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性质和由来、原则和失误
第一、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性质和由来
一、公平地说，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间的国民革命军两度北伐，之所以能够迅速夺取十七年反复辟的历史性胜利，功虽在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和蒋介石先生，其功，亦在国中一切民主革命力量，包括具有一定共和进步意识的旧军人、旧军队，直至一些地方军事势力的大联合。它无疑是辛亥之后十七年反复辟统一战线的胜利结果。而这个统一战线的一再策划者和实行者，便是孙中山先生。
辛亥之前，孙中山先生为推动国民革命在中国的成功，“任何国家的援助他都想争取，也都接受；任何派别的革命党人，只要目的在推翻清王朝，他都吸收。兴中会虽以广东人为基础，但同盟会成立时，便吸收了两湖的华兴会分子。华兴会的黄兴原主张各省搞各省的革命，经他劝说，才决心与他合而为一，共同革满清的命。在他团结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成立同盟会之后，他又吸收了江浙一带光复会的势力。虽然光复会人只想推翻满人的政权，尚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如吴敬恒等，但孙中山亦均予以优容”。09辛亥之后成立的国民党，虽然以中国同盟会为核心，但因它在相当程度上乃是一个统一战线式的普通政党，因而，才使它成了中国第一大党，并在国会占绝对优势。如前所述，若不是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解散了国民党，则中国政党政治的道路，亦未始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虽然在一定条件下，联合各种革命力量，甚至是非革命力量，包括各路军阀和地方势力，为一定的目标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难免不会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形，有时亦会出现目标一经达成即如鸟兽散，或目标尚未实现即已鸟兽散的状况，甚至造成统战未成反遭其害的局面，但是，孙中山先生在与军阀的长期较量中，仍利用各派军阀“南与南不合，北与北不合，南与北复不合”的复杂分裂状况，甚至不惜利用联合甲军阀打乙军阀等手段，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利用不同的历史事件，以组成短暂的统一战线，以达成反对军阀首恶，削弱军阀力量，和防止大小军阀联手以共同对付革命的目的。有时，甚至亦能将反复辟的斗争扩张到军阀势力的内部，以起到分化瓦解专制复辟势力的作用。然而，自二次革命始，直至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历次由孙中山建立的反复辟统一战线，虽也有过成功，却迄无重大之告成者（参见本卷第二章第五节）。尤其是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的叛变，所给予孙中山及南方革命政府的沉重打击，不单使他对军阀们的背信弃义深感绝望，更使他因痛感没有自己的武力，而深怀企求之心。由是，孙中山才在反复辟“计无所出”的艰难时势之下，不得不与一心要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的俄国“联手”，以建立新一轮反对中国军阀复辟的统一战线，并由此而导致了“联俄容共做法”、而非“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的出现。因为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从来就不曾有过一个所谓的“三大政策”，那不过是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番“创作”罢了（参见本章兼论）。
二、孙中山之所以要有“联俄容共”的做法，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强一贯地不支持中国革命，一贯地站在支持专制政体和复辟政权的一边，一贯地支持和操纵中国的军阀混战及割据，以至每一个军阀背后都有一个或数个列强作为其支持者。而反对中国统一、阻碍中国强大、和意在使中国永远处于一种分裂和贫弱的状况，又几乎是所有列强对中国的共同愿望。一九二三年七月，孙中山就因寻求美国支持不得，而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了他强烈的不满。同年十二月，孙中山更因要截留广东海关关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国派军舰赴广州向他示威。孙中山终于忿然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三、孙中山之所以要向西方宣称“我们将联合俄国”，还因为列宁伪称要废除沙俄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终止沙俄在中国的特权，甚至伪言要帮助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特别是答应他“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的《孙中山、越飞上海宣言》即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紧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关于此项大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可以俄国为依赖。”
四、其时，俄国不仅已经在与北京军阀政府进行建交谈判，而且在决定“支持”孙中山之前，就已经通过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谋求与北方军阀吴佩孚和南方军阀陈炯明的联合。陈炯明和中共的关系更是相当密切，他甚至被中共某些成员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中共与他的关系，直至他叛变广东革命政府之后才被迫终止。这就使得一再遭遇国内专制势力顽强反扑和西方列强蓄意阻挠的中国国民革命，极有可能面临着“既要增加一个外部敌人、又要增加一个内部敌人”这样一个更加严峻的局面。所以才迫使孙中山只能采取“宁肯多一友、而不能多一敌”的统战策略，准备推行“联俄容共”的做法。
五、“联俄容共”的做法，实际上是苏俄对孙中山千呼万唤的一个结果。因为历史的事实便是苏俄九番十次地上门找孙中山，而不是孙中山三番五次地要去找苏俄。10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何自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三年，苏俄虽万里寻孙十数度，都未能办成“联俄容共”的阴谋大业，直到鲍罗廷带来大批军用物资和每年二百万墨西哥圆的俄援，方使得孙中山同意“联俄容共”了。而所谓容共，也只是容许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并服从国民党的主义、纲领和纪律。因为孙中山认为，“中共只有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受国民党的指挥，才能防止中共制造阶级斗争，妨害国民革命进行”。11
