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鲁西一个小村，东南方十余里即为黄河，东面二十里为曹子建埋身处鱼山，向西十余里是古运河。
村庄目前常住人口两千余人，方圆几十里内，也算得上是个大村。据父亲讲，如果上世纪六十年代没有那一半的人迁往东北，村庄人口恐怕就得超过四千了。这一说法的实证就是村庄里有很多残破的房屋，院内荒草丛生。上了年纪的人还能说得上来那是谁家的地方。我家对面的一块空地，一直被我家用作堆放柴草之用，据爷爷说，那家人在去东北前，将那块宅子托付给他看管，但此后再无音讯。
这样的地方在村庄里有很多，有的人家若干年后还会有老人或后代回来看过。偶尔也有老人回来养老，终老在这祖宅。村民们对这些宅子的产权是承认的，没有人会去恶意侵占这些宅基地，也没有人敢侵占。因为村民都是聚族而居，宅子的主人虽然不在，但其家族中的近亲仍在，而且由于年代并不太久，很多近亲还没有出五服，未出五服即为一家人，所以，一旦有人侵占，即会有人出面阻止。村民需要新宅基地时，村委会只能在村庄的边缘重新划定区域，也不敢打这些空宅的主意。但这样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造成村庄的规模不断扩大，占用耕地或使水塘缩小，生活环境受到侵扰。
如果按现行的法律，那些空置已久的宅子应该属于集体所有，此前的主人没有任何证件证明自己对宅子的所有权——即便从落满灰尘的房梁上扒拉到发黄的房契，也不会被现在的官方承认——现在认的是宅基证。
但村庄的习惯性做法仍然为人所遵守，很少有的敢公然违反，这种习惯的权威性来自村民聚族而居的道德约束——乡土的中国，道德和习惯在规范人们的行为上，常常比法律更有效。
但村庄的土地早已变换了模样，也变换了主人。
最近的一次改变在去年。文件上说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期保持30年不变，但在实际上，由于这些年不断地有人生老病死、读书入城，有的家庭人口减少，有的家庭人口增加，但人口减少的土地不减，人口增加的土地不增，这就使得前者地多种不过来，后者想种而种不到，矛盾凸显。
所以，去年，村里重新分了一次地，由于经过多年的承包到户，盐碱地早已被各家各户的努力改造下消失，以前的孬地全都变成了好地，所以也就没有了根据肥沃程度划成小块平均分配的必要，而且由于农用机械的普及，小块土地的不便日益显现，所以，每户的地块都集中到了一起，成了一大块地。最终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而农村的现实战胜了僵硬的30年不变的规定。
上一次意义重大的分地发生在我出生的第二天，那一次的名称叫做“包产到户”，也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再往前，则是发生在我父亲出生以前，是为1947年开始席卷所有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周立波先生写过一部著名的小说反映此事，书名《暴风骤雨》。父亲的讲述中关于这一运动在我家乡开展的情形，只是一些零散的细节，在他开始听说并能记起这些细节的时候，已经是十几年之后。此时，这些细节之所以在村民中还被记起，完全是被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些故事有趣，但在我听来，却比《暴风骤雨》中的描述更惊心动魄，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血雨腥风。
这些事情虽然多是听来的，但其中的很多当事人父亲都见过，有一些在我记事的时候也还活着，而且有些事情我从其他人的口中也听到过同样的描述，有些事情则从另外的人那里看到或听到过类似的描述。所以，我对于它们的真实性毫不怀疑。
地主吃什么？
地主可以吃得起白面，但也不是每天都吃得起。
地主地多，有车有牛有雇工，雇工分长工和短工。农忙时，长工和短工都会忙起来，收麦打场都是力气活，所以吃得很重要。这时候，主人家就要给雇工“换饭”，就是说不再吃平时的饭，而是改吃农忙饭——白面馒头。主人家自己则仍然是平时的饮食，虽然比穷人家要好，但也是白面、高粱面、玉米面混合的面做的花卷子。
七几年，村里经常组织老贫农到课堂上“忆苦思甜”，村上也开“忆苦思甜”大会，定期还要吃一顿“忆苦思甜”饭，就是豆腐渣与野菜的混和物。
每个到课堂上做“忆苦思甜”的老贫农都要被集中起来搞培训，以达到声泪俱下、感天动地的效果。这其中，又有一些笑话。
张广宗，因为辈份大，被称为“佛江二爷爷”，我小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瞎子，夏天躺在家门口乘凉，我们一帮小孩子们唱着“老佛江，炸丸子，大成吃丸子，二成端盘子”，大成、二成是他的两个儿子，大概他家最早是在集上摆摊炸丸子卖的。我们经常偷走他的拐棍，气得他大骂。
“佛江二爷爷”在村里的“忆苦思甜”会上发言说，过去的时候，我给张大宾家扛活，一年给我四百五十斤棒子（玉米），到冬天再给我做个棉袍子，我这一家人凑合着也够吃的，这会儿里弄的他奶奶的么呀！——这位爷爷看来只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甜”了，但还没有分清该说哪个“苦”该说哪个“甜”。
春厚的爹，在培训时即被刷了下来。大队书记运生是他的孙子辈，他叫着运生的名字，说，运生来，你说五八年那时候，你让我去大队里放羊去，弄点泔水，我喝点稠的，让羊喝点稀的，要不不得你奶奶的饿死我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