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年8个月零20天的执政期间，红色高棉推行的“大撤民、大锅饭、大生产”的政策导致很多人饿死、病死、累死。红色高棉执行的“先群众，后党内”的大肃反、大清洗，使大批人被秘密逮捕和处决。华侨阿潘随160万金边人被赶到农村，艰难地度过了这段时期。
阿潘是我们在金边的导游。四十来岁，瘦小黧黑，酷似土生土长的高棉人，但眉头眼额一望可知是华人——广东人。阿潘说自己祖籍汕头，是第二代华侨，讲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普通话也可以。
他有一头供游人租骑的跛象。阿潘说，象腿是给赤柬砍伤的。阿潘管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的执政党叫“赤柬”。
“1975年4月17日，赤柬打进金边城，没几天就把人通通赶出城去，说是美国人要来轰炸。离城的时候，象要跟着主人走，他们嫌象浪费粮食，就砍它的腿。你想啊，象身子重，腿伤了走不动，自然就饿死了。不料这象命真大，竟活了下来。几年后，赤柬倒台，主人返城，它自己居然找回家来了！”
说起“赤柬”，他总有一肚子故事。
阿潘觉得，郎诺政变前，他们一家在金边生活安乐。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70年，郎诺趁西哈努克亲王出访之际，发动了政变。
“政变后，生活一天天难过，父亲决定全家逃到越南去。我爸说，一个地方政变过，就一定会乱的，一定不好的。他会说越南话，打算迁到越南去。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也不知怎么想的，就是不愿跟着他们一起去。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柬埔寨的人善，不像越南人排外——那时柬埔寨的越侨很凶的，欺负当地人，也欺负华人——我愿意留在柬埔寨生活。爸妈犟不过我，可能觉得到越南也是前途未卜，在柬埔寨留条后路未尝不好，最后也随我了。只是他们离开前一再叮嘱我：‘今后千万不要说中国话，不要说自己是华侨，如果别人问起你父母家人，就说自己是孤儿。多做事，少说话……”
“当时我还不理解阿爸的一番苦心。他老华侨了，知道一个地方一乱，总是无依无靠的外地人先倒霉的。提到父母家人，话就多了，话多了，就容易露出破绽……”
“不久，我爸就趁着柬埔寨遣返越侨的机会带着家人离开了。我留了下来，白天，到一家车行当学徒工，挣钱养活自己，晚上寄居在金边一个亲戚家里。这样不知不觉就到了1975年。那几年老是打仗打仗，人们都打苦打烦了！4月份，赤柬打败朗诺政府，大家开始还很高兴，以为这下仗终于打完了，总算能过些太平日子了——所以，我们是敲锣打鼓地欢迎柬共进入金边的。那阵我也记事了，还记得他们开着卡车坦克，扛着枪炮，举着红旗，一队队进城，浑身上下黑衣黑裤…… 我跟着他们的车子在人群里窜来窜去，觉得比过节还热闹。”
“谁知道，嘿！他们进城才三天就端着枪把我们通通赶出城去，稍微走慢一点都不行，有些人就这样给打死了。”
“亲戚自身都难保，也顾不上我了。我反而不怕，离开父母这些年，我早习惯自己照顾自己了。再说，农村食堂虽吃不饱，但林大地多，池塘湖泊也多，总能想些办法疗饥，我光身一个人倒也能对付过下去。”
吃的记忆
“真苦啊！去的路上，自己找吃的——找不到，饿死渴死活该！到了农村就集中起来，男女分开住，集体劳动，吃大食堂——吃食堂还不如让各人自己找食呢！喝粥水、菜汤、稀糊糊，碗里照不见半点油花的。除了干部，谁都吃不饱。绝对禁止私自开伙，寻摸到些能吃的，不小心让人看见，就有可能给告发，打你个半死算轻的，真有为偷嘴被处死的。所以，找食得一个人秘密地找，秘密地吃，像做贼，不，要比做贼更小心、更隐秘才行！”
在钟屋大屠杀纪念馆，他指着玻璃橱窗里陈列的两套黑衣裤——柬共的制服，介绍道：“这就是当年赤柬的制服，男女装的差别仅在上衣口袋的位置——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穿黑衣服？那时候，柬埔寨农村不通电的，晚上连灯火都不多，一身黑衣，方便潜到人们身边监听。因为狗吠累事，后来村村都杀狗，严禁私养……”
