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中国民主革命被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
一中国共产革命的外在诱因
——恶邻沙俄与阴谋推行“东方路线”的苏俄
要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真正诱因，就必须了解苏俄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而要了解这一阴谋，就不能不首先弄明白沙俄与苏俄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和它们对我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特别是苏俄共产革命的目标及其成功经验，对于诱发中国共产革命的意义。
第一、恶邻沙俄对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不仅使我们老化和积弱的祖国从此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而且从此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欺辱和宰割的命运。沙皇俄国虽然也是一个老化的专制国家，但因它正处在为挽救君主制度，特别是为预防革命而施行专制改良的历史时期，虽然败亡的命运无例外地在等待着它，但专制改良短暂的正面效应，主要是宗法制农村的破产和自由经济的产生，却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不仅增强了它的国力，而且迸发了它的野心。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丧权辱国处境，也就很快地诱发了它对中国领土和资源的欲望。由是，沙皇俄国不仅作为一个专制“列强”，更作为一个专制“恶邻”，从此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诱发了沙俄掠夺我国黑龙江流域领土的野心
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沙皇为加紧侵占我国黑龙江流域，任命大臣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
一八四九年，沙俄海军乘炮艇由海上侵入我国黑龙江和库页岛地区。
一八五零年八月十三日，沙皇俄国强占了中国黑龙江省的口庙街，并将之改名为尼古拉也夫斯克。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侵占中国的库页岛。
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沙皇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亲自率军闯入黑龙江建立村屯、炮台和兵站。
一八五五年五月中旬，沙俄再次侵入黑龙江并迁来大批“移民”。
一八五六年底，沙俄强占黑龙江省下游地区，并设立了“滨海省”。
二、沙俄继续强占我国领土，强迫我国签订不平等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皇俄国立即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并利用“调停者身份”暴取强夺，从而成为我国的一个真正恶邻。
一八五八年四月，俄国公使与英、法、美公使一道，率领海军舰队陆续抵达天津白河口，以进逼津、京。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军抵达我国黑龙江省瑷辉县，并于次日向我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了领土要求。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黑龙江将军奕山被迫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中俄瑷辉条约》，即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予俄国，仅将瑷辉对岸精奇里江以南六十多平方公里的地区留给中国人居住（按：即江东六十四屯）；将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规定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许中俄两国船只航行……
因清政府拒绝批准该条约，所以直至一八六零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中俄瑷辉条约》才被清政府认可。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二日，沙俄霸占我国乌苏里江口伯力，将之改名为哈巴罗夫卡，一八九三年又改称哈巴罗夫斯克。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沙俄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进逼天津之际，以调停为名，诱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天津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俄国得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等七处通商口岸通商，并停泊兵船，若别国在中国沿海增开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俄国得在原定中国陆路通商地扩大贸易，对“俄国商人数目即所带货物并本银多少不得限制”；俄国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领事馆，在华俄人享有领事裁判权；俄国东正教士得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俄国在中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中俄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定明边界”（按：意在进一步强占中国领土）……
