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共乘国难以“扩张”的口号与阴谋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不仅为中共的“图存”带来了希望，而且为它乘国难以扩张制造了机遇。而这一切都得力于苏俄为它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毛泽东利用这个统一战线以进行阴谋策化所获得的成功。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暂时妥协”和“积极让步”的总策略
一、暂时的妥协及其手段
中共所谓暂时的妥协，在实际上就是虚假的妥协，是为了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后实行阴谋扩张所必须作出的让步，借此以欺骗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一手段，就是在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两次向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其内容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我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同日，中共还在延安向全国广播称：“关于阶级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屡次宣言，本党当前的工作是为民族团结一致而奋斗，和实现民族联合阵线以抵抗侵略。为了这个目的，共产党曾叠次声明停止阶级斗争。而且中国共产党曾自动宣布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一切证明本党为集中力量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现在并不提倡阶级斗争。”
第二次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又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作出了内容完全一样的“四项保证”，并且宣称：“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现抗日的民族斗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云云。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二手段，则是对外高喊抗日和标榜抗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在中共发表上述宣言的同时，朱德在延安发表了“实行对日抗战”的讲演，称：“红军没有任何地盘的野心，没有任何权利的狂欲。他的职志是抗日救国……他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政府的指挥，以便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无阻碍无隔阂地实现全国上下一致的对日抗战……芦沟桥的炮声响了，红军已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听从着中央政府的命令……无条件地听从这个总指挥部的指挥……”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三手段，是对外持续高喊建立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就在他对外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声称：“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执行抗战的方针和上述各项政策，依靠这个联合阵线。中心关键是在国共两党的合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亦公开发表文章称：“两党的领导者……要能够善于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基本原则下，用互相谅解、互相让步的方法，求得不同意见的合理解决。”49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四手段，是承认并拥护国民党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政府，是全中国人民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领导者。同样是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曾“真诚地”并且是“宣誓式地”写道：“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共产党人要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张闻天也公开发表文章称：“关于目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应该向国民党同志声明，我们是竭诚拥护现在蒋先生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这是全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府……”50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大”上，毛泽东仍在他对外公开的“新阶段”报告中称：“抗日战争的进行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和基干的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和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同月，中共在对外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接任务”第二条中又称：“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五手段，是对外热情歌颂国民党、蒋介石领导和坚持抗战，赞扬国民党的革命历史与民主建国成就，“保证并决心”与国民党一起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其一、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的前期，中共曾一再地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抗战。甚至在它的不抗战、假抗战和真扩张已经被揭露出来，并造成抗战阵营内部的冲突时，中共仍然因为在力量上尚嫌不足，而继续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所领导的抗战。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即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仍致函蒋介石委员长称：“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民无不景仰……敌虽凶顽，终必失败。”时至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之后，中共仍然对外发表宣言称：“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其二、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曾在他公开发表的“新阶段”报告中赞扬国民党说：“国民党有他光荣的历史，主要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 ‘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的爱国的党员。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十五个月来，全国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著的。它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开始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承认了各党各派合法存在与共同抗日建国，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力，军事上与政治机构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适合抗日政策等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 由是，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并对外公开的政治决议案乃称：“全国政治制度正在逐步地民主化。”
