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和在胡锦涛访美时举行了记者会。
耿和在胡锦涛访美期间通过记者会呼吁奥巴马总统帮助丈夫重获自由。
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本周接受了BBC中文网的采访，谈到高智晟在关押期间遭受毒打的经历，她本人和孩子几年当中在监视下的生活，以及2009年逃离中国的惊险，和到达美国之后对高智晟的担忧。
记者：首先请您谈一下您的先生高智晟2006年第一次遭到逮捕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
耿和：2006年8月15日当时我和女儿在北京的家里，这几天高律师的姐夫病危在山东，他去到山东照料他的姐夫。
这一天我带着女儿去理发，我们刚进理发馆，随后他们就进来了一帮人把整个理发馆都给封住了。他们当时对我进行了搜身，要带我们回家。
当时我女儿的头发还没有理好，理了一半，但是他们说必须要走。好多人组成一个方队把我们夹在中间走到了我们家里。
整个方队进了我们楼道口的时候，一个女警察开了我们家门儿，这个时候我往楼上看，我们家住二楼，我看的时候二楼和三楼都布满了警察，从二楼到一楼往下走也都是警察，我也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
进了家门他们就对我宣读说要进行搜查，然后就开始搜查我们全家。这是早上12点钟，他们一直搜查到6点到7点。
此时的律师事务所已经停业整顿了，所以家中也有律师事务所所有的案卷，财务资料，他们就等于把家中所有的东西洗劫一空，全部都搜走了。
把东西都搜走之后，留下的警察就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家中就要有这些警察跟着你们，你们的一举一动就要在他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记者：当时高智晟的情况怎么样呢？
耿和：这个时候就应该是我先生这一天在山东被抓。
记者：他在被抓以后，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什么样的待遇，您能否说一下？
耿和：他在监狱里遭受了酷刑，但是他没有过多地讲。我只知道2007年被绑架时受到的酷刑。因为他每次回来是不愿意让我知道的。
记者：他在2007年也受到了酷刑么？
耿和：对，2007年9月底的时候，他给国会写一封关于人权的信，警察就把他带走了，带走了近50天。
记者：我想问一下，您说的国会是美国国会，还是中国的…
耿和：美国国会。
记者：然后他就被带走了是么？
耿和：对。
记者：您请继续讲。
耿和：当时他被6、7个警察带上黑头套带到了一间房子里遭受酷刑，当时他们扒光他的衣服暴打他。
暴打之后，四个人就用电棒电击他，也电击他的生殖器。昏死过去之后再用凉水把他泼醒，他们就这样整夜的折磨着他。
第二天早上他们还用五支香烟，一个警察抽着烟，一个按着他的头和身子不让他动，然后用香烟熏他的眼睛和鼻子。
警察不给他吃食物，然后让他唱《社会主义好》等歌曲，如果唱得好就会给一个馒头，如果唱得达不到他们的满意度，他们就会用牙签挑他的生殖器。
记者：警察如此对待他，是为了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呢？
耿和：因为他在里面不屈服，警察说了如果你要听我们的，比如你要写一篇文章，说法轮功不好的文章，我们就会给你一千五百万以上的价格由你开。
记者：一千五百万？
耿和：对，我的先生没有屈服，过了两天他们又说要不然你就写一些共产党好的文章，我们也可以给这个价。
最后我的先生没有屈服，他们又说要不然你就什么都不用写，我们也能给你这个价格。你就停下手中的笔什么都不用做。但是一旦有时间，他还是把他受迫害的经历和对揭露中国的人权状况让外面知道。
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中共就非常憎恨他，就非要把他打垮。
记者：那么在被关押的50多天以后，他出来以后，身体状况如何？
耿和：他回来之后，眼睛一直流眼泪，白天晚上都会流。面对面的讲话他的眼睛就会流眼泪。
他不能自由的蹲和站，如果蹲下了起来的时候只有慢慢调整好了以后才能起来。他睡觉的时候也得让我协助他躺下，起来的时候我还得把他搀起来，不能很自然的起来，他的腰不行了。
在里面他受到全身的电击，皮肤被电击的乌黑，回来后就开始全身脱皮，从头到脚都在脱皮，全身干裂需要每天浑身抹油才能不难受。
