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的美国行吸引了不少西方媒体的关注，关注的焦点多集中在中美经贸关系、北朝鲜问题以及中国的人权问题。胡锦涛任内的这最后一次访美，适逢中国当局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折之际。对外关系方面，当局从“崛起”转变为“韬光养晦”，对内则全面挤压国内公共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过去多年来尚存的一点空间，实施前所未有的打击和压制，表现出对“失稳”的恐惧。然而，几乎很少有媒体注意到当局政策的这一重大转变，更无从分析这一转变意味着什么。但是，离开了这一大背景，对中国当局今后政策意向的判断就难免浮于浅表，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也缺乏实质性的理解。胡锦涛访美之前，中国当局的对内对外政策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转变，其征兆为何，这是首先需要说明的问题。进一步看，这些转变缘何而起，又意味着什么，这是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都想了解的大话题。
从“崛起”重回“韬光养晦”：中国对外姿态的180度大转变
1989年邓小平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中国当局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当时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这一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战略方针。此后中国当局一直在国际社会维持一种低姿态。其实，整个80年代当局实行的也是这一方针。“韬光养晦”战略本身就包含了一旦实力增强就要“一展雄风”的潜台词，但在实力不足之前则暂时忍让，以低姿态应付国际社会的诸多批评。可以说，“韬光养晦”战略的基础和前提是对自身实力的判断；凡是强调“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方针时，就表明中国当局对自身实力不足有着种种无法明言的隐忧。
但是，自从2003年原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表“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提出了“崛起”这个战略判断和方针定向之后，胡锦涛和温家宝相继在国内外说明了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从此，“韬光养晦”战略弃而不用了，“崛起”成了中国媒体上代表官方立场的一个热门词语。随着“中国崛起论”的播散，“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也相继出笼；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拯救世界经济”一类的说法不时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
与此同时，中共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姿态也越来越高调，越来越强硬，“说不”渐渐取代了“韬光养晦”式的“笑脸外交”。温家宝在哥本哈根全球峰会上违背国际礼仪的傲慢无礼态度便是一个注脚。这种公开而毫不掩饰的轻蔑和满不在乎其他大国领导人感受的强硬姿态，是 1980年代以来历任中共领导人从不采用的。当然，最能代表“崛起”新姿态的是中国的进攻型军事实力的迅速扩张以及海军“走向世界”的行动。用郑必坚10 年前的话语来描述，那就是中国当局终于找到了一条“奋力崛起”的“新道路”，“领导层”的“雄心壮志”可以实现了。对外关系方面的战略方针从“韬光养晦” 变为“崛起”，表明中国对自身实力的增强有了充分的信心。“中国崛起论”并非官方的一家之言，英文《中国日报》曾如此报道，过去十年中在众多国际关系术语中“中国崛起”是使用最多的词汇。此说确否，笔者无暇考证，但说国际社会中不乏应者，大约属实。
然而，世界各国的中国观察家很少有人注意到，2010年末，中国当局又把它的国际战略方针从“崛起”变成了昔日的 “韬光养晦”。12月，专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外交部网站上发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章，宣称中国只能与西方大国“同舟共渡而不是同舟共 ‘斗’，才有出路”。中国的外交部在重大外交方针上并无决策权，需听命于由政治局少数常委组成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由戴秉国出面的官方“对外战略的重大宣示”，显然不是他的个人看法，而是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借他的文章表达的决策性意见。亲北京的凤凰卫视表示，“戴秉国所言，基本上可以被外界理解为中国最高层意图的直接传递”。与过去数年来宣传“中国崛起论”的调子相反，这一新的战略方针重新强调，中国“不当头、不争霸、不称霸是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这一说法正是“韬光养晦”方针时代的常见表达。
其实，2010年年末之前，“中国崛起论”在国内媒体上还炒得风风火火，这个“崛起”了的大国新思维主要表现为准备应对因“崛起”而出现的国际冲突与摩擦。例如，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在《瞭望新闻周刊》上表示：“‘中国的崛起’正在世界范围内流行。无论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她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所有的人都必须面对她。”而有军方背景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的张沱生（曾任军事学院教官、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驻英使馆副武官）则说得更直白：中国的“软、硬实力一起提升……中国崛起已经走过数量崛起的阶段而进入了一个质量崛起的新阶段……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摩擦、冲突可能此起彼伏，有时甚至有所激化。地缘接近的新兴大国之间的摩擦与分歧可能加剧。”2010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一项调查，即“中国国际地位的评估和影响”，调查结论是，10年以后中国的影响力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当时中宣部要求全国各大网站转载。显然，那时 “中国崛起论”还是居于支配地位的官方认知和宣传基调。