“在农村，一堆人挤在茅屋里睡。谁给你蚊帐啊，也不允许点蚊烟驱蚊子，说是怕有人趁机放火搞破坏。这样，很多人就得了疟疾。我也染上了。还是当地人教我，剥些苦树、木棉树的树皮熬水喝。不能生火烧水，只能用生水泡。居然慢慢好了，捡回一条命。”
“有一天，我又偷偷到一块收割过的水田里捡漏下的稻子，远远看见那边有个女孩子向我求救，她腿上黑麻麻地爬了一腿的蚂蟥，都吸饱了血，看着确实吓人。蚂蟥不能硬拉的，只能用烟熏或用火烫。我赶紧找了些干树枝点火去烫，蚂蟥一条条掉下来了。女孩子这才缓过气来，感激得，这样，抱了我一下……”
“柬埔寨传统，男女之防很严，赤柬就更严！我俩虽是半大的孩子，这个样子给人看见不打死也要挨斗，我赶紧安慰她一下，推开她……”
“两天后，这村的村长叫我去，细细地问我，我是什么人，从哪来，家里情况等等。我记着阿爸教我的话，只说自己是孤儿，也不知道老家何处。看得出，村长并不相信，分明有点怀疑我是华侨——华侨都隐瞒自己的身世。村长没再问，只分配我当村里的牧童。尽管年纪小，我也明白他是存心给我一条活路。”
“我离开村长屋子的时候，无意中看见那个姑娘站在屋后摘菜，原来，她是村长的女儿。因为我帮她赶蚂蟥，她阿爸就帮回我一把？”
“每天一个人到村外林地放牛，可是份难得的好差事！方便找食啊！我真是饿怕了！找到什么，只要能塞进嘴的，我都吃过，生吃——不能生火，给柬共的人看见发现你偷吃，好，你就是死罪！”
“我什么都往嘴里塞：野草树根、山果昆虫，连鱼蛙蛇、蜥蜴、老鼠我都敢生吞，我还生吃过一只小鸡，毛茸茸的，扎嗓子，直恶心……反正，饱死总比饿死强！老这样生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肚子开始顶不住了。肚子痛，呕酸水，后来就腹泻，拉红色的粘液……拉得我整个人都是软的。我很清楚，这样下去非死不可。我问当地人，这怎么治。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就教我用艾叶团上木棉絮炙肚子——哎呀，真舒服。这么烧炙了好几次，腹泻竟果真慢慢止住了。”
“开会”
“缺吃少药，不算什么，更凶险的在后头呢！一天，组长通知我——那时集体劳动，都是几个人编成一个劳动小组，几个小组归一个小队——三天后，傍晚收工集中开会，还有谁谁谁。听到这个通知，真是从头冷到脚趾尾。我知道所谓‘开会’不过就是集中秘密处死的意思——我为啥知道？这样的‘会’先前开得多了，所有给通知前去‘开会’的人，从来没有见回头的——人都到哪去了？没人敢问，没人敢提，可人人心知肚明。”
“这是一个死关！我不要去开这种‘会’！我只想逃，逃进森林，就是给毒蛇咬死，给老虎吃了，我也要逃！”
“……可是不行！你逃到哪里去？哪里都是柬共的人，哪个村子的人都是登记了的，一个人没有通行证，落到他们手里也是个死……”
“想啊想啊，半天，我跟组长说，我肚子痛得厉害，又拉又吐，不去医院怕不行了。组长看了我一眼，他会不明白吗！恐怕见我一个孩子，有心放我一条生路——居然真的批准我住院了！”
“入院也未必就能逃出命，还要看医生接不接收。来了个女医生，后头还跟着两个周身黑的赤柬份子。我一眼认出那个医生是华人，原先也在金边的。我险些用中国话和她说话，她举手这么一摆，以示制止——我顿时领会，只用柬语诉说病情。那会儿，身为华侨处境凶险：华侨经济地位普遍比当地人高，读书识字的人多 ——知识分子是赤柬重点消灭对象；在他们眼中，华侨毕竟是外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位女医生如果给识破是华侨，估计没什么好下场。”
“柬共清洗不分血统、敌我，主要看你的语言、生活习惯，尤其看你有无文化。凡在红色高棉政权以前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人，思想都受过旧社会污染，都在清洗之列——教师、学生、僧侣、商人、医生、工程师……反正识字的，杀杀杀，华侨、外国人，杀杀杀……那个女医生能活下来，可能因为出身好吧，也可能因为他们也免不了伤病，不能把医生都杀光。谁知道？反正，我没说穿女医生的身份，女医生也让我入院了！”
