本借款，迭遭全国反对，吴佩孚遂与直系各督军通电反梁，逼梁下台。一九二二年一月梁下台，颜惠庆组阁，奉军遂入关备战，直系亦调军队因应，从而造成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因原冯国璋部下西线奉军一部停止战斗，从而牵动整个西线（平汉）奉军瓦解，加之东线（津浦）奉军又败，结果奉败直胜。北京政府遂在吴佩孚指使下，免张作霖本兼各职，令其听候查办。张作霖却在日本支持下，用东三省议会名义，宣布东北闭关自治，自任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其后，张因不甘，又于是年六月四日再派兵至秦皇岛与直军战，却又因先胜后败，英、美出面调停，张只好签立停战条约。此后，夺取了北京政权的直系，尤为实力派吴佩孚，便一边打出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旗号，先拥黎元洪复位，以示法统；再迫黎元洪退位，以于法统之下，贿选曹锟。13 曹锟虽贿选总统成功，却遭遇全国反对。吴佩孚遂以洛阳为大本营，如段祺瑞一样，打出了“武力统一”的旗号，并且先发制人，首命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南抗广东孙中山，继命周荫人为福建督军，北逼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第一次江浙战争遂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开仗 —— 直系军队由闽、苏、皖、赣夹击卢永祥，孙传芳则越仙霞岭由闽入浙作战。十月十二日卢永祥败逃日本，直系齐孪元占领上海。奉系于九月十五日入关讨直，直系于九月十八日宣布讨张。吴佩孚亲任讨逆军总司令携军北上，赴山海关督战。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是直奉两系军阀间又一次为争夺中央政权的战争，但因直系第三军讨逆司令冯玉祥外接广东，阴连奉张，暗叛直系，并在其部将鹿仲麟和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及直军第二路军司令胡景翼支持下，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呼吁和平，赶出逊帝，北京政府遂被迫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军职。其时，适奉军又在山海关大败直军，冯军亦在杨村与北仓打败吴佩孚，吴主力基本被消灭。第二次直奉战争便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曹锟辞职，即直败奉胜为告终。
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的北京政变，它积极的一面，一是废了溥仪满清皇帝的称号，并驱之出宫，仅年付五十万圆以维持家用。二是冯玉祥在段祺瑞、张作霖同意下，决定邀请孙中山北上，从而在全国促成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并由之而引发了“首都革命”、即一系列反对军阀复辟混战卖国的群众运动。其消极的一面，一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已发出拥护段祺瑞复职的电报，十一月又在天津会议上共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遂使段政权复活，并由此而产生段氏“善后会议”，14 使民众所追求的国民会议不能召开。二是冯玉祥等以私家之兵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冯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和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从而在各系军阀中不仅增添了一个“冯系军阀”，迅疾地诱发了一场更大的内战，而且为冯系谋得了“革命”的招牌，为北伐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埋下了又一场分裂与叛乱的巨大祸患。
因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结果是奉皖两系控制了北京政权，段祺瑞重新上台，段政府遂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任命皖系败将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免齐孪元江苏督军职务。卢永祥遂与山东军阀张宗昌引奉军占领浦口、南京一带，齐孪元乃与孙传芳组织江浙联军，进攻北京政府委派的淞沪军使张允明，交战于无锡。后因孙传芳突然宣布撤兵，而使齐军大败。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齐孪元通电下野。同日，奉军进入上海。这便是第二次江浙战争及其结局。
在第二次江浙战争中，孙传芳虽因背齐而使齐败，奉军就此而源源开往上海，却因此而立即引起了其他军阀的恐慌和反对。孙传芳遂决定联冯反奉，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奉，十月十六日攻占上海，十月十九日占南京，十月二十三日占蚌埠，十一月十八日占徐州，逼使奉军退守山东境内。孙传芳遂建立东南五省联军，自命东南五省官员，从此于吴佩孚兵败之后在武汉建立的十四省联军中脱颖而出，自成体系，不再听吴指挥。
一九二五年在奉军被孙传芳赶出苏、皖两省后不久，其内部曾发生郭松龄倒戈张作霖的内战。15 郭松龄因李景林的出卖而战败亡命。其先，因冯玉祥曾为救郭松龄而向李景林提出假道热河，为李所绝，郭死后冯遂发兵攻李，占天津，李景林只好退兵山东，与张宗昌结成“直鲁联军”。是年底，冯又试图联吴佩孚以制张作霖。未想吴未忘旧仇，非但拒绝，更致电张作霖，要联奉讨冯。一九二六年一月张学良复吴电表示谅解，由是直吴与奉张重结，并且联合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以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直吴军由京汉线北上，直鲁联军由津浦线北上，奉军负责关外并助吴军饷二百万圆，议定将来北京政局由吴佩孚主之。此次大战，吴佩孚、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打胜，冯国民军败亡大半，后困于西北。大战期间，一是导致日本军队炮击大沽口和日、英等八国的蛮横干涉，造成“大沽口事件”；二是引发“反奉倒段”运动和国民军鹿仲麟部发动兵变推倒段政府；三是北京“三一八”惨案的发生。
一九二六年四月奉直、直鲁军进京，吴佩孚便提出恢复曹锟法统。16 张作霖则提出恢复“临时约法”，同时召集国会开会，组织由他所控制的摄政内阁。其后，历经颜惠庆、段锡硅和顾维钧等内阁，直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张作霖自组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掌控北京政权。