六、如果说上述诸因素才是孙中山有“联俄容共”做法的外部原因，那么，孙中山之所以会同意“联俄容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原因，这就是孙中山有一个愿意“联俄容共”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当他还没有象后来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俄国共产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批判之时。这个思想基础，就是他因自身革命的倍加坎坷，而特别羡慕列宁“革命的成功”，羡慕俄党在组织上的“严密和坚强”。因为他认为俄党的经验将有助于自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虽然他当时还并不真正了解俄国的“革命”和俄共的性质。此其一。
其二、如前所说，一九零五年后的数度考察欧美，虽然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乃是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但同时又使他对欧洲革命和美国革命尚未能解决“民生”问题，产生了自己的看法。尤如他所自述的那样：“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美列强者，尤未能登斯民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尤有社会革命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主张所由完成也。”12
这一段话固然道明了民生主义思想之所由来，但这一段话里的“斯民极乐之乡”和“社会革命”两语，前者既道出了他本人思想中并未绝根的“传统大同思想”，为他后来视共产主义即是他的民生主义埋下了伏笔；后者则表现了他对当时欧洲社会革命认识的含糊不清。因此，他才一方面错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看成为一个“合理的社会革命”；一方面又把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时期所必有的艰难时势，看成为“即使是民族、民权革命成功如欧美列强者，亦因无法解决民生问题”，因而才“导致了社会革命的发生”。并由此而下结论说，“欧美虽强，而其民实困”，因而“观世界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这就为他将列宁的“十月革命”，实质是“十月背叛”，视为“欧美为解决民生而进行的合理社会革命”，并由此而倾注“同情”，产生“赞赏”，奠定了错误的认识基础。
孙中山先生身处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革命与复辟开始出现复杂较量状态的时代，而难于看清十月革命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本质，错把复辟当成了革命，固不足怪，亦无可指责。但是，正是这一错看，才导致了“联俄容共”做法的产生。然而，孙先生没有料到的，恰恰是这个将中共“容”进了中国国民党内，和将中国共产革命“统”进了中国国民革命阵营的新一轮统战做法，竟从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进程和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诱发了巨大的混乱，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埋下了巨大的危机。
第二、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原则和失误
孙中山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和一位睿智的革命策略家。当他在外部环境和内在思想的交相作用之下，决策“联俄容共”的新统战做法之时，特别是之后，他曾坚持了如下的原则：
一、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三年一月，即在孙中山先生与苏俄代表越飞共同发表“上海宣言”前夕，中国国民党即在其事先发表的“宣言”中，强调“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同时公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现行政策。国民党“一大”召开之际，亦即“联俄容共”做法开始之时，孙中山立即开始系统讲演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集数十万言，非但无一言一语将他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列为同类，而且明确地、科学地和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不仅指出民生主义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同时指出，共产主义是理想，民生主义才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错误的物质决定论，荒谬的剩余价值论，暴力的阶级斗争轮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逐一地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批判，并由是而得出了“师马克思之意则可，师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即“照马克思主义党徒、用马克思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科学结论。更以“俄国革命的结果和所希望的恰恰相反”，来证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必将失败。宣告“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才是最恰当的”。13
二、坚持中国国民革命，反对世界共产革命
首先，“联俄容共”的做法实行之后，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不但已经在理论上明确地表明了他要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当苏俄顾问鲍罗廷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将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结成“反对帝国主义同盟”，实际上就是要将中国国民革命诱变成世界共产革命的一部分时，又为孙中山所坚决拒绝。再者，孙中山更在“联俄容共”做法实现之后，一再坚持不夺人地产以解决土地问题，而是要通过平均地价以实现平均地权的方法，来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以避免工农革命，反对暴民运动，更反对苏俄顾问鲍罗庭借陈炯明叛乱所提出的，“立即发动工农革命”的要求，和鲍罗廷所一再要求的，“应该没收地主土地交给现耕的农民”这一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最低纲领”，从而坚持了中国国民革命的民主革命方向。14