记者：在这段时间内，你的生活还有你孩子的生活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你们是否一直在受监视的情况下生活？
耿和：2006年8月15日，警察在我们家住着，他们是三班倒，一班有4个女警察2个男警察在我们家住，他们在我家住了有将近20天，在这20天中他们成了我们家的主人，一旦有人敲门我不能去开门，他们开门，他们去解决。
我去洗手间、卫生间洗澡他们都会有人在门口看着不能关门。
我们家门口也有警察站岗，我们家在二楼，二楼的门口也有警察，在二楼通往三楼的楼梯口也有警察，在我家一楼的门口警察又在那里盖了个房子，临时的房子，里面也住着警察。我家单元楼后面，阳台后面也有警察和他们的车辆。
记者：这种情况对您的孩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孩子学校是不是知道他们的爸爸已经遭到逮捕，他们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耿和：反正孩子上学要坐他们的一辆商务别克车，那个车里能坐6、7个警察。到了学校以后警察把我的女儿格格带到她的班里。警察就会坐在楼道口等着，他们要从窗户里能够看到格格上课的情景。
然后格格全班的计算机课就被停了，不让上。同学们就由此恨格格，就认为是格格的原因造成了他们班级的计算机课不能上，他们老师对全班同学说都不能带手机，如果带了手机，或者给格格用手机，你们就离犯罪越来越近了，学校也管不了你们。
记者：这会不会对你女儿的心理状态造成一种很大的影响？
耿和：对，是的。女儿从13岁起就生活在他们的殴打、侮辱、谩骂之下。
记者：您刚才还提到过殴打？
耿和：对，他们也殴打我女儿，因为有一次我女儿放学后想在路边吃小吃，他们不允许，但我女儿当时已经把饭要好了，他们让我女儿走，女儿不愿意，他们就把饭打翻，4个人把她抬进车里。车子很大，他们就把她扔进了车里。
记者：这些都是警察做的，是么？
耿和：都是警察做的。他们这些警察每次在车上押着孩子上下学的路上，每次都是侮辱她爸爸。记得有一次他们看到路边有两个人，他们就说：“哎，这个人像高律师、那个人像胡佳，他们两个是同性恋”，就这样在车上侮辱孩子的爸爸。
记者：那么，你女儿是否感到特别难过？
耿和：对，她很难过，但是她没有和我讲，因为我在家也要应付跟踪我的警察。警察对我也有侮辱、谩骂。所以她没有讲，到了最后孩子情绪特别低落，老师说让我去开家长会。所以我的女儿很能忍，对她任何的折磨她都能坚持，但是我们到了美国以后，孩子第一时间就选择了医生。一直没有她父亲的消息，一直到09年的圣诞节她住进了医院。
记者：她为什么住院？
耿和：从13岁起她的精神状况不好，心理留有阴影。那时候她父亲回来的时候，她就和父亲说要去见心理医生，就是因为那时总是被跟踪在国内也没有时间看心理医生，我们出来以后再加上没有她爸爸的消息，总是没有她爸爸的消息，她的精神就崩溃了！
记者：当时您做出决定离开中国，这个决定是如何做出的呢，做这样的决定是否非常困难呢？能不能您当时是什么想法。
耿和：当时是2008年9月，孩子不能上学，我们选择了一个学校，过了一段时间学校不要我们了。为了她能上学，没有办法，我们决定离开。
因为我的家庭是以我的先生为精神支柱的。所以这种选择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痛苦的，但是为了孩子，我们必须离开。
记者：你们离开的时候没有告诉高智晟吗？
耿和：对，是的。没有。
记者：为什么呢？
耿和：我担心他接受不了。
记者：能介绍一下从您离家的那一天，一直到最后离开中国，经历是什么样的呢？
耿和：那是很平静的一天。（我先生）他出门走了，我就给女儿指定了一个位置，我就说，你出门到那里等着我，因为那时候我们家也被监视，我跟孩子想走出去不容易。
外面的人传递了一个消息，他们长期在我们家附近观察，知道中午午后警察们要吃饭，监视比较松，所以让女儿先出去到一个指定的地点，然后我和儿子过了两三个小时也出门跟她会合，就这么逃离了他们的视线，打的到了火车站。
记者：你有没有给高智晟留张字条什么的呢？
耿和：有，我留了张字条，说我带孩子上学去了，不要找我们。
记者：但是那一天，您并没有带孩子去上学，您反而带着孩子开始了一个非常艰苦而长期的旅途，这个旅途是不是很困难呢？
耿和：是的，因为我们孩子要上学，我们家庭要付出比一般家庭多的代价。这在文明社会是不能想象的事。
记者：您从离开中国前往泰国到最终抵达美国，您能不能谈一下这一旅途的经历呢？
耿和：我们是1月9号离开的，大概1月28，29号到达泰国的。这期间朋友帮我们就像接力棒一样。今天你带一站，明天他带一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所以就跟着他们走吧。