“医院一点药都没有，伙食比外头更差更少。真有病，进去也是等死。我这样在医院里呆了两星期，无聊，又饿得不行，偷偷又溜回村里去找吃的。不料，碰上组长了，他见了我，吓一跳，要我赶紧回去，说他们见开会少一人，正找呢，我要给发现了，他跟我都有大麻烦。我只得又回医院去。”
“死等赖熬地，在医院又呆了一两个月，实在挨不下去，我又跑回去。这次顺利，没碰见组长，组里也没几个熟人，别人也不理会我。后来碰上村长。村长见到我，大吃一惊：‘你怎么没死？！’我说我生病入院了，现在好了，出院了。村长听着直摇头叹气。我顺口问，怎么不见组长呢？村长说，两月前，他接到通知 ‘开会’去了。
“私底下我自己细想，看来那天碰见组长后不久，他就‘开会’去了……是不是给拉去填补我空出来的那个名额呢？如果真这样，组长就是为了救我死的，亏欠了他，心里很难过。可是又想，最初他一定也料不到放我去医院会有这种下场吧，再说，杀了我，他就真的不用死了？怕不见得，因为后来，连村长也‘开会’去了，连同他女儿……”
“村长在旧政权时期当的村长，这种人往往全家都要清洗掉。组长呢，新政权的干部，但那时候，干部很容易犯‘错误’的，谁知道他犯什么‘死罪’了？
“后来，这种分批参加‘开会’的少了。但有一回，干部传达上面的通知说，谁懂外语的，不论华语、英语、法语、越南语……都报上名来，国家需要翻译，外语人才不必参加田间劳动；过一阵子，又传达，谁是外国侨民，或国外有亲人的，报上名来，国家可统一安排送返……这两次通知，我听了都有些心动。我会说中国话，有父母亲人在越南，不过终究不敢轻易报名——我假装什么都不懂，问队里的大人，他们木着脸，只摆摆手，意思是‘没这样的好事’——但还是有人信以为真，报了名，就给带走了，消失了……”
“……你见过篦虱子吗？一篦下去，先篦去大虱子，又篦，中虱子、小虱子，再篦，虱子卵、头皮屑……再不干净，剃头，好，虱子除净了。赤柬是恨不得连皮带血从根子上把头发薅干净！
余生
“没人通知我去‘开会’，没人‘送’我返国，我还放我的牛，挨饿。后来有一天，平常监督我们劳动的那些干部忽然不见了，逃了。来了一队队穿绿军装的人——越南人，他们把柬共打跑了。街上又开来了一辆辆卡车、坦克车，又是红旗、彩带，敲锣打鼓，只是受欢迎的人服装、语言变了……
“柬共一倒，人们又纷纷回城。等我也乍着胆子回到金边，我家的房子早给先回城的人占了。那时有个规定，城市房子谁占了就算谁的，反正红色高棉这么一整，原先的屋主‘失踪’的也太多呢……但我终归回乡下去了。一来，我吓怕了，怕什么时候越南兵也象赤柬那样又赶人去农村；二来，城里一切都破败了，百业没落，也实在找不到活路，回村种地吧。”
柬埔寨简介
柬埔寨古称扶南、真腊或吴哥，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早在中国南宋时期就有从事海上贸易的华商在此居留，称“唐人”或“新唐人”。
根据法国殖民当局1921年的人口调查，在1890年时，柬华侨人口有13万。本世纪20年代、30年代后期和二战后初期，出现过中国人移居柬埔寨的三次高潮；特别是在战后的1946～1949年期间，华人由30万猛增到42万，占全柬574万人口的7.4％；1975年红色高棉领导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建立“民主柬埔寨国”前夕，则达60万之众。
然而，在经历了“民主”柬埔寨政权（1975～1979年）的短暂统治后，华人人口数量却大幅下降到30万左右。
红色高棉在对柬埔寨社会进行分析并制定政策时，普遍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人被红色高棉划入“资产阶级”阵营。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进步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红色高棉一再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和肃反运动的大拘捕、大屠杀中，华人亦每每受到株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