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将就木的大明王朝，将山海关视为最后一道防线；关外意气风发的八旗骄兵，则视其为逐鹿天下的最后障碍。然而消长态势非一日可蹴，所有的偶然，都是历史精心设计的必然。
历史是条长河。河流里每一个剧烈的翻滚，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转折。那些影响历史的重大事件看似偶然，细细推敲却又发现背后有许多原因，总是一步一步累积成无法闪躲的必然。
这些年旅行中国各地，每当站在历史分水岭的遗迹时，我总是会遥想那些过往云烟。尤其站在山海关的城楼上俯瞰无垠大地，每寸山河都是鲜血刷洗过的古战场，那种怅然的感觉格外强烈，再无“我见青山多妩媚”的愉悦情怀。
山海关
山海关，始建于洪武14年（1381年），明朝开国大将徐达驱除蒙古人之后，便在河北最东处与辽宁接壤之地修筑长城，并在燕山与渤海之间设立关城。此关因位于山海之间，故名“山海关”。
整座关城周长约4公里，城墙高14公尺，厚度达7公尺，内用夯土填筑，外以青砖堆砌。如果用心查看，还可看见部分青砖上刻着制作工匠的个人基本资料。标明建材何人所造，完工后若无端毁损，则依律军法审判，这确实是防堵偷工减料的好对策。城楼上还可看见一块巨大匾额，上面写着“天下第一关”。每个字高约 1.5公尺，字体浑厚有力，远远望去，在旷野中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更是山海关的精神象征。
如今的山海关虽已成为观光景点，但是关城整体的气势依然威武雄壮。何况山海关历经的大战之险恶与激烈，并不下于嘉裕关、居庸关等天下名关，乃是实至名归的天下第一关。更重要的是，山海关在明代被誉为“内拱神京，外捍夷虏，最契紧处”，借由山海关所处的时空背景，清楚看见明清两大政权的消长。
一座山海关，行将就木的大明王朝将它视为最后一道防线。关外意气风发的八旗骄兵，则视其为逐鹿天下的最后障碍。两者孰强孰弱，高低立判。然而这些消长态势都非一日可蹴，所有的偶然，都是历史精心设计的必然。《清仁宗实录》评论前朝时曾提到，“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惰。”明朝之亡败不在关隘贫弱，也非缺乏人才，真正的原因恰如南方朔的新书书名──《笨蛋！问题在领导》。
万历执政48年，对明朝而言是场巨大的灾难。这个皇帝怠惰朝政、瘫痪中枢，细看中国帝王史鲜有领导者如他这般荒诞。“深居二十馀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对于大臣不朝不见、不理不睬，就连奏章也“留中”不发，既不批示也不发下，存心搁置一旁。除此之外，万历挥霍无度，国家收支长期不均，造成财政枯竭后，又任意加派赋饷，导致关内民变四起。
万历“怠惰朝政”在前，“财政枯竭”在后。长期以往，辽东边务焉能不废？
明朝末期，经略辽东疆土有所成者，仅有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这3人在“无粮、无饷、无兵”极端恶劣的时局下，入驻山海关保国卫民，抵挡后金攻势长达数十年。但他们均受到排挤打压，甚至死于非命。
熊廷弼，身高七尺，文武双全，对于明末辽东战局有重要的影响。他3次赴辽却又3次遭贬，因党争贾祸被处以死刑，最后落个“传首九边”的下场，与袁崇焕的遭遇竟有令人诧异的相似之处。
孙承宗，天启帝的老师，在边防形势危如累卵时，以“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身份亲临山海关督师，惨澹经营4年，招募十余万辽军，培养出袁崇焕、祖大寿、马世龙等抗清名将。孙承宗戮力练兵屯田，强化边塞，使明军逐步从守势转为攻势，迫使努尔哈赤后退7百里，打造出一条令后金望而生畏的“关宁防线”，为日后的 “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奠定基础。孙承宗数次被奸人、权臣排挤去职返乡，后因清兵绕道进攻高阳城，率领全城乡民守城抗清，弹尽粮绝后自缢身亡。
值得一提的是袁崇焕。《明史》是这样记载的：“袁崇焕，字符素，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邵武知县。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袁崇焕有胆有谋，战功彪炳，官拜兵部尚书、蓟辽督师，与后金的对战中曾获得“宁远”、“宁锦”、“京城保卫战”等3次大捷，力抗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八旗将士于关外。未料却在崇祯3年、后金天聪4年8月 16日（西元1630年9月22日），被崇祯皇帝罗织叛国罪名并亲自下令，惨遭最残酷的“磔刑”凌迟杀害，破碎的遗体被愤怒的乡民分而食之，片骨不留。
熊廷弼之死，尚可说有凭有据；袁崇焕之死，堪称千古奇冤。
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皇帝，腐败怠惰、昏庸无能、近佞远贤、刚愎自用、喜怒无常，几乎所有“失败领导者”的特质全都聚集其上，明朝若不亡，断无天理可言。
然而，历史总是捉弄人的。
袁崇焕死后152年，乾隆皇帝公开为他平反。一份乾隆给广东巡抚尚安的上谕中曾提到，“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
清朝的皇帝，居然替明朝的蓟辽督师伸张冤屈？
城楼上的风悠悠吹来，当我凭靠在山海关的箭垛，回想到这个历史的大玩笑时，不禁哑然失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