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十一年间，除掉皖系、直系、奉系等大军阀为争夺北京政权而迭起的大型混战以外，各地方军阀为拥兵自保，同样是长期混战不止。其中省与省之间的混战，和一省之内的混战，可谓此起彼伏，连连不断。其间，仅四川境内便有大小混战四百三十九次之多。如前所说，这些混战，在大军阀虽为争夺中央政权，以期武力统一和复辟天下；在小军阀则为拥兵以自保，或夺地以称王。但在名义上，他们不是假共和以兴师，便是借自治或联省自治以用武。中华民国的国统谁都要抢；中华民国的法统谁都要阉割；国会和“临时约法” —— 这两个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标志，更是成了各路军阀或号令天下以称王师，或夺地称雄以做霸主的法宝。至于遍及数省，由军阀标立与标榜“宪法和宪政”，以行封建割据之私的情形，乃事所不鲜。此亦足以证明，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之实，实已成为大小军阀长期推行复辟混战的一块遮羞布。
第四、中国人民坚决反击军阀的复辟与混战
诚然，袁、张之后的中国人民，盖因“懂共和、解民主”，“厌绝专制，宝爱共和”（陈独秀语），才始终坚持反对北洋军阀的假共和与真复辟。同时，一是因军阀混战而不能在政治上造就专制一统的局面，从而为反对军阀复辟混战提供了政治上的自由条件。二是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钳制，又使得军阀们不敢仿效袁、张以公然复辟，而只能假共和以行复辟之实。这就给反复辟带来了明确的立场，积聚了正义的力量。三是辛亥之后思想舆论的高度自由，乃予人民、尤予知识界以宣传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广大思想舆论阵地。四是兼以推广白话文与文学革命、意在反复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其后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又在相当程度上普及了文化，提高了民智，迅疾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因此，自一九一七年段祺瑞由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一变而为再造复辟的大军阀起，中国人民反对军阀复辟、混战和卖国的斗争，直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浪浪相推，波峰叠起。中国人民反对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斗争，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反段护法、反段卖国到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
一、盖因段祺瑞在成为“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之后，转身便要做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的大军阀，孙中山立即在全国人民的反段声中，于一九一七年七月高举起“反段护法”的旗帜，公开揭穿了段祺瑞“假共和之面孔，行其专制之手段”的复辟本质。随后，原国民党议员中商榷系及政学系的一百五十名议员和海军总长程璧光乃追随孙中山南下，于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因法定人数不够），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即刻分兵湖南，以发动护法战争。
二、如果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因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就已引起过日本留学生和国内学生及民众的坚决反对，那么，一九一八年五月，当段祺瑞欲借参战（指欧战）向日本借款以图扩充皖系，并不惜以国家资源作抵押，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同意日本在我国驻军时，17 中国留日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遂立即在东京举行示威游行，表示抗议。其时，因日本政府殴打逮捕中国留学生，留学生乃宣布罢课并组织救国团体，宣传爱国反日，同时派遣两千人急速回国，以联系国内各地高校发动反段爱国运动。由是，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福州等地相继爆发反对段祺瑞卖国的学生运动，全国各地 “抵制日货”的运动亦得以迅速展开，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当中国人民得知“巴黎和会”将把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 “特权”转让给日本时，一场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中心内容的，反对军阀复辟爱国的伟大群众斗争 —— 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便立即铺天盖地地席卷在中国的大地之上。
为了制止卖国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学生即于五月三日晚议决“通电巴黎专使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并于翌日 —— 五月四日，联合北京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盛大游行示威。当日下午四时许，学生火烧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18 三十二名学生因此而被捕。于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固言“今日发生之事，乃属爱国运动，此种爱国运动在各国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惊慌，我当负责营救”，国会亦有代表声明，表示要赞助学生的行动。始未参预的清华大学代表随即表示将与各校同时行动。警官学校代表更已出示“杀卖国贼”的血书。朝阳大学的代表则提出了发动抵制日货的运动。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并再一次致电巴黎拒绝签字。学生的爱国行动和政府逮捕学生的行为，激励和激怒了全国民众。京师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联合全国各商会一起援助学生。上海、天津各地，各团体或个人纷纷电请政府释放学生。山东省议会正副议长等四人赴京与山东籍国会议员议决要求释放学生，并为山东问题失败弹劾内阁。于是国会提案，誓不承认“二十一条”和段祺瑞与日本签订的“顺济铁路合同”（段托名修路以筹款扩兵），已未俱乐部甚至提出要弹劾总统袒护卖国贼的行为。由是，政府因蔡元培愿以身家性命作保学生复课，而释放学生。
