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地主
我们所在的那个村庄，只有一户地主。实际上，每个村庄无论大小都有一户地主，因为毕竟十个指尚且不一般长，各家各户的日子过得自然也不同。每个村都能找出一户过得最好的，这一户，无论地有多少牛有多少，都要被定为地主。
这个村庄的地主名叫刘环芝（音）。村庄中人数最多的姓氏为张姓，其次为侯姓、娄姓，刘姓则属于人数较少的小姓。我不清楚家族的弱小是不是他被打成地主的原因之一，但这样的原因在被打成上中农的农户中并不少见。
土改开始时，所有农户，凡是家庭人均拥有土地超过两亩，并且有车有牛者，其土地、车、牛一律没收，家中的人也要被集中到一个统一的地方“坐监”。这些人中为人不好的，或者平时得罪过人的，就会被提出来——打！
负责把他们集中起来的自然是村里的干部和“贫下中农”，而“为人不好”，在乡村，一般即指平素吝啬、小气，严重些则是看不起穷人，至于电影电视中所演的黄士仁、南霸天之类的人物，则不多见——毕竟在聚族而居的地方，互相之间都要称呼个叔叔大爷的，心里再看不起，表面上也要客气一些。而且，有种说法是“穷大辈”，即越是穷人越容易辈份大——穷人结婚晚、生子晚，家境好的结婚早、生子早，延续上几代，其后人之间的辈份自然拉大了。
打人的场所在村西头的打麦场。立一根长长的大杆子，把人用绳子系住，一直拉到杆顶，下面的人就问：“看到老蒋了吗？”上面的人说：“没看见。”下面拽绳子的猛一松手，被拉到杆顶的人立刻掉了下来。被碾麦子的石滚碾过无数遍的干土地比水泥地还硬，掉下来的人摔得够呛。下面的人立刻手持棍棒冲上前去乱打一气，直到打死为止。其实，上面的人说“看见了”也没用，那句问话只是一句玩笑话，就像猫在吃掉老鼠之前的耍弄一样。
所有的村民都被要求上前棒打杆子上掉下来的那个人，不打就是同情对方，就是立场有问题，如果自己家成分也比较高，就可能也成为被打的对象。我的姥姥以怀中的孩子害怕为由拒绝参加这种血腥的狂欢，因为是军属，才没有人敢强迫她。
这种杀人的方法从何而来，不得而知。这种方法以我们村为界，往西全用此法，往东，从孙清庄到苫山、关山，则不这么血腥，他们那里不打人，而是把人装麻袋里扔进黄河。这大概也是因地制宜之故，因为越往东离黄河越近，操作起来方便，也更显文明。
我们族中有嫁到邻村孙清庄富户家的一个女子，按辈份我应称她为姑姑。土改时她婆家人全被打死，她当时还是个小媳妇，该村主持土改的队长刚刚死了老婆，从监牢中把她领了出来，因为她娘家在我们村是贫农，队长又有些本事，她便做了队长的老婆，活了下来。
家中有人被打死的，被称为“被斗户”，成分定为“上中农”，属于“地富反坏”之列。下中农和贫农是革命群众，中农则是团结对象。
“花耳朵六”
孙清庄的地主比较富有，方圆几十里都比较有名。家里盖有漂亮的四合院，四周拉着铁丝网，角上有岗楼。据说老地主还在各地开有不少铺面，家里钱多粮多。这家人在土改时自然首当其冲，土改后只活下来一个人。此人姓名早已被乡邻忘记，只记得外号，叫作“花耳朵六”。
这 “花耳朵六”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在我们那里最早骑上了自行车，当时被称作“洋车子”，整天提笼架鸟无所事事。不过“花耳朵六”有个爱好——偷钱，不是偷别人家的钱，而是偷自己家的钱。偷钱干什么？发给穷人。很有点仗义疏财的意思。过路的乞丐被他看到了，他绝对不会只给一个馒头，而是给好几个；村里无论谁家有难，被他看到了，必然让人从家里偷偷拿钱拿粮给人家；有人来向他讨钱讨粮，他也想着法的满足人家。没想到这些举动让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并且在历次运动中都未受过冲击。因为孤身一人，他还享受了五保户的待遇，被派去看管仓库。据说仓库中集体的柴草他可以随便烧。