其三、显然，要与国民党一起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就必须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当中共在延安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时，就公开地通过了“坚决实行三民主义提纲”，并将之“对外公布”。该提纲称：“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国民党、共产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张闻天也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宣称：“我们共产党人不但愿意在抗日问题上，在实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问题上，同国民党合作，而且愿意在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上也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共同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51 中共对外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还宣誓曰：为了“为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愿意再一次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毛泽东亦在他公开发表的“新阶段”报告中说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间。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和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
二、积极的让步及其手段
如果说，中共所谓暂时的妥协，实际上乃是虚假的妥协，那末，毛泽东所谓的积极的让步，便在实际上和本质上对他们所谓的暂时妥协，作了最为贴切的解释。为了解释“积极的让步”的正确性，毛泽东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对他的党人作了这样的“科学说明”：“‘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52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真正想说的是，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他们的“革命”而让步，而不是为了抗日而让步。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一手段，便是“既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当全面抗战爆发，中共正在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了这一 “斗争”策略。不是针对日本，而是针对正在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毛泽东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定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53 对此，张国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毛泽东的所谓既联合、又斗争，无非是“假联合、真斗争”罢了。54
但是，毛泽东却对这一“假联合和真斗争”，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说：“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 ‘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
这是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写下的一段话。在这里，毛泽东一是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所谓联合，仍然是斗争，只不过是和平的与不流血的斗争；二是毫不隐诲地指出，当“被迫”分裂而不能联合，即不能进行和平的与不流血的斗争时，中共就要进行武装斗争。而不论是和平的斗争还是武装的斗争，都不是抗日斗争，而是革命斗争，都不是针对日寇而斗，都是针对资产阶级，即正在浴血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而斗。应该说，这里岂但连一点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气味都没有了，甚至连一点抗日的气味也没有了。相反，它使人们闻到的，却已经是内战的火药味。因为，正是在抗战刚刚走向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将在国难中打内战的理论准备好了。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二手段，是一再地对内强调，要“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首先，早在西安事变还没有发生前，刘少奇在他论述苏俄为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就已经一再地对内指出过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话（参见上文）。其次，一九三七年五月在中共于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即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强调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并尖锐地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按：在这里仍然是革命而非抗日）再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当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守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时，毛又一次对内坚决地说道：“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呢？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呢？……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按：毛在这里所提到的投降主义是指投降国民党，不是指投降日本）此后，在抗战的漫长岁月里，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都一直把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当作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来对待，甚至当作党内的严重路线斗争来处理。难道毛和他的中共当真就忘记了，他们曾一再地承认过，唯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才是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吗（如果在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当然没有。但是，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强调并要争夺这一“领导权”的原因是：