然而，五月四日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汝霖，虽迫使曹、章、陆三人辞职，但蔡元培因保护学生而遭到曹、章、陆谩骂，也被迫辞职。前者虽无人为其“鸣冤”，后者则受到广大教职员工以全体辞职相同情。北京政府遂同时慰留蔡元培与三国贼，并更换教育部长，撤换高等学校校长多人。由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遂再度决定罢课，并坚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掀起了更大的运动高潮。然而，北京政府所采取的监控新闻、禁锢舆论、取缔学生活动和为曹、章、陆辩护等做法，特别是总统徐世昌于六月一日下达责斥学生的命令，北京政府于六月三日逮捕演讲学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拘捕学生八百余人之等等倒行逆施，非但没有将“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学生运动镇压下去，反而激起了全国学生和各界民众的一致反抗。孙中山遂领衔以广州军政府七总裁名义联名通电，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广东非常国会亦宣言痛诋曹、章、陆卖国；天津、武昌、杭州、青岛、烟台、芜湖、保定、福州、南昌、常州、登州等各地学生纷纷成立组织以声援首都学生；上海、天津、济南、宁波、厦门、镇江、汉口、苏州、无锡、常州、扬州的工商界，亦公开声明支持学生。自六月五日起，上海及各地工商界始共同宣言“不除国贼不开门”。上海商界还决定提倡国货，不用日轮装货，不用日钞，各著名大报亦声明不登日商广告。天津商界还将所订日货全部退还。长江流域商人亦同声排斥日货。自六月六日起，上海浦东工人率先罢工以声援学生。“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的呼声响遍国中。
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六月五日，政府释放学生；十日，政府免曹、章、陆职务；十三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大总统明令禁止镇压学生运动；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七千多份函电和法国三万多名华侨及留学生的逼迫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不仅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卖国的胜利，而且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的胜利。正是这一双重的胜利，才决定了五四运动作为爱国民主运动的性质。中国人民反对北洋军阀及其北京政权 “假共和以复辟”的斗争，亦因此而走完了第一个大阶段。
第二阶段：中国人民为捍卫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种种奋斗
这一阶段，从时间上看，是在直皖战争与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就事实上看，则从全国人民反对曹锟贿选，直到全国民众提出种种“维护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要求。
一、因直系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胜利而扩大了地盘，充实了武力，劫夺了北京政权，因而，它才在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虚假幌子下，导演了一场“拥黎上台”、“迫黎下台”19 和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这个丑剧，一方面将他们要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假戏暴露无遗，一方面则将中华民国共和法统阉割得不成样子，使得深受大军阀混战之苦的国民，又一次断送了要求实现共和的希望。因此，自曹锟贿选一开张，不仅痛苦愤懑之情激荡民心，而且顿足斥骂之声震撼全国。上海有国民讨曹游行大会，杭州有讨曹救国大会，各省学生再起学潮以讨曹锟、诛议员。上海工商界还召开省区公民大会，决议将受贿议员由本省各法团抄没其家产，削除其籍贯。浙、皖等地的学生，有的捣毁议员家庭，有的发起锄奸会，拟将受贿议员铸成铁象，以留永世之骂形。虽然曹锟一系多方镇压 —— 如逮捕记者，封锁舆论等，但全国人民的反贿选斗争仍然愈演愈烈。一百余名旅沪拒选议员纷纷发表声明，声讨贿选之罪。其他怀恨直系的大小军阀，诸如云南唐继尧、浙江卢永祥、奉天张作霖、淞沪何丰林、四川熊克武等也先后通电反曹贿选。可以说，正是曹锟贿选和其后吴佩孚所叫喊的武力统一，才从反面促成了全国反直运动的发展，诱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促成了冯玉祥倒戈与北京政变的发生。
二、应该说，自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起，全国民众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便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斗争，一方面因维护中华民国共和法统而带有鲜明的反复辟性质；另一方面又因反对军阀争夺中央政权而具有揭穿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作用。加上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与五四运动胜利成功的激励，在思想、文化、教育各界，直至在地方军阀中间，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拥宪立宪”和“自治联治”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共同出发点，是要以制定国家的根本大法，来肯定、维护和发展中华民国共和国统；这些运动的共同要求，则是要用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来遏止军阀混战、谋求祖国的和平与统一。虽然就地方军阀而言，此亦无非是又一层次的“假共和”而已。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东方杂志》曾出版两期“宪法研究专号”，称“民国已十一年，然兵连祸接，扰攘至今，根本大计，迄未公布”，因而“吾国今后国民之责任，唯促成宪法之制定，裨政治入轨，绝乱源，定国基，然后徐图兴国之道而已”。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适之、蔡元培、王宠惠等亦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要组织一个好政府，即“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府”，更提出 “组织一个好政府，是政改的唯一下手功夫”。20 并且，继清末就有人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思想，一九二零年十一月，章太炎在北京《益世报》上发表“联省自治虚政府议”一文，以“近世所以致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籍过高”为由，提出“中央政府只宜虚置”。