一八六零年十一月十四日，沙俄又乘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际，借口对英法“斡旋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悖”相威胁，开始大面积强占我国领土，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即《中俄续增条约》，其主要内容有：迫使清政府确认《中俄瑷辉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给俄国；规定中俄两段自沙宾达巴哈起经栽桑着尔、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至浩罕边界，“顺山岭、大河之流及中国现在常驻、卡伦等处为中俄边界”……
一八六四年十月七日，为继续强占我国西部领土，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其主要内容有：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栽桑着尔南北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增开喀什葛尔（今喀什市）为商埠；两国边民免税自由贸易；准许俄国商人在库伦（外蒙乌兰巴托）、张家口零星贸易；重申在华俄人享有领事裁判权……
一八七一年六、七月间，沙俄乘阿古伯侵占乌鲁木齐并向东进犯之际出兵强占伊犁。经交涉，因沙俄拒不交还，清政府乃于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命左宗棠西进。至一八七七年五月，左宗棠率军相继克达阪城、鲁克必、吐鲁藩等地，阿古伯败逃自杀。之后，清政府派崇厚使俄谈判归还伊犁事，崇厚却在沙俄胁迫下，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基亚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米斯擅订《里瓦基亚条约》共十八款。另有《瑷辉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和《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里瓦基亚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收回伊犁城。沙俄割去中国伊犁西面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流域和塔尔巴哈尔地区栽桑湖以东土地；沙俄可在蒙古和新疆全境免税进行贸易；开放松花江；俄得在嘉峪关、乌鲁木齐等七处增设领事；中国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约合白银二百八十万两）……
因国内舆论哗然，纷指崇厚误国，清政府拒绝批准并将崇厚治罪。一八八零年，清政府命驻英、驻法公使曾纪泽兼驻俄公使，赴俄谈判《里瓦基亚条约》。曾于次年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虽争回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却通过此约与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订立的五个《勘界议定书》，将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俄国，又将兵费赔偿增至九百万卢布。
三、沙俄侵略我国东北，残害我国人民，继续强迫我签订不平等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俄、德、法诸国担心日本在中国东北势力形成，遂于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由三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特别是对我国东北怀有极大野心的沙俄，更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并以“愿与中国共同防御日本侵略”为借口，于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诱使清政府于莫斯科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法文本称为《防御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有：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地方官应尽力供应俄国军队需要；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威，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均有权通过此路运送军队和军需品……通过这一“密约”，俄国终于将它的侵略势力伸向了我国东北。
嗣后，德国于一八九七年强占了我国的胶州湾。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沙俄乃紧步其后尘，迅速地强占了我国的大连湾，并于翌年强迫清政府订立了《续定旅大租借条约》。
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侵略我国。为乘机大规模侵占我国东北，沙皇尼古拉二世于一九零零年七月六日亲任总司令，下动员令先后调集十八万军队分六路侵入我国东北，并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海兰泡原名孟家屯，位于瑷辉县黑龙江北岸，一八五八年为沙俄强占，改名布拉戈维申斯克。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五日海兰泡俄军突然封锁江面，十七日强令中国居民及商人五千人集聚江边，施以大屠杀，致使“骸骨漂溢，蔽满江岸”，仅数十名落水者游至对岸瑷辉被救起。七月十八日沙俄军队又于博多至精奇里江口一带，全然不顾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拥有永久居住权，竟将其所有房舍毁劫一空，前后共杀害中国人两千余。消息传出，举世愤慨。七月三十日，俄军侵占我海拉尔、珲春和三姓。八月三日，俄军侵占哈尔滨，次日占领瑷辉和营口，至是年十月三十一日，俄军已经占领齐齐哈尔、吉林、辽阳、沈阳和锦州。
一九零零年十一月十八日，沙俄又以谈判交还东北为名，强迫盛京将军增祺的代表周冕，在旅顺签订为他们所拟好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其主要内容有：沈阳设俄总管一员，盛京将军置于俄国总管的监督之下。凡是盛京将军所要办的事情，该总管应当明晰；奉天省的军队一律解散，军械一律收缴，各处未经俄军驻扎的炮台，营垒和火药库，全部撤毁；留俄军驻防；奉天省各处设立马、步各队，转请俄带兵官尽力帮助办理……沙俄以交还奉天为名，企图完全控制我国东三省。一九零一年一月沙俄逼迫增祺擅订“章程”事败露，清政府将增祺革职，并宣布“章程”作废。
