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梅：在没有杨佳的日子里

晚风中，王静梅来了。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暗淡的路灯下，隔着一条窄窄的街道，我一眼就看出了她的身影，穿着一件明黄色的外套，只身一人站在路口，个头矮矮小小的，透出一个女人特有的柔弱。现在她是完全意义上的形单影只了，因此已不介意于夜间出门。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以前我走多远，我也得牵挂着孩子，也得顾着他，现在我不用顾他了，孩子不在了，我有充足的时间。”

2008年夏天，杨佳在上海杀死6名警察。此后的5个多月里，王静梅“消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至杨佳被执行死刑的前3天，稀里糊涂的她才得以前往上海见了儿子一面。匆匆一晤，即成永诀。

两年多过去了，如今她正慢慢尝试着适应属于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的生活，尽管内心时有波澜。

吃饭的时候，她戴着眼镜，像一个知识女性一样，吃得少、说得多，画得匀称的两条眉毛下面，是一张安静的脸。注定了要从两个人的生活中落单的王静梅，最终只能服从于命运。旧事重叙，她的情绪也极其意外地不表现为激烈。倘若她不说及那些事情，谁都不会了解，眼前这个普通的女人，也曾有一把不同寻常的辛酸泪。

临分别，她几次说，“也请带个话吧，见到那些关心杨佳的人，都替我谢谢他们。”

1月24日，除夕前一周。我们把有限的讲述空间交给这个微不足道的妇女，倾听一下在没有杨佳的第三个新年到来的时候，她是否已具备足够勇气去接受现实。

“我觉得他还在呢”

这两年春节，提前和网友约好，三十晚上在外边吃饭，过12点我就回去了。都是单身的，有的家在外地，不回家的，就聚在一块儿。然后我带着杨佳，把他的照片挂在边儿上。吃年夜饭时，我就给他准备一个碗筷，大家也都给他夹菜。我就说，反正在我有生之年吧，我是不会改变这种习惯了。每年三十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他。

今年看看他们吧，有人要是年三十那天愿意跟我一起过，出去聚聚什么的，都是单身，也行。要是不愿意，那就是我自己，我就带着杨佳在家里，还是守着他。

以前过年就是我们两个人。洗洗漱漱，有什么登高爬梯的事儿，挂大帘什么的，佳佳在，都是他的事儿。现在一干这些事儿，我就想他。我买了个梯子，花了300多块钱，有扶手，要是两个支架的，万一摔着也没人知道，我就买了个特别稳的，上去以后有个扶手，特牢固，买这么一个，干活什么的，擦擦房顶啊，挂个大帘子啊，这不就有保障了嘛。

我们家楼前有个空场儿，放鞭炮，那个炮(烟花)放得很高，一下炸开了，站在我们家厨房前就能看得见。过年的时候，我就叫，“佳佳，快过来看，你看人家放的花儿多好看啊。”我们俩就站在那儿看放花。晚上我包饺子，他没事儿就在屋里弄电脑，我就特踏实。我把馅儿都和好以后，他就过来帮着我包。

以前过年，没想这么多(没什么过年心愿)。过年他只要在我身边儿，我就非常开心，甭管干什么吃什么。但是他现在不在了，我自己呢，不那么想，比如看烟花，我还觉得我们俩儿在看呢，吃饭的时候我还依然给他放个碗筷，给他夹过去。

杨佳在的时候，(过年)他爸爸带他逛庙会。我不逛，从来都不出去。亲戚家也不去。我们也没这个经济条件。串门儿你必须得带东西，带少了还不行，拿不出去的也不行，带得像模像样的你还得花钱啊。我这人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就尽量不串门儿。

杨佳看我不去，他也不去。我要是上哪儿，他也会跟着。这些都是往事，往后就是想想了。杨佳不在了，有的时候，大家(亲戚)都聚我去，不是都聚我就不去了。他们也叫我，我觉得人家是看你挺孤单的叫你一下。

现在我自己就是有一种心情支撑着我自己，我觉得他还在呢。我依然保持着他在的那种习惯，比如说回去以后，我跟他说话，依然告诉他我回来了。进他屋里擦地，我就跟他说一声。比如进去拿个什么，我说佳佳我上你屋来拿个什么，或者我给你擦个桌子、给你把窗帘洗一下。我都要说。

这个孩子啊，小的时候只要我在床边儿上呆着，他在床里头爱怎么玩儿怎么玩儿，我非常踏实。我真没想到，从此以后就我自己了，一个人过。刚才街道办的人还跟我说，过年了，快乐了吧？我说现在我没有快乐，过年对我来说快乐不快乐也就那么回事儿了。以前两个人过，我还快乐，现在我一个人过，我不快乐。

“这些东西就伴我终身了”

刚出事的时候，我们家里几乎不断人。我当时都傻了，一年多吧，都是家人陪着，不然我一个人呆不了的。(虽然)一年后也需要人陪着，但是我能支撑着自己了，以前他那房间我不能看，他那东西我也不能摸，甚至一点儿也不敢去想。去年吧，我才把他所有的东西都给收拾一遍，把他的大部分衣裳都洗了一遍，然后放到他柜子里头。