一九二二年九月，胡适之则提出了“建立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之建议，等等。21 正是上述鲜明反对军阀混战的思想和舆论，才一方面导致了“废督裁兵”等推倒军阀具体办法的出现，22 又导致了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为在大军阀混战中拥兵自保，而高唱“制省宪、省自治直至联省自治”的高调，甚至“付诸实践”。23 虽然他们的行不通乃为势所使然，但是在同声相求以反对大军阀复辟混战和小军阀拥兵割据上面，应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和发动作用，为嗣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北京政变”和其后全国人民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直至消灭这一混战，统一中华民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影响。
第三阶段：从国民会议运动到三一八惨案
虽然在反曹锟贿选之后，一方面出现了群众运动的低潮期，一方面知识界又提出了种种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思想和方略，然而，随着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尤其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却迎来了又一个更大的和更加持续的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群众运动高潮。
一、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冯玉祥在北京召集政治军事会议，在段祺瑞和张作霖的表态欢迎下，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遂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目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是。由是，全国立即出现促成召开“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穗、京、沪、津、汉、济、宁、徐州、张家口等地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拥护召开国民会议；沪、粤、鄂、湘、浙等省均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北京还成立了“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以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然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执政府却公布“善后会议”条例（参见注十四）。由于该条例凸显了各派各地军阀只想实行联合执政，既未“新其貌”、更未“新其心”的特点，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遂通电首先反对召开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十万人游行，以反对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孙中山指示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于善后会议召开之际（二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社会各界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否认段政府的“善后会议”，重申打倒军阀的主张，决议指出：“中国国民欲求恢复民族独立与自由，即在以国民会议产生革命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和段政府拒绝召开国民会议，造成了国民会议的流产，但由于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是的要求已经深入人心，由于一九二五年四月段政府与法国签立中法协定承认“金法郎案”，24 由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血案”发生，由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段政府虽然召集关税特别会议却无从实行关税自主，首都国民遂连续地推起了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高潮，并立即得到了全国民众的响应。于时“打倒媚外政府”的呼声此起彼落，各种倒段反奉的要求响遍全国，种种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的行动纷至沓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都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通过了“立即解散段政府、由国民制裁和解散关税会议、召开国民会议”等一系列决议案。要求“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和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由是响彻国中，从而形成“五四”以后全国民众又一次反对军阀复辟卖国的持续性高潮。尤其当日本军舰炮击我大沽口炮台的消息传来时，25 这一反对北京段祺瑞军阀政府的群众运动高潮，就更是形成了烈火烹油之势。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与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市总工会等发起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紧急会议，议决“严正驳斥日通牒，不许日舰携奉军入口，驱逐八国公使出京，请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并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召开了三万余人的“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誓言要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反对帝国主义之联合进攻，26 反对军阀之卖国行为，同时决议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在津的外国兵舰立即撤退并惩办大沽口战争祸首。