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最近两年很少读小说了，真是一件不小的遗憾。当然，要读也不会读中国小说，因为中国的现实远比中国小说家的想像力“出色”很多倍。在这样一个百弊丛生的时代，一个发生丑恶新闻远超人类想像力的国家，中国当今的小说家从本质上不值一提。这是一篇我十三年前为我供职的刊物开设先锋小说“多面体”所写的开栏言，对此我仍认为并不过时，因此贴到敝博供博朋友们欣赏。2011年2月19日9：18分于成都
我的朋友张打田曾讲过“两个穷人的故事”：有一天，穷人甲在街上捡到了五块钱，碰巧他是个喜欢抒情和夸张的穷人，于是——“哇，五块钱厂——狂啸起来；穷人乙十分冷静，暗地里瞄准时机，抓住把柄，好勇斗狠，就硬说穷人甲所拾得的五块钱完全与他掉的五块钱一模一样（包括上面的指纹)。两人争执不下，讼至公堂，被青天大老爷各打五十大板，没收那起讼之物——五块钱。并告诫两个穷人：穷人甲，你以后再也不要(也不能)捡到钱了，免得你继续抒情，倘若你继续抒情，本府一律视为你捡了钱财处理，那你就不能说我有意搜刮；穷人乙，你也别幸灾乐祸，不管怎样，你不能利用别人热爱抒情的毛病进行敲诈，否则我将视你为讼棍，并加判“无中生有罪”。
打田故事的漏洞，我不想去填补它，但它使我想到小说目下的处然，虽然我不敢说我这种联想有多大道理。小说（文学）的危机，说的人似乎是不少的。圈内的人说，可能有怕下岗捞不到饭吃的真诚；圈外的人说，一面是好意的干着急，另一面是不解别人的困窘，如若是弄不好，就变成了并不友善的幸灾乐祸。但小说的面临 “下岗”，在中国，却与外国有些不同。外国的作家离我们远，现在通通把他们悬置起来。单说我们现今的小说，读者少得如同配给制时代的粮油供应相媲美。但这样的尴尬，却像是一出联袂演出的双簧戏，有点像“两个穷人的故事”，是圈内人与圈外人的共同勾当。像我这样既非了无挂碍的读者又非职业作家的编辑，只能得出这种看法。
在小说创作与小说欣赏中不乏如下让人啼笑皆非的景观：作家拼命说自己的小说“纯属虚构，望勿对号入座”云云；读者却挖空心思把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物往小说上靠，偏要对号入座，与小说家较劲。作家说自己小说是虚构，纯属是多余的废话，而且表明了自己没有强劲的想象力的底气，这样的人其实不必来写小说，他可以去干四化的其它事业；而读者读了小说，硬要往小说中对号入座，既表明了读者在生活中的实用主义禀性侵入了想象的领地，也预示了读者对该作家的皮里阳秋，即证明了该作家想象力的贫弱，因而是不值得佩服的。而这两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导致了要命的后果：即我们的好小说是如此稀少，而时下看似繁荣的小说，多半确属没有丝毫趣味的垃圾。
诚然，像这种公开蔑视想象力的“两个穷人的故事”，似乎越来越少。但是，那种骨子里面对想象力的漠视仍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通病，很多作者和读者仍旧属于 “两个穷人的故事”里的主角。作者想象力的贫弱，造就了一批对想象力无动于衷的读者；反之，读者过分实用主义的要求,又使小说的可能性受到了致命的损伤。
著名作家纳博科夫曾说，大作家总归是大魔法师。我认为这比那些用小说唱高调的人，更洞穿、了小说的要害。因为好的小说家就像魔法师一样，他们比别的人更容易明了小说的无限性,并且知道用各种不同的操作方法来抵达这种无限。我们得承认读者阅读小说的目的是不尽相同的。有人想从中受教育,有人想打发时间，有人是“偷得浮生半日闲”，有人想从中获得智性的愉悦。自然，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倒是打麻将的人的心态有值得类比之处。打麻将的人并不全是职业赌徒，有的是为了占小便宜，有的为了“屠戮时光”(kill time)，有的是在于玩麻将过程中的无限可操作性，即游戏的愉悦完全主宰了玩牌者的身心。