虽然东北人民开始了武装抗俄斗争，英、美、日等国亦因各自的利害关系而出面干涉，沙俄仍于一九零二年四月八日逼迫清政府订立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即《俄国撤兵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俄国撤兵后，中国驻东北的军队人数，应添应减，应随时知照俄国；规定交还山海关、营口和新民厅沿线铁路后，清政府应给予赔偿等。
一九零三年四月，由于沙俄在第二期撤兵期满时，不仅违约不撤，反而增兵，更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新的侵略条件，从而激发了中国的拒俄运动，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矛盾也随之激化。由是，一九零四年二月，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
老大的旧专制俄国终于在日俄战争中败给了日本，随之迎来了国内革命的次第爆发。旧沙皇俄国虽然已经不再有力量成为一个疯狂的侵略者，但是，它对中国领土的野心，特别是对中国外蒙的野心，却始终没有“冷却”。乘我辛亥之后的历史动乱，一九一一年，沙俄策动外蒙封建王公宣布自治，并奉博克多格尔为大汗活佛。一九一二年沙俄又强迫库伦傀儡当局签订了《俄蒙协定》。一九一三年，沙俄迫使袁世凯同意外蒙自治，签订了《中俄蒙协定》（袁坚持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一九一四年六月，沙俄侵占了我国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一九一七年，旧沙皇俄国虽然被革命推翻，但是，它对我国领土的野心却为列宁和斯大林的新沙皇俄国，将之迅速地转变成为对于辛亥之后的新中国——中华民国的蓄意颠覆和长期颠覆。俄国这个恶邻确如蒋介石先生所言，实为“我国的世仇大敌”。也难怪我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家蔡元培，早在一九零三年就创办了《俄事警闻》报，提醒国人要警惕恶邻俄国的野心。
第二、恶邻苏俄的东方路线、阴谋手段和夺权经验
一、俄国共产革命的目标和列宁的东方路线
如导论所述，由马克思主义号召和发动起来的共产革命，因声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所以，它才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即要“得到整个世界”，来作为它明确的最终目标。酷似中世纪罗马教廷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共产国际，其宗旨，一是为了统一世界共产革命的组织，二是为了发动和指挥世界各国的共产革命，三是保有对于共产革命理论的权威解释权，以卫护正宗，反对异端。第一、第二国际虽然在不要祖国和祖国也不要他们的马克思及恩格斯领导下，在欧洲并企图在全世界发动共产革命；第三国际则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建立和把持下，将世界共产革命变成了既要忠于苏俄又要保卫苏俄的，没有祖国和不要祖国的革命。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在派兵大举侵略中国时，就曾对中共指示称：“谁决心——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诚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01
共产国际，至此乃成为一国之私，成了为维护苏俄的利益，而在全球煽动“革命”、实际是进行颠覆活动的巢穴。自二十年代后半期直至全面抗战开始，在中国由共产党所发动的长期叛乱和叛国，就全为第三国际所直接指挥。二战末期，第三国际即已解散，但战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内讧和内斗，均愈演愈烈。尽管如此，在要“得到整个世界”的“共产革命”目标上，他们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继承了列宁和斯大林的遗教及手段，外则对不信共产主义新宗教的国家竭尽颠覆之能事，内则对不服共产教规的人民敢于斩尽而杀绝。这无疑是一桩世界性的新宗教血案。只要你的祖国还没有被纳入“共产国际”、苏俄帝国或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版图，或仅仅是没有去莫斯科教廷“认宗”或“归宗”，世界共产革命的领袖，即有冕或无冕的红色沙皇们，就会千方百计地煽动那些不要祖国的“革命者们”造反，或将你排斥在异端的地位之上。而东方第一大国——中国，作为旧沙俄专制帝国一直对之怀有领土野心、并对她犯下过滔天罪行的近邻，就更成了苏俄新沙皇专制帝国，用蒋介石先生的话说就是“赤色帝国主义”，用后来中共的话说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心垂涎之所在。中国由此而成为他们要发动共产革命、进行红色颠覆的最主要国家。换言之，即不论中国自身正处在何种历史状态之中，亦不论中国是否爆发过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或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新苏俄专制帝国都不会对中国等闲视之。何况，其时中国不仅已经爆发过民主革命，而且正处在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历史混乱”中呢？这就更加刺激了苏俄要在中国乘乱发动共产革命的“革命主动性”。更何况，中国已经爆发的民主革命及其初造成功，又与俄国的二月民主革命性质相同，因而也就如是地不合新沙皇列宁的口味。加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欧洲的叠遭失败，又令列宁早在一九一三年就提出了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这样一条“东方路线”。至于斯大林所一再警告的“勿忘东方”，就更是说明“东方路线”早已成为苏俄要“颠覆新中国——中华民国”的一条阴谋路线罢了。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其目的和内容，就是“要号召、组织和领导东方革命”。犹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因此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伟大指导力量”。