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从出国的那天起，我就把年丢了。又或许更早，从我读高二的那时起。
那一年妈妈在年前上班的时候突然晕倒，在医院里住了几天，从没做过家务的爸爸，连带去的莲子粥都不会煮，我们几个孩子，因为从小被告诫“君子远庖厨，近书房”，所以最简单的病号饭都不会做。
带着对一家人的责任，妈妈还没有修养好，就提前出院。提着原本就不轻的菜篮子，她的心情一定更沉重，一生所有的不快，全被勾了起来。似乎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家的年，再也没有期待了，以至于到了后来，我竟然有点怕过年，怕热闹了。
有了自己的小家，倒是在婆婆家过了几个好年，大家笑呵呵地围坐一起，老公从来不肯告诉我会住几天，所以我只能从杀鸡的数量来判断，通常是婆婆杀了几只鸡，我们就待几天。
婆婆家的炉火，是我最想念的年的味道，虽然他们的日子一向清苦。也就是在婆婆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快乐，并不一定是用钱来衡量的，而女人的心情，往往是左右家庭的温度计。
我的心情，在家里长期的熏陶下，变了，虽然我依然有被快乐感染的能力，可是自己却没有了创造快乐的能力。
在新加坡的那年，是第一次只有老公和我的年。他在读书，我们初到异地，没有什么朋友，于是就简单地如常炒了两个小菜，豆角也许是因为冰箱温度较低，冻伤了，炒起来不好吃，我们挑了两筷子，就放下了。那个年，过得真没味道，不仅是没有好吃的，更重要的是没有那股热乎劲儿。
移民加拿大后，我们两个忙着读书，忙着赚钱，如果不是过年时有人拜年，我们有时候都不会有心情去查一下当年的新年是哪一天。即算后来的日子没有那么窘迫了，那个叫做心情的东西，也还是无法回来。当然拜年的电话还是要打的，可是所有的年味儿，也就仅限于此了。
到加州后，IT行业工作机会多，老公的压力慢慢小了一点，去年我打算做个年夜饭，可是儿子坚持要和小朋友一家去圣地亚哥过年。我们两个，做了一个慈姑，买了一只烤鸡就算庆祝了。结果慈姑里的肉没有人吃，最后倒掉，烤鸡的味道没有想象得好，我们又都不爱吃肉，也倒掉了。
有时候我回头打量在异国奋斗的这些年，发现我们的生活态度似乎有了极大的改变，就象《项链》里的玛蒂尔德一样，我们着眼的，是最基本的生活：既然没有人爱吃剩菜，就不要浪费地做那么多;既然日常的生活，已经好过老辈的日子，就没有必要在除夕的那天，做什么额外的庆祝。很多很多的既然，让我把年丢了，不仅如此，还把我做为寻常人的简单快乐的许多可能，也丢得一干二净。
然而日子终究是慢慢地好转了。首先是儿子，然后是老公，最后是我，坚持一定要庆祝节日了。虽然今年的除夕，我依旧不会额外地做多几样菜，可是这个星期伊始，我就开始慢慢打扫房间，跟儿子唠叨拜年和吃年夜饭的事情了。他不过是第二代移民，如果传统在我这里就已先流失，那么到了他的手上，不是丢得更快吗?
我妈妈的不肯庆祝，是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儿时外公被镇压，成年后嫁给爸爸，又随着他下放林区，受了20年的苦，可是这样的事情，今后是不会再发生了的。
我的不肯庆祝，一方面是受妈妈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自己性格软弱，从来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因此是客观造成的。可是我既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被左右的机会，应该也会少了一些。
而儿子，虽然他也受到我的影响，可他毕竟还是孩子，但他更是一个小男子汉，他不应该被上一代人的阴影罩住，他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是的，这就是幸福，简单的，琐碎的，却是不可或缺的幸福。生命的快乐，就是由许许多多这样被我忽视的，或者被我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组成的，我再也不能让它又一次从我身边溜走。我要把丢了的快乐捡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