他房间里所有东西我都没有动，还是那样，有时候我进去后会觉得特亲切，甚至他的裤子这么长时间都没动，还挂着。他举的哑铃，锻炼用的两个大长板凳，那些器具什么的，都在那儿摆着。以前小时候玩的滑板、旱冰鞋，他动过的、玩儿过的，我都给他搁到屋子里了。进他屋里，还能感觉到他的味道，还是他在的样子。这些东西就伴我终身了，在我在世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动它了。要是归置得太干净了，我心里就不舒服了。

这是我相依为命28年的孩子啊。28年最长一次我们不在一起，是2006年他去山西，被警察打过一次。他从山西回来，我说你自己出去转了一圈儿了，你下次出去是不是得带着点儿我啊？他说行，结果还是没带我去……我都没想到，唉，这么快。

有的时候在家里头看到儿子那些东西，不舒服，永远在想他。昨天也是，上网看到他那些照片，唉呀，心里就不行了，就赶紧想招，安慰自己别想别想，愣是不想，岔过去了。你把自己弄病了，就更麻烦了。再有心里不舒服，就看看网友的留言，这些留言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安慰，烦了就开个电脑跟网友在那儿聊天。

去年底我才开始看电视。杨佳在的时候，这个电视永远就紧着他。他看我就看，他想看什么频道就是他的，我就跟着看。但是现在就觉得没人跟你争了，你自己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心里就不舒服。去年底，也是朋友去我那儿，要看电视，我就跟着他们慢慢恢复一点能看电视的感觉，现在我自己在家时能主动把电视打开。也就这样了，面对现实了。

我现在就一个信念，好好活着。我还是为我儿子。那天家里人给我买了一箱鸡蛋搁在那儿，我说行了，够我吃些日子了。现在也没人跟我争了，我说我也是为杨佳吃。我以前从来没说自己吃一个鸡蛋，也没有吃过水果，所有东西都是杨佳吃。我心甘情愿，一点怨言都没有。人家说你是不是有点儿惯？我说我也不是惯，因为条件在这儿摆着，你们如果处在我这个单亲家庭，你们也会像我这样做，因为你觉得孩子非常苦，欠缺得太多，多给他一点儿，弥补点儿，甭管好与坏，做家长的就是这种心情。

(以前)压岁钱每年都给，金额都是固定的200块钱，每年都是这个数。从小200，长大了还是200。大了以后，给他他也不要，都是我给他攒着。但是他收到的(亲戚给的)压岁钱就是200，我给人家钱就是100。

我们生活挺苦的，还不如一般的工薪家庭，我们属于下等。但是对杨佳来说，我没有委屈他。现在唯一的安慰就是这一点。我们生活条件不好，但是我从来不让他感觉到。比如说买东西、吃饭。像鸡鸭鱼肉，我们很少买，买也就一条鱼。我不吃中间那段儿，就吃头、尾巴。剩下的我就吃点儿，不剩下的我就不吃了，从来就紧着杨佳吃。你看他身体特别棒。我不是不喜欢吃，两口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也就四五百块钱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刚好在那个杠上。

“我真的不知道是最后一次”

他这几年没有工作，一开始工作了两个地方。后来为了照顾我，可能上班时间老保证不了，就不去了。工作没了以后，不好找。找了几次也心灰意冷。我就跟他说，我积极帮你找，找不到你也别灰心，这个社会在这儿摆着呢，没工作的人多了，你不必自责。

这些事对他都有影响，要有一个温暖的家，要有一个正当工作、有收入，在母亲面前挺自豪的，是不是？我就是感觉求助无门，街道、单位、政府热线什么的，我都打了。我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是单亲家庭，现在孩子就这种现状，想让你们帮助一下，比如说有没有合适的工作让杨佳去试试，能不能照顾一下？我来求助你们，就是我拿你当朋友，你也帮我一下啊。我知道他们不管这种事。

到现在，我为什么特别遗憾？我没听到我儿子亲口跟我说一句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袭警)？

事情(袭警)发生以后，把我放到安康医院，在里头呆了143天。突然有一天，那里头的人问我，王静梅，你要不要见你儿子？我说当然要见了。2008年11月23日两点的飞机，直接飞往上海。等到我出来了，孩子的事儿结束了。

11月24日早上起来，让我见杨佳。我真的不知道是最后一次，什么都没说。当时不许说案情。我也没敢问，心想下次来再问吧。第一次见，人家有规定，咱不要破坏人家的制度，(不然)下次人家要不让我见了呢？

我就问问他在里边儿的情况。他跟我学了学，每天在那屋里关着，戴着手铐脚镣。我现在唯一安慰我自己的是，我进去以后隔着玻璃把手放在上面，和佳佳在那儿握握手。他想到我要跟他握手，因为戴着手铐，可能不好意思拿出来，怕我看见，又不可能不握，他就两只手同时放过去。这时我发现他了，是戴着手铐的。