其实作为一个优秀的读者，不必像纳博科夫在《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一文里所论证的那么繁琐。一个人只要他像迷醉麻将中的无限可操作性一样，迷醉于小说里所体现出来的无限可能性，那么他就是我们想象中的优秀读者。另一种有关此种的不同表述法，是新小说派作家阿兰•罗布—格里耶在评价他的同行克洛德•西蒙作品时说的：“人们读他同一本书可以通过一百种方式去理解，并可以赋予写本书的人以一百种面目。”说简单点，读者与作家的优秀与否也正是显现了审美与实用的差别。小说家本着教育人的目的而写小说，已经是旧日小说的惯技，即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是建立在教育与被教育基础上的，作家成了无可置疑的教育者，而读者则成了被动的受教育者。说得再恶毒一点，作家成了虐待狂，读者成了受虐狂。用不着太多的智慧，人们都知道这种关系总是不美妙的。但让人奇怪的是，直到如今，作家与读者总是在不知不觉地维持这种莫名其妙的关系，想起都让人气短和深感无趣。载道不是不可以，但关键是，如何把这样的目的表达得有趣，显示出他们在小说写作上与众不同的敏慧和控制能力，让人感到小说发展到今日所达到的必然高度与进步，这才是小说家应着意解决的课题。
有一些人在教育我们，生活多美好。如果他们把生活的无限可能性和不可预见性，看作是人们热爱生活的真正动力的话，肯定更让人从内心里乐于接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看，小说与人类生活的联结才成为一种内在的必然。人们喜欢读小说，固然有许多原因，然而有一点最为可心的无疑是，小说给予我们的无限可能性、阅读的乐趣以及智慧的历险。
博尔赫斯在小说《赫尔伯特•奎因作品分析》里，评价一位并不存在的作家奎因子虚乌有的小说《三月四月》时，分析《三月四月》所使用的多线索的倒叙手法，使小说成为一棵倒着长的“故事树”，“树”上的内容都不相同，每一个故事的枝桠上都存在着无数个故事的“分蘖点’如果不加控制的话，它完全可能代替或覆盖现实世界，就像博尔赫斯另一篇小说《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一样，“世界就是特隆”。而《三月四月》此怪异的无限性，却包含在博尔赫斯独特的关于小说亦即“元小说”的故事谜团之中，又罩上了一层关于事物可能的可能。
称引博尔赫斯目的，无非是为了给我们开设的“多面体”这个小栏目，找—个实践小说无限可能性的导师。而编辑这个栏目的初衷无非是，为作家展示可能的小说，并让读者明了小说的可能，沟通作者的小说尝试与读者的文本阅读，做出我们些微的努力。我不敢说刊载的每一篇作品都有其不可代替的独特价值，但他们在其间的尝试和创造，比如对故事的着迷(包含着有意味的形式)，对故事的因果关系及其结局的颠覆(瓦解读者惯常的阅读定势和心里期待），对顺溜事的生涩描述(是一种对浩荡的叙述才华的自我控制），扩大想象力的边疆，模糊现实与虚构的界线，打破对小说认识的固有套路，简略大的故事线索和蕴蓄细部的惊涛骇浪，对对小说的可能性的探索诸方面，都取得了相应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一些闭门自大而又粗制滥造的本土小说家提供了一扇开眼的窗口。
时下似乎有一种时髦的论调，即把小说的不被人重视，当作小说危机。其实，与其让小说承担不属于它的义务，还不如让小说在真正的小说家笔下，肆意地展示其无限的可能性。在我们看来，用小说唱高调才是它的真正不幸与危机。
1997年10月11～18日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