但是，仅仅9个月之后，戴秉国却在上述文章中明确表示，“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中国不会在世界上称霸，“不可能也不愿把大把大把的钱都花在军费上”，“这一点国际社会可以监督我们”。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国崛起论”扶摇直上时那种中国媒体上常见的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之类的“豪言壮语”。戴秉国在文章中重述了邓小平20多年前关于必须“韬光养晦”的话，并且申明今后奉行此战略方针并非“是在自己还不强大的情况下施展的一种阴谋诡计”。他表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国家之间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摩擦，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关键是问题出现了……是睚眦必报，或是小题大做，还是采取完全不同的办法？……对于晢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主张先放一放……有些问题也可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去解决。”亲北京的凤凰卫视虽然未必了解对外方针转变之端倪，但还是很恰如其分地把戴秉国宣示的新外事战略方针描述为“好人外交”。至于为什么中国当局突然从 “崛起”变得如此“和蔼可亲”，戴秉国语焉不详，他只提到了短短两句话：国内要“抗危机、保稳定”。
转变对外方针的国内原因
如果单纯从国际环境来看，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迫使中国当局放弃“崛起”的战略方针而重回“韬光养晦”的因素。于是，只有从中国国内的动态来分析这一转变的动因了。也可以说，当局对外方针的180度大转变，并非迫于外部压力，而可能是应对国内困境的不得已之为。
无论是对外方针上从“崛起”转变为“韬光养晦”，还是对内政策上全面打击压制公共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都发生在 2010年10月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后。这说明，正是在这次全会期间，当局对国内国际环境作过深入探讨，并且决定采取断然措施，由此便有了对外对内方针的重大转变。
其实，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经济尚未滑坡，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在2010年快速增长，用于“维稳”的手段和经费绰绰有余，虽然民众的不满和对当局的不信任前所未有，但当下并无“覆舟”之险。
了解中国决策机制的人都明白，凡事关重大国情的资讯，在中共的制度下均属国家机密，非民众可闻知。中宣部严密控制下的媒体只能发表官方认为不会动摇民心的信息。因此，若单纯依靠官方的新闻发布，读者和外国记者是不可能了解中国的实情的。唯有中国的高层官员才可能通过党政军情系统的内部保密文件获悉各种警讯和真实数据。在这种体制下，高层官员随时掌握和了解真实情况，在局面困难时会采取“外松内紧”的作法，即宣传上仍然强调“莺歌燕舞”，而施政上则“步步收紧、处处设防”，随时应变。对外部观察者来说，既然不可能与闻那些高度保密的国情资讯，那就只有关注其施政的反常变化，从中分析导致这些变化的可能原因。毫无疑问，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后发生的对外对内方针的重大转变均系反常之举，那么，是什么因素迫使中国当局选此反常之策呢？
就当前的中国局势来看，经济方面的一系列潜在困境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经济过去多年来靠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泡沫支撑，现在已难以为继。这个 “中国发展模式”虽然引起了少数外部观察家的质疑，但多数人对它的可持续性还是多少抱有期待的。但是，2010年下半年爆发的通货膨胀终于把当局逼到了无法拖延回避经济泡沫破灭的境地。过去多年来，为了维持出口，中国坚持维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但同时也不得不承受国内货币投放过量的严重后果。2010年这一后果开始发生作用，全面的通货膨胀不仅造成农民工的工资上升和出口企业的工资成本大幅度增加，而且使得出口企业使用的国产原料价格猛增。例如，2010年中国国内的棉花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可以想见，2011年起占中国出口相当大比重的服装纺织品将面临出口困难，很多订单将转移到其它国家。可以说，人民币升值会减少中国的出口；人民币不升值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同样会减少出口。中国当局的短视就在于，它只看到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而未预见到人民币不升值早晚一天会引起全面通货膨胀，最后的结果还是减少出口。
出口无法继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当局唯有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泡沫来拉动经济了，而这两个“经济增长点”又威胁着银行系统的安全。过去几年中中国各级政府的“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项目主要靠的是银行贷款，而这些项目的收益有限，不可能如数还贷。因此，银行只能不断扩大贷款规模来支持“经济增长”。然而，如此扩大贷款规模早晚一天会导致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在这一点上，中共政府同样是短视的，它似乎一直不愿意未雨绸缪，及早防范，而是抱着侥幸心理，巴望着能出现信贷过度膨胀而物价永不上涨的“中国奇迹”。
