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一口气看完了台湾作家龙应台与儿子安德烈的书信集《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收录了母子历时三年的35封书信，在信中，“儿子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母亲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儿子对母亲嘲笑有加，母亲对儿子认真研究”。就这样，双方走入了对方的世界、心灵和生活。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书中的第二十二封信是安德烈写给龙应台的，描述的是2005年12月4日的香港大游行。正在香港读大学的他发现，游行队伍中小孩特别多，很多人是推着婴儿车来的。几乎每一个被问到为何游行时，都会说“为我的下一代”。安德烈感慨道：“我真的很感动，MM。他们要求的仅是一个时间表，他们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见得到民主，但是他们站出来，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孩子们一定要见得到香港民主的那一天——他们可以忍受自己没有民主，但是他们在乎下一代的未来。”
的确，香港人早已知晓，回归后的香港的民主同回归前相比，已经少得可怜，但为了自己的下一代的幸福，他们还是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民主。因为，对于民主一点点地被中共侵蚀而保持沉默的代价就是：自己的下一代会生活得更加可怜。
想起了被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关在监狱中的维权人士胡佳曾经说过的话：“当我看到孩子可爱的面容、看到这个娇小生命的时候，我越发觉得生命的尊严是如此神圣，不可亵渎、不可玷污”。 “我一定要为自己的孩子、也为其他我的那些朋友们的孩子以及中国千千万万老百姓的他们的孩子，去努力推动这个国家尽快地进入和平的变革。然后，中国能够迎来自由、民主和法治，中国的百姓、中国所有的人、尤其是这些小孩子们能够有尊严、能够有安全的在这块土地上生活。”
正因为考虑到下一代孩子的幸福，胡佳更坚定地选择了与这个政权的不妥协，选择了抗争而非明哲保身。他觉得“为了对得起祖先和我们的后世子孙，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身为佛教徒的他甚至还认为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上天的恩赐”，而且“能够在这个时代发挥一定的作用，尽自己一点棉薄之力，更是荣幸中的荣幸。”
这是怎样的境界啊，无怪胡佳的朋友们称其为“天生圣徒般的大写之子”，于我更感动的是他对生命的悲悯。而同胡佳一样，对这个专制的政权毫不妥协的人还有高智晟、力虹、郭泉、陈光诚、郭飞雄、众多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的努力、他们的牺牲不也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吗？
记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反抗中共的林昭曾说过：“我们是殉道者、光荣的囚犯，这镣链是我们骄傲的勋章！”胡佳、高智晟等不也是“光荣的囚犯”吗？而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时，我们是否会叹道：如果没有他们，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们将无法向祖先向后代交代。
就在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的前夕，那些私下里慨叹着社会人心不古、养孩子不易但却依旧保持着沉默的人们是否可以扪心自问：我为了我的孩子真正的幸福，到底做了什么？这真正的幸福不是吃好、穿好、有好的工作和住房，而是可以生活在一个有尊严、自由、安全的社会中。
为了下一代拥有这样的幸福，你、他或者她愿意加入抗争的行列吗？哪怕只是微弱的支持！当涓涓溪流汇成大海之际，焉知社会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你在乎你的下一代，就请站出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