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季，张金刚先生在《南国都市报》撰文，言及他在日本所感知的“手机文明”问题。透析日本人的“手机文明”，可见中国文化的瑰丽和中共的罪恶。
一、日本人的“手机文明”令人深受感动。
张金刚去日本旅游，由于疏忽未办理国际长途业务，手机无法使用。随旅游团一路乘坐地铁、参观旅行、逛街购物、餐馆就餐，出乎意料地没有听到一声手机铃声、没有见到一人大声接打电话。旅游团的导游、日本的司机使用手机，都用振动模式。他以为有专门的规定，打听之下才知道：这只是日本人的一个习惯，不让手机铃声影响别人。除此之外，张金刚还发现地铁车厢内的老、弱、病、孕、残的专座上方，贴有明显的告示，提醒要关闭手机。询问之下，知道：这是为了避免手机对有些老人和病人心脏搭桥等的辐射影响。一路乘车，张金刚享受公共场所的安静，还在日本一家医院走廊发现禁打电话的提示牌。护士告诉他，医院限制使用手机，主要是怕影响病人的休息，以防电波干扰医疗器械；接打电话， 必须到医院“通话室”去打，还不能大声讲话和长时间通话。这让他深受感动。
二、国内经常遭遇的手机困扰，缘于礼仪文化传统被破坏。
张金刚感叹：国内经常遇到的手机困扰，平日里，总会在公车、会场、餐馆、楼道等公共场所，听到突然响起的高分贝手机铃声，接听者也往往大呼小叫、旁若无人。这种被别人的手机铃声、电话内容干扰生活、打断思绪的感觉着实不爽。实际上我们被吵惯了，在吵声中“自然”成长。张金刚的“不爽”倒像无病呻吟。
寻思起来，日本的手机文明其实是中国礼教传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仁爱原则的在科技文明的现代社会中的表现。礼教传统在今日中共统治的大陆五星级酒店，依然能够见到残存的印迹：要求职员遇见任何人，都要说一声；你好。这礼节在中华民国的大宅院、茶楼、饭馆等场所随处可见，在当今成为工作要求。
中国人有文字记载的礼教传统在周朝就开始了。三千年到历史中华民国，礼仪文明随处可见，以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都由衷羡慕：做白种人，不如做中国人。他说：“我终于意识到，白种人并不像我曾经想象的那样重要。假如欧美人在战争中全都同归于尽，那也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灭绝，甚至也不意味着文明的终结，大量的中国人还在那里呢……”他称赞中国“有最伟大的智慧”，没有把事实扭曲成“一种特定的模式”。而这种让英国名人敬佩的礼仪智慧，却被鲁迅以“礼教吃人”恶语中伤。大陆人曾经全民学鲁迅，写吵闹杂文，恃强凌弱地骂国民党和老百姓（以国民劣根性乱骂），加之政治运动中批斗谩骂成风，斗争中的吵闹居然成了生活的经常内容。以至于今天在大陆男女老少都觉得文明的港台男人娘娘腔，酸！中国大陆手机困扰，缘于中华礼仪文化传统被破坏，几乎都有责任。
三、只要共党存在，中国就不可能有“手机文明”。
中国礼教文化和文明最大的破坏者是共党。日本共产党曾经也恶劣破坏过日本礼仪，失败了。所以张金刚旅游才得以静心感受日本人的“手机文明”，体会到中华礼教智慧给日本高度现代化的科技生活营造出来的非常好的文明氛围。日本的手机文明，就是在日本整体礼仪文明氛围中一朵小花，体现出礼的美好在日本得到完整的保留，没有被糟蹋。而中共严重破坏中国礼教，所以才有手机困扰。
张金刚设想，如果国人也能如日本人这样自觉地管理好自己的手机，将通话的声音压到最低，并将这种文明影响推广到其他类似的领域，那我们的生活将会多么美好。这个心愿非常好，但只要共党存在，将永远是瞌睡中的梦。在大陆别说把手机放振动模式，就是声音设置得比较小，一次漏掉了手机的接听，就可能引来抱怨：你干嘛不开声音啊？你有病啊？打手机都像做贼，你是不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中国大陆吵吵嚷嚷的生活方式，是斗争运动岁月的产物。在共匪小人山寨或部落，一切都要公开透明。1960年代，我父亲是学校惟一有收音机的人，晚上收音怕影响邻居，戴耳机讲文明在文革被指责是“收听敌台”。中共反君子道而行小人之事，自吹自擂“伟大、光荣、正确”。大陆打手机的人大声嚷嚷，那是一种神气。我在1990年代初，拿着砖头手机在街头嚷嚷，就是要引人羡慕。
手机困扰是礼教文明丢失的现象之一，罪魁祸首是共党。这务必要弄清。缺乏手机文明之前，我们早就因为失礼缺了很多文明：过马路不走斑马线、开车不减速让前方的行人、随地吐痰、不跟陌生人说话。如此野蛮人生，手机困扰算个啥，根本就是都市丛林的“正常”状态，中国大陆不是国，是山寨，是部落。
我们是“被野蛮”的，被中共以暴力和谎言“逼骗”成了“现代原始人”：有现代工业、共和、科技、楼房、高速公路、手机网络、监狱、军警等各方面的元素，但却是原始部落战争中的意识和精神，用鞭子、刀剑说话，把输者当奴隶。所以，解体中共，重建中华国家和社会是当务之急。这第一步就是三退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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