其一、对外高喊服从和拥护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然领导，不过是中共阴阳两面政策的“阳面”，并且是为了实行“阴面”图存和扩张的需要。
其二、显然，抗日并不是用服从、拥护等等大话就能敷衍得过去的。当敌人真的打到山西之后，当中共红军已经接到了被派赴山西前线抗日的命令之后，中共就立即面临着“服从和拥护国民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领导”究竟是真还是假的大问题，就面临着究竟是真抗战还是假抗战的大问题。彼时，毛泽东就使出了这样一把“刹手锏”，对内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面还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的问题，即“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服从了国民党的命令开赴前线真抗日，你就是服从了资产阶级，就将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显然，这对于那些也想走上抗日前线的某些有爱国心的中共将领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紧箍咒”（参见下文）。
其三、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对内坚持宣称要夺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才能够既坚持中共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权”（毛泽东语），才能够在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时，保证在敌后建立的政权，乃是中共独裁政权，具有中华民国分裂政权的性质。这才是问题的真正要害所在，才是毛泽东所谓革命成败而不是抗日成败的关键所指。一句话，如同中共党史专家所说，“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55 而不是抗日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三手段，就是坚持所谓“独立自主原则”。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在对内发出的“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中（参见下文），就已经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内容。嗣后，自洛川会议始，他一直坚持要推行他的 “独立自主原则”，不仅形成了理论，并且获得了成功。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在他的“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不久，毛泽东又在他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指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后来，当毛泽东在总结他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分歧和斗争的根本要害时，就曾明确地将“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自主”当成了他的正确路线和王明的错误路线的分水岭（详见下节）。
自然，毛泽东的所谓既统一、又独立，如果套用张国焘的话来说，亦无非是“假统一、真独立”罢了。
自然，当毛泽东已经能够公开地说出这样的话时，那也是因为他已经能够说得起这样的话了。因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虽然还不是毛泽东敢于“破裂”统一战线之时（因为一旦“破裂”，中共仍有翻船的危险），却已经是毛泽东对内的独立自主策略，在敌后扩张方面颇有斩获之日了。
自然，毛泽东又绝不仅仅是只要坚持空泛的“独立自主”的。他还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具体原则。这些具体原则就是：一、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坚持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要把群众工作当作中心任务。二、八路军和新四军只能坚持敌后山地游击“战”（后来则指示八路军、尤其是新四军要发展敌后平原地区的游击 “战”），其主要任务乃是求得在敌后的发展和扩张。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本任务，就是建立敌后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即分裂中华民国的中共农村独裁政权（详见本卷第四章）。
应该说，所谓独立自主原则不过是毛泽东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阳谋背后的阴谋。然而，正是这个阴谋的确定和推行，才使得中共的所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了一篇彻头彻尾的假话；也正是这个阴谋的成功实现，才使得中共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因不抗日和假抗日，而能真发展和真扩张，从而夺取了地盘，壮大了力量，并为战后发动那一场内战“打好了重要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总结的那样，“独立自主是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力量的一个手段。”56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四手段，就是在全中国军队（除中共以外）浴血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将他们在十年武装叛乱叛国中所决心要完成的三大任务 —— 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改名为武装斗争，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实际上就是要借用抗战所给他们带来的大好历史条件，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幌子下，将他们在十年叛乱叛国中所坚持的目标，改头换面地予以合法化和大发展（详见本卷第四章）。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五手段，就是视其自身力量的变化和扩张的成就，来调整他们积极让步的程度。“七七”之后，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行独立自主的策略，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提出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从苏联归来提出 “要真统战抗日”之前。这个阶段是毛泽东在党内提出并坚持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一些抗日心切的高级将领，在思想上、特别是在行动上能够贯彻执行“独立自主原则”的时期。由于毛泽东坚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其目的基本达到（详见本卷第四章）。第二阶段是确立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自苏联归来，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本阶段，虽然因为王明带回了斯大林要求中共真统战抗日的指示，并因为王明的坚持而在党内引起了要不要真统战抗日和要不要独立自主的争论，但由于“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中共党史专家语），和中共在敌后实行扩张的初步成功，而终于使得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实行不抗日、假抗日的独立自主策略，基本上得到了全党的认同。