严重通货膨胀的到来终于打破了中央政府的幻梦，中央银行为了遏制通货膨胀，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不得不连续采取收紧银根的措施，2011年还将继续收紧银根。信贷的闸门被关住之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泡沫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木之火。更严重的是，倘若“铁公基”项目一旦因贷款紧缩而停摆，或房地产泡沫破灭，不仅经济增长滑坡，而且银行危机立刻显现。中国潜伏多年的金融危机一旦被引爆，中国当局将面临最严重的局面。所以，中央政府拧紧银行贷款的“水龙头”是早晚一天的事。
在信贷膨胀的前几年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就入不敷出，要靠土地财政维系，到2009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相当于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如今银行奉命对信贷严加控制，地方政府更是只能在土地财政上打主意，“刮地求存”。现在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已然债台高筑，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2010年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便高达7.38万亿元，显然，一旦断了土地收益，地方政府就可能功能瘫痪，中央政府的统治基础随即动摇。为了应急图存，中央政府不可能制止地方政府的“刮地求存”之举，而地方政府的“刮地求存”又必然引发广泛的社会反抗并制造出长期的社会冲突温床。
据国务院发展中心的调查，全国征地之后的土地增值收益之分配比例大致如下：城市政府获得20％－30％，投资商获得 40％－50％，村干部及村委会获得 25％－30％，而失地农民只能得到5％－10％。显然，这只是明帐，看不出暗盘交易，投资商的那块份额中还有相对比例是要“上贡”给官员的，所以政府及其官员从土地增值收益中拿走了至少三分之一。如果地方政府不发土地财，那么农民所得的失地赔偿就可以增加至少3－4倍。但是，地方政府若放弃了土地收益就难以生存。2008年国土资源部正式推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全国各地开始了一轮夺地运动，美其名曰为“让农民上楼”，实则“拆村夺地”。被迫住到城镇新盖楼房里的农民没有生计来源，“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无钱维生”。如此下去，可以预见到，全国范围内又将出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社会群体——“离村农民”。正因为看到这些“离村农民”将成为新的社会冲突的根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警告一处地方官员，这样做“你们将来哭都没眼泪”。然而，中央政府并未因此断然中止“拆村夺地”运动。
今日中国的农民被低价夺地之后引发的官民冲突的本质其实就是，让民众活下去，还是让官府活下去，双方已成水火之势。这种官逼民反、不得不然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如今只是盖上了21世纪“中国模式”的新戳记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动乱”温床何其之广， “动乱”之源何其之深，“维稳”之举何其之难。
困中求存：中共政府的当务之急
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外表光鲜，其实隐患极深，当局似已束手无策。
中共政府注意到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但经济结构转型非一日之功，缓不济急，无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更何况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对复制、剽窃国外技术的依赖，在侵犯知识产权本身成为发展经济的常见“捷径”的体制环境里，本国企业不可能花大笔投资从事经济结构转型所必须的技术研发，外资企业对自身技术被盗疑虑重重，经济结构转型很可能只是徒有其名，中国经济很难指望它来摆脱发展的困境。
可以说，正当“中国崛起论”甚嚣尘上之时，当局赖以自傲的“中国发展模式”其实已经陷入困境。上述危局与国际压力几乎毫无关系，全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和 “中国特色”的制度内生的。70年代末中国有一句流行的官方话语，叫做“积重难返”；如今，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似乎又面临一次新的“积重难返”了。对这样的局面，中央政府应当是了然在胸的，只是不敢承认，也不能承认罢了。也就是说，统治危机迫在眉睫，并非夸大之辞。对当局而言，2010年爆发的严重通货膨胀似乎就是一根点燃了的通向火药桶的导火索。
中国当局的麻烦不仅是经济困境，而且还包括困中求存之道（如“拆村夺地”之类）直接可能引发持续广泛的社会冲突。由此来看，当局将对外战略从“中国崛起” 转向“韬光养晦”，其实是国内危机日深情境下的应急之举，苦无良策之际，唯有“安外”以图“稳内”。戴秉国说这不是“阴谋诡计”，似属实情。
如果看清这一大背景，那么目前中美双方元首的会谈达成什么结果，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胡锦涛“送礼单”、扮演“好人外交”（凤凰卫视之语），无非是希望美国不要给包袱沉重的中国当局添加压力，内里的难言苦衷，美国的行政当局和国会自然并不了解。其实，真正重要的是，中国当局重回“韬光养晦”之后，它的国内政策将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国内结果。依然落在“中国崛起论”窠臼里的外部观察家们可能将需要重新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