三、坚持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共产专制制度
首先，“联俄容共”做法实行之前，“孙文、越飞上海宣言”就已经明白宣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其后，孙中山先生更不断强调“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并在国民党“一大”后系统讲演三民主义时，鲜明地反对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明确地反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制度。其次，“联俄容共”做法实行后，中国国民党又正式发表宣言，公布政纲，称：“对外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偿还外债；对内要实行均权主义，普选制度，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和信仰的完全自由权。”（“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这就从根本上划开了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在目标上和实践上的根本区别，标明了中国国民革命志在建立“新民主共和制度”而非“新共产专制制度”的高度民主主义品质。
四、坚持国民党党性和党权，反对破坏国民党党性和党权
“联俄容共”做法在实施前，孙中山曾屡次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申明：“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国民党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要袒护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15“联俄容共”做法在实施后，当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违反规定，公开纂文批评国民党，公然反对国民党的政策，而且于国民党中制造矛盾、打击揭发他们的四名国民党员时，孙中山则宣布四名国民党员无罪。而当共产党违反规定，在国民党中自组共产党秘密党团的阴谋和公开支持北方军阀政府的“阳谋”被揭露之后，孙中山则指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是年七月七日作出决定，宣布党员的言论行动如不依据主义（即三民主义），必予严重制裁（参见下卷第一章）。
由是可知，“联俄容共”的做法，既不是在性质上与俄式共产革命的合一，亦不是在形式上与中国共产革命势力的合流。它在统一战线的意义上无非是一种有限的联合，而作为争取俄援的做法，亦仅仅是一种策略而已。就孙中山本人而言，他虽然内有对俄党革命成功的羡慕之心，外有逼迫他不得不建立新一轮统一战线的种种不得已因素，但是，正因为他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是意在推进中国国民革命，是为了反对军阀复辟，是为了捍卫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所以，“联俄容共”的做法才在本质上具有“政治策略”的意义，即联俄是为了俄援，容共是为获取俄援的交换条件。而在联俄容共开始实行之日，孙中山即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革命的系统批判，无非说明孙中山先生要对联俄容共做法作原则上的把握。如果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在为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而建立的新一轮统一战线中，确实贯彻了这一正确的政治策略，如果苏俄是要真心地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共又是真心地要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前者不是志在改变中国国民革命的方向，并竭尽阴谋地企图窃夺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后者亦不愿在苏俄的指使下实行“挖心战术”，坐国民党之怀而结共产党之大，如果当时的广东革命政府，不是处在东江有陈炯明盘踞，广州有英国支持的商团在密谋叛乱，前方正与皖、奉联合以对抗曹、吴这样一个亟需援助的险恶环境之下，如果孙中山对苏俄指使中共颠覆国民党和诱变国民革命的阴谋和野心，既怀警惕又有预防，则新一轮“联俄容共”的统一战线，也确乎能够起到反复辟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作用。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不仅苏俄与中共对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政策”，于阳谋之下使尽了阴谋手段，而且，孙中山本人亦在贯彻这一政治策略的一些具体做法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失误之一，是身为中国国民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先生，在决策“联俄容共”的做法之前，就未能认清列宁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恶果，更对苏俄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不甚了了，以至不但对苏俄完全放松警惕，甚至反而欣赏列宁革命，羡慕列宁革命的成功，尤想学习俄共建党的经验，从而既予苏俄企图诱变中国国民革命以“天赐良机”，又予国民党“左派”幼稚病的发作以适时的政治条件。因为以廖仲凯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幼稚病患者们，正因为孙中山先生委托他们为联俄容共而“筹划一切”，他们才为自己“幼稚病”的发作，找到了一张可以作大旗的“虎皮”。16
失误之二，是身为中国国民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先生，在联俄问题上有“重权宜之计，而轻国民革命大计”的倾向。当蒋介石衔命访俄归来，即于口头和书面向他报告了苏俄“革命”的实际情形，和中共在苏俄如何诋毁中国国民革命以及孙中山本人，并断言苏俄“主义与事实”有别时，孙中山先生非但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反视为“小题大作”。其根本原因，无非是他过于重视俄援这个“权宜之计”，从而放松了他对苏俄应有的警惕和防范之心。