毛泽东更是以此为转折点，将假抗日和假统战的独立自主路线，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确立和发展起来了。第三阶段，因中共力量的进一步扩张，而使假抗日和真扩张的独立自主策略，逐步从阴谋走向了“阳谋”。中共为了阴谋扩张而终于敢明目张胆地 “专打友军和不打敌军”了，甚至在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觉后，中共已敢反咬一口，并公然宣称要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了。在本阶段，因实力的增强和地盘的扩大，再加上国民党为对日抗战而无法重开围剿，中共才日渐表现出有恃无恐与“你奈我何”的姿态。毛泽东于此一时期对党内所做的指示，还有他写下的“光辉著作”，如“共产党员发刊词”、“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 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均表现了与前两个阶段完全不同的口气和神气，已敢于“言所欲言和为所欲为”：什么抗战，什么救国，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全然不在他的话下，满纸上所写的竟公然是革命的武装斗争和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统一战线了（参见下文）。
第二、对外高喊抗日统一战线、对内推行革命统一战线以加速赤化运动
应该说，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间，乃是中共对外持续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对内发动和推行“革命统一战线”的真正起点。因为，在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巩固了权力的毛泽东已从此放开了他“坚持革命而不是坚持抗日”的胆量。同时，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扩张，至此已不再是毛泽东一人之所为，而是中共一党之所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阴谋扩张路线使中共党人尝到了甜头。当然，如前所说，这自然为中共集团的整体素质所决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即在政府军艰苦的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终于借谈“抗日战争和战略问题”，而开始大谈起“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来了。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国革命战争在其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中有不相同的内容。然而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战争，都表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57
在这里，已经没有一言一语以谈抗日。相反，“抗日”已经被公然地换成了“革命”，“抗日战争”已经被换成了“革命战争”，换成了“武装夺取政权”，换成了 “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毛泽东笔下的武装斗争所指，已决不是正在屠杀我们同胞的日本侵略者，而是那个正在艰苦抗日的国民党“友军”。至于毛泽东要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即发动农民战争的方法，就更不是要打击日本侵略者，而是要夺取那个正在艰难抗日的国民党政权了。一年之后，即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所写的发刊词中，又全面地论述了中共应如何在抗日战争中进行“革命发展”的重大问题，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问题。这就是中共党人在后来所说的“革命的三大法宝”。可惜的是，这三大法宝，竟没有一件法宝是用来对付日本侵略者的。
同时，为了在党内将“抗统”转变为“革统”，更为了将“革统”从党内“统”到党外，毛泽东乃开宗明义地说道：“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而这个工程就是要“建设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因为“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58
两个月后，毛泽东已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地转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他在大谈知识分子的问题时，已经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59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又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党内指示中，将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下，发展中共“革命统一战线”的手段和内容予以了明确说明。他说：“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的人民中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
这就是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外壳之下，所要建立的中共“革命统一战线”。其目的，自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革命”，是为了在抗日的旗号下，继续和扩张“赤化”运动。这无疑是对中共两度“四项保证”的公然背叛和彻底背叛。
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并不是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发展到相持阶段，才开始在“抗统”的旗号下建立“革统”的。实际上，在中共首次提出“四项保证”，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发生、中共再度提出“四项保证”之始，中共就已经阴险地在做着“要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准备了（详见下章）。
第三、抗统与革统的理论基础 ——“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一致性”理论
一、虚假的抗统和真实的革统需要有理论的支撑
毛泽东除掉在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始，就已经对内提出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究竟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大道理”，以压迫和说服那些想对日寇打大仗和硬仗的中共将领以外，当毛泽东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阴阳两谋”，已经对中共的图存与扩张产生了初步的效果以后，当国民党、蒋介石所领导的卫国战争在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日本狂图三月亡华的速决论已经破产之际，如果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必须趁抗日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以进行更大的“革命”扩张，他就必须拿出理论来说服他的全体党人，以实现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建立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统一”。即为他在虚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建立中共一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奠定理论基础。
二、“阶级斗争可以调节的理论”与“一致性理论”