02共产国际“二大”后，新沙皇俄国便立即从中国的外蒙开始推行它的“东方路线”了。在苏俄的“帮助”下，外蒙的苏哈巴托尔和乔巴山终于开始了“革命”。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苏俄又帮助他们成立了蒙古人民党（一九二五年改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年六月，苏俄远东共和国军队借追剿逃往外蒙的温琴白卫军人而“进军”外蒙古。七月，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联合攻打并占领了库伦（乌兰巴托）。“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七月十一日，外蒙在苏俄的导演下成立了君主立宪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苏俄又“帮助”外蒙废除了君主制，成立了苏俄的红色附庸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旧沙皇俄国对中国外蒙古的侵略野心，终于由新沙皇俄国“在革命的名义下”如愿以偿。
二、新专制俄国对中国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手段
共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一方面膨胀了新沙皇俄国的极大野心，一方面则诱发了东方马克思主义信徒要发动共产革命的热望。然而，俄国共产革命前列宁虽有“莫斯科——北京——加尔各答”之发动欧洲共产革命的迂回战略，但俄国共产革命后，当列宁叠遭欧洲列强威胁，并在对东方、主要是中国稍作诱惑而不得之后，03乃立即转手，企图西向，干脆直接进攻欧洲。为此，列宁不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建立了第三国际，重建国际共产主义教廷，建立美、英、法、德、奥、捷克、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瑞典和俄罗斯等国支部，而且直接策动并指挥了匈牙利和德国的“共产革命”，谋立由苏俄直接控制的苏维埃共和国。只因为转瞬败亡，才使苏俄要直接在欧洲各国发动共产革命的炽烈欲望，不得不再作收敛，04而将推动世界共产革命之“莫斯科——北京——加尔各答”的旧战略，重新放到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之刻不容缓的日程表上，尤将革命后的中国及其辽阔版图，当成了他首要的和主要的进攻目标。
这一次，苏俄非但没有再浅尝辄止，而且是锲而不舍了。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声称放弃帝俄时代与中国所订的一切侵害中国之条约，即放弃俄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与庚子赔款，租界与租借地，中东铁路与外蒙以及一切特权。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苏俄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希望与中国订约，以肯定第一次宣言中宣布放弃的各条，藉以猎取中国人民的好感。05然后又以“革命的两手”，一面积极与中国北洋政府修好，一面又谋与中国革命力量联合以进行颠覆。即，一边派伏林为代表到北京与北洋政府建交，一边则派第三国际代表维辛斯基、马林、越飞等数次来华，一再主动联络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当时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将反复辟连遭挫折、正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先生，作为他们一心要争取和联合的对象（参见下卷第一章），一边又积极策划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经验，以直接扶植建立中国共产党。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已成为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做法尚未开始，新沙皇俄国就已经将之纳入了它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阴谋策略之中。
三、俄国共产革命的夺权经验对于策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意义
由共产革命在俄国的成功所提供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经验”中，其最为主要的两条，一是世界共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即封建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或地区首先发动成功。二是以分阶段革命理论来代替马克思连续革命的理论，即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后，立即发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并在革命的名义下，颠覆刚刚诞生的民主共和政体，全面建立教政合一的共产专制极权制度。这两条，前者固然在表面上违背了马克思所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动成功”的共产革命理论，但在实际上却倡明了“马克思主义复辟哲学恰恰是来源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因而只能够为封建专制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这样一个历史的本质。后者则对于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并正处于革命与复辟较量中的落后农业国家或地区，带来了发动共产革命以背叛民主革命的完全可能性。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又都能够在辛亥之后的中国，找到它广阔的社会基础和同样的时代条件。这自然是苏俄要推行“东方路线”，并首先要在中国策动共产革命的最重要原因。
二 中国共产革命的内在诱因
第一、共产革命思潮在辛亥之后的中国获得了自由传播的时代条件