记者：在这个期间，你是住在朋友家里呢？还是说您有时候要露宿街头？
耿和：没有在朋友家住，一般都是在晚上走，晚上都在车上，摩托车上，步行啊，翻山越岭阿，都是在交通上。
记者：那么您在火车上也好，汽车上也好，摩托车也好，您有时间休息吗？
耿和：没有睡觉，都非常紧张，非常害怕。因为带我们的人，我们也不认识。语言也不沟通。所以每天就是提心吊胆，是那种不吃不喝不睡的那种状态。
记者：那么孩子们对你离开家、离开父亲的决定有什么反应？对于不能再见到父亲友什么感觉？
耿和：我没有跟孩子讲。上了火车，我跟我女儿讲，我们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要给你上学。我们这一路，没有跟孩子沟通。我们只是逃命，逃命，逃到这一站再接着逃到下面一站。我们这时候没有想，也没有想我们的未来。只觉得，只要今天不出事，就行了。每当想起女儿的状态，我们做父母的都非常的内疚。我记得女儿在医院的时候睡不着觉，她就梦到她的爸爸死了，她就说：‘妈妈，我特别想见到爸爸，我想跟爸爸说，我爱他。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这句话’。
记者：自从您到了美国之后，您有没有和高智晟有什么联络呢？
耿和：去年4月，他有一次短暂的露面，我们打了两三次电话。
记者：他跟您说什么了呢？
耿和：我跟他说，从照片看你前面的牙齿又黑又歪，你应该去看一下医生。他就不吭气。在我再三的追问下他说，‘要是我能去看医生，我就会去看医生了’。所以我就知道他旁边有人跟着他，他没有权力选择医生。
记者：您认为从去年4月到现在，你觉得高智晟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耿和：美联社在今年的元月份又有一篇文章报导，说这次他受的酷刑，比2007年受的酷刑还要厉害。
记者：那么现在高智晟杳无音讯，你一直联系不到他，你是不是心情感到特别难过？
耿和：对对对，尤其是不知道他的下落，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所以我跟孩子每一次听到这种消息，都是在网上得到的。又有酷刑了，又有迫害了。这种消息，想起来我们都撕心裂肺的。
或者，我们感觉他是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受着折磨，所以我们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一个状态。我记得有一次送儿子上学的时候我就说：妈妈学英语学的非常的慢，学得非常的着急，你要在学校好好学习。他说：我不能都学英语。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要留着中文，我要给爸爸讲话。
记者：胡锦涛主席前一段时间到美国访问时会见了奥巴马总统，您当时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您当时希望发出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呢？
耿和：我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因为奥巴马总统当年他也渴望得到父爱。所以我想，我女儿和我儿子也深深渴望得到父爱。我想如果奥巴马总统记得他童年时没有得到父爱的痛苦的话，他应该帮助我的孩子得到父爱。
记者：奥巴马总统有没有对您的讯息做出反应呢？
耿和：没有。
记者：您还在做一些其它的努力来让高智晟获得自由吗？
耿和：是的。我到华盛顿见了一些议员，还有一些国务院的人。我把我先生受到迫害和孩子们思念父亲的经历和状态讲给他们听。他们非常的同情，他们愿意继续帮我。
记者：高智晟最早是因为维护人权才遭到政府的拘押。您认为他这么做值得吗？您觉得他当时是不是应该这样去做呢？
耿和：我先生是一名律师，他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当事人这一边。他尽其所能地为穷人提供免费的帮助。金钱和权力诱惑不了他，权力和黑暗压倒不了他。他不仅把律师作为一种职业，更通过这种职业向大众传播公平，正义和良知。
就是这样人民需要的好律师，中共政府吊销了他的执照，关掉了他的律师事务所，然后监视着他的家庭，把他关在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进行着酷刑。他只做了坚守着道义和良知的底线一件事，而我们家庭就要付出了这么一个沉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