在对毛泽东来说具有转折意义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了“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理论。他说：“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60 这样一来，由于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而且可以“调节”，因此如何停止和发动阶级斗争，与如何缩小和扩大阶级斗争，就不仅完全掌握在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手里，而且完全可以按照毛泽东和中共的需要，来任意进行“调节”了。
由是，毛泽东又说道：“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61 毛泽东终于找到了建立虚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立真实革命统一战线的结合点。因为即便是民族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它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因此，中共坚持阶级斗争就没有错。同时，阶级斗争的民族斗争这种形式，又表现了阶级斗争双方在民族斗争中的一致性。所以，当中共图存、甚至是扩张的政治经济要求需要不破裂的阶级合作时，中共便可以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共图存的目的已经达到，甚至是扩张的力量已经足够到不怕阶级合作的破裂时，中共便可以为了扩张和夺权而连友党也敢反，友军也敢打，直至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也不用喊了。因为，阶级斗争是由中共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进行调节的。
历史的事实是，为了充分地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在“抗统”的幌子下建立旨在夺权扩张的“革统”，当中华民国在长期艰苦抗战中已经日见其弱，中共却因不抗日和假抗日，真扩张和真卖国而日见其强时，毛泽东也就愈来愈张狂地对他的党人说道：“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62 至此，毛泽东终于摊开了他的底牌：统一战线就是阶级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斗争的政策。这就等于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共进行阶级斗争的统一战线。因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对抗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阶级斗争罢了。而对这个阶级斗争进行调节的权力，便掌握在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手中。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和牺牲惨烈的伟大卫国战争，就是这样地被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当成了夺权、扩张和斗争以及再度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时机和条件。
第四、中共双重统战获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对扩张、夺权、打天下的意义
一、中共双重统战成功的原因
就中共一方而言：其一、是打着抗日旗号进行欺骗的成功和打着抗日旗号以进行招兵买马的成功。其二、是打着抗日旗号以发动农民战争和建立农村独裁政权的成功。其三、是中共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诱引知识分子，主要是一批在战争年代虽失意、失路，却满怀报国热情的小知识分子们参加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功。其四、是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持续使用“革命两面政策”，因假抗日和不抗日而没有遭遇战争创伤，却反而“不战而创强”的成功。其五、是中共将正规军的全部力量都用来做“发动群众”工作和建立敌后分裂政权的成功。其六、是中共在“阴面”而非“阳面”，因而能够玩尽阴谋手段所造就的成功。其七、是中共在一个相当民主的政治条件下，作为一个合法的在野党，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争取不明真相之社会力量和不明真相之国际力量的同情，甚至能够联合和联络所有反对党派以“乘乱争民主、闹自由”的成功。其八、是中共能够将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暗渡陈仓为对内的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功。
就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一方而论：其一、是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输诚”的措置不当。具体言之，就是当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后主动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时，执政的国民党由于与中共有过所谓合作的经历和教训，因此，一方面应对中共惯用的阴阳两面政策有相当的警惕，不能予以轻信；一方面则在接受中共“输诚”的政策上，决不应该为他留下一个“独统”的陕甘宁政权和晋察冀政权，更不应该在中共的红军被改编为政府军之后，又在接受最高统帅部指挥的名义下，由中共和毛泽东享有独立指挥和绝对指挥其军队的权力。这在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全民抗战之中，为中共留下了一个可以完全不听指挥和绝对独立自主的条件，从而为中共使用阴阳两谋的策略创造了机遇。
其二、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因肩负着抗日的重任和保护人民的责任，于民族大义之下，不得不对中共一再地采取让步的结果。并且，在让步既不能使中共自省，又不能禁止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扩张时，却不敢“大义灭共”，而只是软弱地采取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予以限制，一则限制不了，二则只会引起反弹，三则反而授中共统战其他合法党派反对正在领导抗日的执政党以口舌。
其三、是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没有接受北伐前后中共在苏俄的指使和命令下，对国民党采取“挖心战术”的严重历史教训所致。在中共以高喊团结抗战和运用所谓四项保证向政府“输诚”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居然重新予共产党在后方大城市、甚至是陪都重庆宣传共产革命、共产思想及共产文化的自由，重新予共产党办报、办书店和设办事处的自由，重新予共产党借抗日为诱饵以对国民党进行渗透的自由。直至为共产党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暗渡陈仓为共产革命统一战线，和中共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抗日的国民党军队里面发展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提供了连共产党也想象不到的“大好政治条件”。却完全没有想到，在延安和中共统治的所有地方，即所谓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却绝没有宣传三民主义的自由，绝没有中国国民党发展的自由，绝没有中华民国政府行使其权力的自由。相反，在延安长达四年半的整风运动中，在中共所领导的所谓抗日根据地中，却一直是在长期地和随时随地地“深挖”着国民党特务。仅延安一地就在整风中挖出了数千名所谓国民党特务，并因此而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直至枉杀了无数条性命。而中共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招降纳叛、收买挖心和暗结蛛网的种种做法，却在毛泽东对党内的指示、毛泽东的《选集》和中共的内部文件里随处可见。所以，当抗战胜利结束时，在国民党中，在国民革命军中，在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中，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早已结成了一张若大的网络，不仅无所不及，而且无法清除。