“花耳朵六”的另一轶事是他在被分配照管集体的菜园时，总是先将菜园划成大小相等的无数小块，每天花十几分钟弄完那一小块之后即收工，回去晒太阳。这倒很符合他公子哥的作风。
“花耳朵六”在“包产到户”前后死去，死的时候七十左右。我父亲年轻的时候见过他。
我们村西头有个人叫张子宫，活了八十多岁，他家的其他人则在那次运动中被打死了。打他的那一天，他已经被绑上了手牵到了大街上，在去往打麦扬的路上，他像疯了一样挣扎，见人就咬，好几个人都按不住他。领头的说，今天就算了吧，明天再说吧。
当天晚上，上面来了文件，说是不允许打人。他活了下来。
当时打死的最小的只有十四岁，是张其忠的儿子，其忠跑了，其忠的娘也被打死了。打人者要求老太太交出手上的金戒指，老太太不肯，其忠的儿子还说：“奶奶，你就给人家吧。
“一瓣蒜”
我们家当时正好够上中农的条件：有车有牛，平均一个人二亩地。车是木轮的大车，我小时候还在别人家见过那种木轮，很大，一些影视剧中也可以见到。打造这样一辆大车，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这往往意味着几十年的省吃俭用和辛苦奋斗。
我爷爷的爷爷非常穷，可以说是“无立锥之地”——没有耕地，甚至没有睡觉的地方。但他口才很好，常为村人居中说和一些事。大概是很能做到持中公道，很得乡邻看重。后来不知帮谁家说和什么事，对方为表示感谢，给了一小块宅基地，盖了两间小屋，算是有了住的地方。
真正的“发家”是从我爷爷的父亲开始的。他一生省吃俭用，有了钱就买房置地，到土改时已经置下了二十亩。据我爷爷讲，按那个速度，如果晚解放二十年，我家也有可能被打成地主。关于老头的省吃俭用，留下不少笑谈。比如不准站着吃饭，因为站着比蹲着吃得多。比如家里吃蒜，每次只砸一瓣。关于“一瓣蒜”的故事，我曾经亲耳听到有乡邻拿着这个问题向我爷爷核实，爷爷笑笑，说：“那是他们败坏人呢。”
其实这也等于说，即使这一瓣蒜的故事是假的，至少此类的故事是真的，否则也不会在乡邻中留传那么久。
媒人在向我妈介绍我爸时，姥姥就曾担心“他们家太会过，怕闺女过去不让吃饱饭”。
就是在这样的“会过”之下，一个家庭由“身无立锥之地”成了有车有牛有地的富裕家庭，但就在新车打好还没使用的时候，土改开始了。由于爷爷的爷爷和我的老爷爷为人还好，没有得罪过人，而且他们的发家过程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在交出大车之后，我们家被定为下中农，并没有受到冲击。
老爷爷有两个儿子，这对于梦想致富的农民来说，意味着家里有两个壮劳力，是很大的资本。这两个儿子平时忙自己家的活，农忙时，干完自己的活，再去给别人打短工，最远要渡过黄河到河的两边打短工，因为那边的人地多。多数“被斗户”也是如此，他们需要抓紧所有的时间和机会赚钱，与现在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回家收获的农民工一样。
老爷爷一定也有过更多的梦想。我的爷爷上过私塾，在他那一辈人中算得上为数不多的文化人，我的奶奶是私塾先生的女儿，虽然不曾读过书，耳濡目染之下也能认全百家姓上的字。由耕而读，由耕读传家而书香门第，是无数农人的梦想，这往往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只是历史并没有给这个老人实现他的机会，而他本人，也在之后的那个所谓的“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