没怎么说话，还是话也不多。精神状态还行，给我的感觉他也不知道是最后一次见面。如果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我会有要求的。你知道最后一次说的和不知道的能一样么？

回北京后，第二天(25日)晚上就来了两个上海人，向我宣读最高法的(死刑)核准书。但是我不相信，不相信事情就结束了，就执行了。26日早上起来，很多律师、记者上我家去了。我隐隐约约觉得他们的面孔怎么都是那样的，就看出点儿事来了。我也知道核准后马上要执行，我问那些律师怎么办？没有一个人说话。我就非常难过，我说怎么会是这样，我还没有说话呢，我还没有说话呢。大家一看我情绪也不好，谁也没有主意，真是没有办法。

好像是26日那天，有人送来了一束花，写了一个小卡片，“杨佳一路走好”。我就很生气，我说这是谁啊？事儿还没有结果呢，就写这个？你就这么说话？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拿进来。那花就一直放在我家门外。过了几天，他们说，这是事实，你拿进来吧。这么着，那时候我才真是有点意识到了，真是执行了。没有办法了，不接受又能怎么样呢？

执行完了，也没有人正式告诉我。隔了有10多天，我就给上海写信，问要不要我过去？他们说你不用过来，杨佳的东西我们给你送过来。12月15日那天，上海来人了，给我送东西来了。他们是两拨人，一开始是把杨佳那些物品都给我了，第二拨人就把骨灰盒给我拿出来了，他们也没说让我交费，也没有说话。

东西都给我送回来了。因为天气特别冷，如果下葬，冬天不太好，不好施工，就一直等到第二年清明节。八大处你知道么？射击场那儿有个福田公墓，他是沟北5组阙字23号，亲戚进去没问题。花了11万多元买的墓地，加上我给他办的那些手续，一共是12万。人家给我凑的，没有我自己的钱，我自己出不起。

“我也是为他”

我家在我眼里永远都有活。原来就我们俩，根本闲不住，大帘子洗完了，隔不了两天，被子要洗了，过不了两天，这个大帘子又得洗了。我那房子住了好多年了，房顶上没有塔灰儿，现在还是这样。但有时心气儿不好，就不弄，反正也没人看，孩子也不在了，就懒了，有些事儿还是干给孩子看的。

很多网友、生活当中很多孩子都说，杨妈妈，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张嘴，我们责无旁贷。所以说我足矣了。老了再说吧，这个年代了，养老机构也很多，也甭想太多。

其实我现在做每一件事，我也是为他。昨天我完成了一项心愿——杨佳在他的博客里头写过，当年不是有个香巴拉户外登山运动嘛，他想参加。我说一定要完成他这个心愿。我就跟着走他们这条路线。那都是年轻人，说阿姨这个强度太大了，你肯定不行。我说那我就先练练，走强度小一点儿的。

我已经跟他们走了几次了，也都不太远，门头沟、香山，好几个点儿。对我来说可能也是非常有挑战的事儿，但有的时候一想起我儿子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走。第一次去香山挺吃力的，但我没掉队，我非常自豪，觉得我还行。

在那个集体里头，我才找到杨佳为什么参加他们这活动的原因。那真是一种放松，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找不到那种感觉。打个比方，我背着包，很多年轻小伙子说阿姨给我背着吧，非常热情、主动给你背着，你还不用担心钱包了、照相机了。在那个集体里会觉得挺开心的，真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我56岁了，走得肯定比他们都慢，没有人说你怎么走这么慢跟不上？非常热情地在后边照顾你。他们是定期的，我是不定期的，去一次吧也得缓一段日子，强度这么大，回来后就腿疼、肌肉疼，就得隔一段儿时间。

而且我想报班儿，想学声乐。有一天他们(朋友)给我放一个杨佳版的歌曲——《敢问路在何方》。不但听了，我还把歌词改了改，在那里给他唱两句。我就觉得，有老师指导我，这个歌我自己唱，意义好像更大。

我从年轻时就梦想找一个音乐老师来指导我一下，怎么发音，怎么吐字清楚，足矣了。我这嗓音还是有一点儿条件，不是五音不全的。我从网上看到的，有个老师说她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费3600，就是9节课，合着400多块钱一节课。听了一节课，他们跟我说是免费(试)听课的，但去了以后就交100押金，听完了我说我再考虑考虑，有时间我再来。我这么一说，人家把那100块钱退给我了，要不然就拿不回来了。我不好意思说我不报名。

学费特别贵，没这能力和条件，不去了。我退休的时候才697元，2002年那个时候开始涨，涨到现在1800元。我今年给杨佳做一个(墓碑上的)影雕，花了5500，又买电，1000块，买煤气，1000块，你说我一个月能攒多少？所以我也觉得挺吃力的。慢慢来吧。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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