失误之三，是孙中山视中国国民党乃是一个曾推翻满清、结束帝制、创建中华民国、并坚持过十数年反复辟的“老大革命党”，在中国既有威望，又有影响和力量，因而看不起一九二三年底才有四百三十二个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所以当苏俄、中共要与他实行两党联合以“推动国民革命”时，他非但拒绝“平等联合”，反而只准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如是，他一是忘记了中共虽小，苏俄却大；中共虽幼稚，苏俄却老辣；中共虽只有几百个党员，玩不转；却有苏俄亲自扶植、直接指挥，中共乃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二是未能意识到，苏俄与中共在革命目标、革命理论、革命性质和革命手段上，都与中国国民党完全不同。因而，叫共产党参加进来的结果，只能造成意在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在思想、纲领、目标、方法和组织上的严重混乱，直至造成国民党分裂和国民革命阵营分裂等一系列痛苦政治效应的产生。
失误之四，是孙中山先生以己心度人心，以为苏俄及中共和他一样，乃是“言行一致”的君子。殊不知专靠阴谋背叛发家的列宁和斯大林，在“联俄容共”的做法尚未开场之时，就已经派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向中共挑明，“要把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工农群众争取过来……更要将国民党划为左、中、右三派，并要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了（参见下卷第一章）。后来，苏俄的这个阴谋终于得逞，实在不能不说是孙中山先生“大意失荆州”所致。
失误之五，是孙中山虽有“联俄容共”做法，却从未有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但是，他的“联俄容共”做法和他一心欲借重俄党建党经验的用心，尤其是他将国民党“一大”包括党纲在内的四百余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廖仲凯，并由廖仲凯交付俄国顾问鲍罗廷、中共以及所谓左派去草拟的种种做法，一方面虽使“联俄”有了“靠俄”之嫌，一方面却向苏俄顾问与中共提供了“代国民党立言”的大好历史机遇。自此之后，苏俄与中共不仅开始大肆鼓吹孙中山先生有所谓联俄联共的政策，而且开始鼓吹与发动工农革命，倡行暴民运动。特别是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至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间，当苏俄顾问鲍罗廷和中共破坏北伐和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的阴谋就要全面破产之际，他们竟进一步将“联俄容共”的做法，径自篡改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将之伪称为孙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代孙立言”——实际是要公然推倒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为他们公开的背叛制造理论根据，和为他们要在苏俄指使下，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打倒孙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颠覆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新中国——中华民国，制造“最高借口”。这不仅为在国民革命获得重大胜利的时代，蓄意制造革命的大混乱，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对孙后蒋介石、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历程的重大误解；更使得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人民，在中共的长期控制和欺骗之下，竟对孙中山先生究竟有无“新、旧两个三民主义”，迷惑和惶惑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参见本章兼论和下卷第一章）。
失误之六，因联俄几成“靠俄”，因而，容共也就成了“捧共”。在国民党“一大”所选的二十五名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竟占了十一名（一名候补）。中共党人谭平山更担任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大批年轻的中共党人初出茅庐，便在国民党内担任了许多高级职务。这无疑为中共背靠苏俄，公然窃夺国民党的党权和国民革命领导权，创造了条件，膨胀了野心，更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带来了日益沉重的危机。由是，孙中山先生期望建立一个坚强的国民党组织的愿望，不仅瞬间落空；孙中山先生一心要推进的中国国民革命，亦从此被逼向了就要被诱变为中国共产革命的危险之途；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直接策划和指使下，阳冒国民革命、阴怀发动共产革命的欲望，亦终于有了一个“胜利的开端”。
失误之七，因孙中山先生一意要为“俄援”而“联俄容共”，从而使党中持不同意见者不能申张己见，或申张己见而不得，从而招致了部分国民党员的不满。“一大”上“跨党案”的强行通过，诚已留下了国民党分裂的基因。“一大”之后，中共跨党成员在苏俄指使下蓄意分裂国民党，劫夺国民党权力，甚至公开反对国民党主义、纲领、政策的种种行为，在被国民党员揭露并上告给孙中山先生之后，孙中山为俄援而不愿过分开罪苏俄的让步做法，又为他逝世之后国民党的分裂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孙中山先生不是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一年之后即剧然而逝，则，一是有他在，苏俄及中共尚不敢迅速和全面地窃夺国民党党权与国民革命领导权，以煽动和发动共产革命；二是如果苏俄和中共在孙中山健在之时，就胆敢加速他们的阴谋，并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造成重大危害或威胁，那么，孙中山先生一定会根据决策“联俄容共”做法的原则，从国民革命的大业计，迅速并果断地根绝“俄祸”。孙先生所说的“有我在，他们还不敢”的话，便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的过早辞世，却使他来不及纠正这些失误，甚至由亲俄护共的“左”派们，将他的失误引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此后，若不是蒋介石等一批真正国民党人起而保护了国民党，捍卫了国民革命，坚持了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则孙先生和他的国民党人决心将反复辟进行到底的历史愿望，也就无由达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