会后又组织两千多人请愿团赴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段祺瑞的执政府遂以“聚众谋乱危害国家”为名，命令开枪射击请愿队伍，制造了四十七人死亡和一百余人受伤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沪、津、穗、桂林、长沙、南昌等地群众，包括海外留学生及华侨，立即发起了反段爱国的运动。首都民众于三月十九日再次聚集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并通过“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交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通过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议” 等决议案。从而将中国人民坚持了十一年的，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以复辟、混战、卖国的斗争，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期。正是在这一高潮期中，段祺瑞政府倒台，27 广东革命政府乘势吹响了北伐打倒军阀的进军号角，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终于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得以重建，中国人民亦终于迎来了十七年反复辟的历史性胜利，更迎来了中华民国和平与统一的初步实现。
四 中国人民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 —— 新文化运动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在思想文化上反复辟的革命
如果说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因全中国人民的“共击之”而先后归于败亡，那么，当之“再造共和”的大英雄，竟于马场誓师到执掌国柄的转瞬之间，就又成为再造假共和真复辟的大军阀时，应该说，它给予国人的强刺激，实不亚于袁、张的公然复辟。尤其是北洋军阀制造一系列混战和混乱的行径，不单使国人痛心疾首，特别使得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陈独秀语）。
再者，如前所说，辛亥之后清王室的宗亲贵要就曾到处成立孔教会、孔道会、经学会等等，以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而袁氏复辟帝制的先声便是“通令学校祀孔，亲率百官祭孔，下令所有衍圣公暨配礼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所谓“欲遏横流，在寻正轨”，试图以独尊“孔教”，来改变所谓“波邪充塞、法守荡然”的“共和现实”。康有为既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又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时，因身封“弼德院副院长”（院长徐世昌），而亲拟宣布复辟的上谕。并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仪廉耻收溃决之人心”，实际是要在思想文化上首先实现复辟。至于满清的遗老遗少们，不仅为推动复辟而大肆鼓吹尊孔读经，意在“倡明周公孔子之学”，而且还“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地从辛亥前一直闹到辛亥后，甚至从袁氏复辟一直闹到北伐推倒军阀乃止。由是，国中贤者便不难发现，凡复辟，必与独尊孔教有关。孔教不仅是为专制复辟鸣锣开道的精神法宝，而且是专制赖以复辟的政治法宝，更是专制已经实现复辟的一剂“思想保和汤”。因此，国中贤者们也就不论他们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型思想家，还是要反对文言文和旧文学的新型文学家，便都将孔教当作他们志在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狂飙伊始，就会喊出“打倒孔家店”的真正原由所在。它无疑是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时代的思想产物，也是革命思想和复辟思潮的一场必有较量，更是辛亥前那两场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和专制改良的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在辛亥后的继续和深入。再加上共和国统之下的数度专制复辟，又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和痛苦，28 这就使得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提倡者们，不仅能够认识到批判专制思想文化的必要性，而且能够理解到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质，进一步普及共和主义思想的重要性。特别是他们又在一个特殊的痛苦时代 —— 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思想灵感和文学创造的深厚生活基础及丰富情感泉源，因此，在思想有了，生活有了，痛苦也有了，追求亦更明确和更坚决的反复辟时代条件下，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先后两声呐喊，既开启了对“孔家店”的大胆批判，又开始了对革命与复辟较量时代社会生活的文学表现。前者继承辛亥前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批判，志在思想战线上为反对专制复辟、推进民主革命而尽其功；后者则以晚清的文学革新为前瞻，继承和发扬了它敢于批判现实的精神，勇敢地直面社会生活，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是，一场在后来被托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革命，便在思想和文化两个方面，并在革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中国大地上，被轰轰烈烈地推动开来了。