苏俄意图推行“东方路线”，即意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之时，辛亥之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正呈现空前自由和空前活跃的状态。一方面，自晚清即已传入中国的西方各种思想、思潮，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文化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思想界仍承袭晚清以来将种种西学都当作“科学”的传统，亟欲将他们在中国发扬光大，却既不问其正确与否，亦无能力判断其是否正确。可以说，“一声炮响”之前既无人重视马克思主义；“一声炮响”之后亦无人去制止马克思主义。待到苏俄有心要来中国宣传它时，则既有欣赏者，亦有反对者，无非是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或思潮而已。这就为马克思学说，共产革命思潮，更为苏俄要向中国传播俄式共产革命的经验，造就了天赐良机。
第二、辛亥革命失败了的错觉导致了对俄国共产革命成功的羡慕和赞赏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及其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犹如孙中山所言：“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这种遗憾和痛苦，既然连孙中山本人也不能免，则其影响之深，压力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它两度伪称“废除不平等条约”，便在相当程度上激起了中国革命家的羡慕甚至赞赏，直至激发了他们对于俄国“崭新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向往之心。一九一八年元旦，孙中山即在其宣言中称：“吾对于此近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同年底，他干脆致电苏俄政府称：“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其时，孙中山尚因不了解俄国共产革命的本相而出此险招，则一般的知识分子就更把俄国的革命当成了一场新式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革命。中国民间团体不仅强烈表示要接受苏俄“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置南、北两政府于不顾地，企图直接与俄国携手结好。06 《新青年》就曾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以宣传马克思的共产革命学说。陈独秀、李大钊等终于成为苏俄青睐和扶植的中国第一代共产党领袖。共产革命因此而在中国获得了它“真正的开端”。列宁的“东方路线”由是“初战而告捷”。自晚清以来，因欧风美雨而崇尚与追求西方民主和科学的中国思想界，亦从此开始了自身分裂的悲剧。
第三、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共产革命性质的双重误解
首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因崇尚西方民主，效法欧美革命而推动起来的政治革命，盖因民主列强们对内民主却对外强权，而饱受“欧风吹之、美雨淋之”的痛苦。中国的革命非但没有获得欧美民主列强的帮助，欧美民主列强甚至反而支持和助长了中国的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尤其是反动军阀的长期混乱和混战。所以，因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而为之一振的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内固然缺少对于革命与复辟较量的深切认识，从而认为辛亥革命已经失败；对外则天真地认为，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不仅为俄国开辟了“天下大同”的新境界，而且已在国际上推行着一种崭新的“平等国风”。特别是苏俄数度伪称要对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示”，就更加使得他们因不了解其阴谋手段，尤不了解其革命的性质和本相，而自己为俄国共产革命画上了一道美丽的光环。
其次，已在思想文化上坚持数年反复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彼时，他们在国内所追求的革命目标，一为反对封建，即反对封建军阀的复辟与混战；二是反对列强，即反对东西方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对我国的欺凌和侵略。前者是谓反封建和争民主；后者则谓反列强和争独立。因此，对于俄国共产革命反对沙皇专制统治成功的误解，07 和苏俄共产专制政权反对西方列强的政策，也就不仅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完全吻合，而且起码在表面上与目标上，符合推动中国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方向。这就为中国部分知识分子错认共产革命也是民族民主革命，因而中国革命亦应该与俄国共产革命携手共进，带来了认识上的绝对错失。
第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桃花源梦促成了共产革命在中国的诱发
马克思主义的复辟哲学因自称是“科学”的共产主义 —— 即“科学”的大同主义，并且又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彻底否定，特别是它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又足以打动人心。因此，这个用十九世纪的科学包装起来的欧洲大同主义思潮，也就带着近代西方科学的色彩与魅力，迷惑了视西方一切均为科学的中国知识界，尤其是迷惑了那些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那些并不曾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及其发展的“假洋鬼子们”。再加上他们既憎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又不了解俄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真情及本相，特别是俄国十月共产革命和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政治关系，因而竟简单地认为，只需抛弃欧风美雨，进而把儒家大同思想和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以及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划上等号，即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桃花源梦”的永恒追求，与马克思所构造的西方共产主义天堂，以及它在俄国的“实现”混为一谈，便不仅算是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而且其自身亦只要转身一变，也就成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 了。