其四、由于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执政的党，是一个领导抗战的党，又是一个正在抗战中推进民主政治的党，用中共和中共领袖王明的话来说，就是“抗战中的中华民国人民已经享有了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所以，不仅她的一切表现和作为都在明处，而且，既能给人骂，又能给人反。然而，中共在野，延安在暗处，犹如费正清所言，还是一个“农村独裁政权”，既不给人骂，更不给人反。所以，你听到的便都是好听的大话和假话，不好听的真话和实话，你根本就听不到。并且，即便是你要去参观和考察，他也只给你看他要给你看的，而他不愿给你看的，你是永远也看不到。这就在不明真相的人们眼中，造成了所谓国统区有明有暗，而“共统区却是一片光明”的错觉。这就为抗战的国民党在与共产党不抗战的斗争中，带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更为美国等所谓的国内外民主势力对共产党产生好感，和对国民党产生恶感，造成了先天的畸形效应。由是，这个执政党，当她在长期的艰苦抗战中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之后，再被那个不给人骂、更不给人反的在野党共产党，以及由它所统战的各合法民主党派所共同骂倒，直至打倒，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今日，将台湾推向了民主和繁荣的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和在海外天天被人骂，和五十年来绝不允许任何人骂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大陆，在海外也鲜有人敢骂的情形，实已将这个道理对比得再清楚不过。
二、中共双重统战对其扩张、夺权和打天下的意义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在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曾一再宣扬他们之所以革命成功，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拥有“革命的三大法宝”。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而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指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的共产革命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之所以成了中共夺权成功的法宝，是因为：没有统一战线，便没有中共对外所曾高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中共图存的达成，就没有中共扩张的实现，就没有中共对内建立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在中国大陆夺权的成功。此其一。
其二、没有统一战线，中共就失去了实现武装斗争的可能。也就是说没有了统一战线，中共就非但少了一个重要的法宝，而且少了第二个重要的法宝 —— 武装斗争。因为中共如若不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四项保证”，并获得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接受输诚”，其时中共的残余武装力量非但不能得以扩张，只怕连图存也完全不能。而图存之后，如若不继续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喊抗日，则中共的武装斗争和武装力量的发展，就失去了它的理由和来源。对此，毛泽东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经明白地说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按：这个敌人是指正在领导抗战的中华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而非日寇），统一战线是实现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按：即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实行武装斗争）。”63
其三、正因为统一战线为中共在抗日招牌下的武装斗争即武装发展，带来了实现的可能，所以，全面抗战爆发仅只两年多，当大量的国民党官兵牺牲在对日抗战的战场上时，几乎不曾主动对日寇打过一场象样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仅有二万人马的中共，不仅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对内宣称“已有五十万大军活跃在敌后广大的国土上”，64 而且，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就已经明确地说道：“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的大党”。65 一九四零年三月，他更在“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多年之后，当中共党史专家在总结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功绩时，曾激动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使共产党从根本上摆脱了以往狭小的处境，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在抗战中，共产党依靠这个统一战线，迅速地发展了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猛烈地发展了人民武装和政权，很快地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这就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有利的条件。”66 在此，除掉人人都能读得懂的某些假话、大话以外，其余的话，无非都是中共如何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图存和扩张的最好“代白和代供”。
其四、正是中共接受和使用了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法宝，所以，中共才有可能将前此十年中苏联所交代的三大叛乱叛国任务，即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抗日”这个不同的和国难当头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大发展。如前所说，只不过武装暴动被换成了抗日名义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被换成了抗日旗号下的农民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被换成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罢了。由是，中共在前十年所没有能够获得成功的叛乱和叛国，便终于在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岁月里得到了成功，或曰为成功做好了大大的准备。这一切实在应该归功于苏俄为他们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归功于日本帝国对我国长期并且是疯狂的侵略战争，归功于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难当头之日，敢于假抗日和真卖国的“胆略和智慧”。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竟是否存在过的问题，历史亦终于走到了能够揭开它真相的这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