第二、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批判专制、科学批判愚昧的思想文化革命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体部分的思想革命，它萌动于袁氏复辟的岁月，呼喊于张勋复辟的前后，如潮如涌在军阀复辟混战的年头，结果于北伐成功的辉煌年代。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已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以“敬告青年”为题，为这一场反对复辟的思想革命，竖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一九一六年二月，他又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公开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治的国民政治”。一九一九年一月，面对着复辟派非难《新青年》“破坏礼教、礼法、贞节、伦理”之等等罪名，他又发表了纲领性的“自辩书”，宣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并誓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国……若因为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能辞”。29
由是，面对着在辛亥之后已经堕落为复辟派的康有为，和他一再力倡“尊孔、复古、读经”所推起的一波波逆流，陈独秀则在“孔子之道德与现代生活”等文章中，严正标明了“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孔子之道与共和制度直接对立”的思想立场，竖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由是，李大钊乃大声疾呼“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而自由亡”。30 吴虞则继承了辛亥之前民主革命派对于纲常名教的批判，以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进一步清算“维系了二千年专制政治和家族制度之根本的孔子孝悌思想”，指出了礼教的吃人本质。
鲁迅亦尖锐地抨击了要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国粹派”们，指出“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同时还鞭笞了仍然在叫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伪革新派们，批判了他们“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的两重思想。
可以说，既高举起民主的大旗，以反对专制政治和整个专制制度；又高举起科学的大旗，以反对数千年来专制思想、专制观念和专制文化所造成的种种愚昧 —— 这在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激烈较量的时代，不仅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而且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了。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和影响
显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先导部分和主体部分，乃是一场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在它一开场，便带头对于一切复旧、复辟的思潮和行为，进行了大胆的、并且是坚决的批判和清算，所以，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才有可能在一开场便生机勃勃地高举起“反文以载道”的文学革命旗帜，更只在短短的几年中便获得了那样大的成就。说到底，几位留学生在美国关于“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闲话，31 之所以能够在国中诱发起“文学革命”的时代大潮，无非是这个关乎文学的“闲话”，适应了辛亥之后国人在思想文化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时代需要，它，才有可能因为 “一点因由”，而被“着意点染”，从而在反复辟的思想革命已经蓬勃开展的时代条件下，推动起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和文学革命，结出了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硕果。这也是胡适之先生所小心翼翼提出来的“文学改良刍议”，到了陈独秀的手里，便不仅还了胡适之先生“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本意，而且能就此做成一篇“文学革命论”，并喊出了“三推倒和三建设”之文学革命主张的根本原因。32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成就是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白话文的被正式公开提倡和被迅疾地推广普及。33 这不仅对于文学革命和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成形具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对于推动民主理念，普及科学知识，提倡革命精神，号召反对复辟，即在更为广泛的规模上批判专制思想、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推广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和新知识，直至推动北伐在全国的迅疾成功，均起到了无以低估的历史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个成就是文学革命的实绩。首先，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便是在批判“吃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中应运而生的。紧接着，鲁迅又从批判专制政治的“上下”两个方面入手，以对孔乙己命运的深刻描写，猛烈地批判了专制统治之精神枷锁 —— “科举制度”的罪恶；又在对乡村游民 —— 阿Ｑ形象的塑造中，深刻地揭示了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维系其长期统治的社会基础，即中国传统农民无思想、无文化，却有着根深蒂固之封建专制观念的本相。胡适、刘半农、郭沫若开始以白话诗歌的形式咏叹社会的痛苦，人民的不幸，歌唱一个古老民族的方死和方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新人，则以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歌、新戏剧终于爆发开来，其作为一场文学运动，不仅为白话文的迅疾推广与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为我们民族现代语言的形成建立了莫大的功勋，而且它开山之日便是结果之时，诞生了迄今为止，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都无愧于后人的不朽之作。尤其是它在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的时代，作为那一场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的一个部分，确乎揭出了病痛，也引起了疗救的注意，引发并坚定了人民、特别是青年反对专制复辟、追求民主政治的信念。这一切无疑都是文学革命的重大成就。