然而，这些刚刚脱下了长衫、换上了西装，刚刚剪下了辫子、梳出了洋妆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洋装之下所包裹的仍可能是一颗传统知识分子的灵魂，即虽已“新其貌”，而并未“新其心”，所以，他们才会从对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转眼之间就能转变成为对于现代西方共产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应该说，这既是当时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转身一变就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由那些刚刚还在高喊科学和民主的少数先进者们所发起的根本缘由。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现代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思潮的一拍即合，在实际上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或曰，在转身即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追求者的人当中，称得上是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者就更少。其中真正接受过西方教育者几乎没有。周恩来、邓小平等所谓赴法国“勤工俭学”，无非是在短暂的打工糊口之余，去抄了几条巴黎公社造反的口号罢了。相反，一大批在后来为共产主义思潮所诱惑者，绝大多数是小知识分子即知识青年，尤其是小知识分子中的失意者，或农村中没有出路的知识青年。他们不仅与历代农民造反中，专事出谋划策和制定口号纲领的小地主阶级不仕子们一脉相承，而且更为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发动和扩张，尤其是共产革命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结合和发展，带来了一批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十三位创始人中，便无一在欧美国家留过学。陈独秀、李大钊虽为一时之俊彦，前者也只在日本留过学；张国焘、陈公博虽为北大毕业，李达乃陈独秀学生，但他们不是后期中国共产革命的迷途知返者，便是它的背叛者和失意倒霉者；其余八位则不是辍学的农村知识青年，如毛泽东；就是由中国的旧学培养出来的乡村秀才，如董必武、何叔衡以及几位中学生。08 这样一个结构，无疑使中国共产党在其建党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力量在“知识结构”上的基本特征。倘使说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共产党还是由一两个大知识分子为领袖的小知识分子的党，一九二七年之后，其不仅在思想上，尤其在组织上，则迅速蜕变成了一个由一群失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所领导的农民造反党了。中共后来的“革命”历史，特别是它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反知识和反文化的农民造反特征，不过是把这一场由国际共产革命思潮所诱发起来的中国共产革命，合情合理地转变成了一场传统型现代农民造反而已。毛泽东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曾一再告诫他党人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这样一类“最高指示”，就是它最本质的说明（参见下卷）。
第五、中国共产革命诱发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诱发，最根本的内部条件，乃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和形态，在辛亥之后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因而，传统中国农民革命造反的思想和方式，才能与国际共产革命思潮顺途而同归。这才给代表了传统农业社会复辟愿望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和俄国共产专制复辟势力企图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于建党伊始，其党内就能够迅速形成一个专事鼓吹农民运动派别的根本缘由（参见下卷第二章）。此其一。其二，一九二七年之后，正是这个派别，才在俄式中国共产革命惨败，中共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之后，能够借鉴洪秀全借用和改造西方宗教以造反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干脆将马克思所鼓吹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大同信条与暴力形式，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大同目标和暴力手段一拍即合，以在革命与复辟迭呈反复较量、内忧和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国，重新开启一场旨在“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的传统型现代农民战争，并乘机在祖国遭受疯狂侵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打下了江山，坐成了天下，实现了专制制度的全面复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