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成就是它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由于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它虽由少数知识分子所倡导，却又为广大青年和普通民众所参加。加上辛亥之后中国人民已经拥有相当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分裂混战中的军阀又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再造专制一统，以强行取缔这一自由，因而，这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就不仅在思想上、文化上及文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其影响之深，之广，之所向披靡和只进无退，实是将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时代的整个社会生活氛围，引向了一个空前的质变阶段。不仅予旧思想、旧文化以重创，特别予刚刚诞生、还在鲜血和痛苦中挣扎的新中国，在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注进了新鲜的历史气息，使之迅速地出现了推陈出新的思想文化局面。尤其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崇尚自由、反抗权威，排斥专制、追求民主，批评传统、肯定现代，破除迷信、推崇科学，深怀理想、一意求新，和要积极、不要消极，要个人主义、不要专制主义”之种种崭新的时代精神，不仅在迅疾地改变着那个时代的面貌，而且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因而，在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更为久远的历史范围内，将它视作在各个方面均要推陈出新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也就言之不过。
第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方面的负面影响
其一、文学革命方面。由于中国数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成份 —— 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绝非是一朝一夕所能批判、清算得了的；由于刚刚认同科学和民主理念的批判清算者本身，同样背负着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由于辛亥之后的中国正处在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既身置其时，又身在其中；因而，他们对于时代发展的本质，也就很难认识得十分清楚。由是，那一批在旧时代为旧文化所培养起来的新文化人，即“新青年”，就自然而然地会把由专制复辟所造就的社会灾难，和由刚刚覆灭的专制王朝所遗留下来的社会痛苦，与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联系起来，甚至反转过来认为，这一切都是辛亥革命没有获得成功所致。这就使得鲁迅等一批作家于文学革命后期，将对数千年专制社会的批判与辛亥革命所必然要引起的时代阵痛划了等号，不仅混淆了辛亥前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区别，而且混淆了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的政治界限。从而为不仅要推倒专制制度，甚至要否定辛亥革命的错误思潮，作了文学上和心理上的铺垫。比较一下法国波庞王朝复辟时代的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伟大作家，重新认识一下他们在文学上一心要批判的复辟贵族，竟恰恰是他们在政治上一心要维护的心爱者 —— 这样一个“根本矛盾”，我们就能明白，他们对复辟时代社会心理与时代风情的描写，实在是对那个“革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时代，作了相当本质、相当鲜明，即相当深刻和准确的文学概括。于连·索黑尔，包法利夫人，德·拉·木尔侯爵的女儿马特尔小姐 —— 应该说，正是从这些不朽的文学形象身上，我们才看到了法国社会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激烈冲突，以及这个冲突之必然要解决和必然能够解决的历史前途，即 “圣·玛丽街修道院里的共和主义英雄们”一定能够战胜专制复辟的胜利前景。这固然是法国文学已经走向成熟的表现；同样是法国民主革命前漫长的思想启蒙运动，曾对专制主义实行过广泛深入批判的一个积极成果；更是法国传统农业社会已经并正在解体，民主与科学已经先走一步这一历史进步性，所带来的进步文学现象。
其二、思想革命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革命范围内，没有能够积极地区分传统思想文化与其中“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界限，从而将所有的传统思想文化都当成了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就不仅为对手的反击带来了可乘之“理”，而且表现了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不公正态度，更为嗣后在共产革命思潮的侵扰下，不加鉴别地动辄便要否定和打倒传统文化，甚至以批判和打倒传统文化来取代对于当代共产专制思想文化的清算，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陆出现的，某些人不能、不敢、甚至是不愿批判共产专制政治，却乐于批判、直至全面否定民族传统文化，并坚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奇异文化现象，虽然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而已，但是，这一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却在维护共产专制制度，鼓吹共产专制体制内的政治改良，淡化共产专制制度的罪恶，特别是它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上，对新一代青年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实在不能不说是新文化运动“负面影响”的一个至为悲哀的历史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