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汉分裂时，汪精卫是属于武汉一派，他跟蒋介石本来就有竞争，所以貌合心不合。汪精卫讲话煽动性很强，也有组织能力，但是能不能真正办事，从来没试过。他做蒋介石的副手是心不甘情不愿，所以从南京第一次撤退到武汉，接着撤退到重庆，在武汉的短暂的时候，他就讲和平，要谈判。打不动，在谈判的时候拖出时间来建国，叫“低调俱乐部”，胡适先生都是“低调俱乐部”的一员。
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民穷力尽，真的是已经打不动了。汪精卫认为，再打下去我们国家会亡，不如忍一时屈辱。所以汪精卫自愿讲和，不是蒋介石派他去的，蒋介石没有这个能力，两人没有这份交情。汪精卫以为，日本也打得很苦，也试探和平。日本的意图是腾出这部分的力量，加上中国的资源，打太平洋的海上战争。汪精卫是笨，他没有料到签的是完全卡得死死的条约，他以为可以像南宋偏安之举，等到条约签出来，他悔之晚矣。陶希圣看了这个条约，甩手就走人。汪精卫不能逃，他手上就是陈公博这几个人，所以后来他的政府班底没有人，是日本人给他组织的，还不让他管华北。他甚至于管不着苏北，郝鹏举这些地方武力有时候投中央，有时候投日本，有时候投伪军，有时候和新四军合作，郝鹏举占了半个苏北，新四军占了半个苏北。
老实讲，汪精卫大概也不想做汉奸，他可能以为替国家留一些余地，挣取一些时间。汪精卫苦心，他不是为自己的权力，他以为可以像南宋一样。南宋偏安是高宗的主张，我们不能全怪秦桧。古今差别是金兵没有占临安，而日本人占了南京。第二个差别，日本的军队是现代军队，金人的军队跟南宋差不了多少。南宋的局面，政府指挥不了四大将。四大将都是军阀，军队都不是国家给的，都是自己招来的。
回到抗战来讲，冯玉祥、宋哲元、张自忠都尽了力。傅作义最后跟共产党在北平签了合约，但是在抗战期间，傅作义的军队孤身苦守在陕北和内蒙古，他挡住了日本人，保护了陕北；张自忠殉国；冯玉祥的军队打得不赖；也有赖的，像孙殿英等人，投降日本，做了皇协军。李宗仁的军队守了大门口八年；阎锡山的部队不出山西，守住了山西，阎锡山跟日本人半打半和，跟共产党半打半和，却不许国军进山西界。还有国共之间的矛盾，彼此不能齐心打日本。中国的军事力量，其实非常薄弱。
珍珠港事件对整个战争的影响巨大。因为单单中国在打的话，要拖得无限长，日本还可以继续在中国战场熬。美军一参战，日本的势力在太平洋上就消耗光了。日本以为珍珠港毁掉以后，美国海军力量被消灭，事实上，美国没有那么差。日本人的计算，往往是计算小的清楚，计算大的糊涂。
日本人没有想到在中国要打八年，以为三个月就打完，这是自大的问题。日本人做中国的调查工作非常细密，许多汉学家都是满洲铁路调查员。我们后来看了他们出版的资料，调查详细极了，一个小镇有什么资源、交通情形、桥梁、住宅，清清楚楚。但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中国的民族气氛算错了。日本一直在各个军阀、国民党之间想办法离间，拉拢。可是中国人的民气，撑了一口气不投降，却是日本人没看到的。
日本军队住在沦陷区，军人想孩子了，看见中国娃娃，拿糖给他吃，照个相，说“日支亲善”。那个日本兵本身是真心的，这是个别问题，一到战场上就不一样了。
日本国内也是穷，吃不饱饭。有理性的日本人，也反对军人专政，反对战争，很多自由分子，在军人发动的政变中被杀了，被关了。我有个日本朋友是吾妻洋教授，比我小一岁，他的祖父、父亲都是自由分子。他祖父在明治维新时讲“天皇机器论”：天皇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天皇不是人，不是神。这个犯大忌讳，军阀把他关起来。因此，日本国内没有反战的声音。
日本人几乎都被军阀架住了。日本有非常好的汉学传统，像内藤湖南对中国了解之深，对中国之友善，确实可佩。但是在抗战的第二年，日本要让汉学家都承认自己对中国友善是错误的，所有的汉学家都经过这个改造程序。我的朋友西岛定生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他也经过这种改造，改造方法跟中国一样，没日没夜地开会。
到今天，日本的当权者始终还是大财阀、政客和军人，他们不肯承认父兄犯的罪。而且，日本被原子弹打败，不服气。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宣传机器告诉他们的是“日支亲善”，告诉他们的是中国人欢迎日本军队进城，没有告诉他们日本人在外面残暴，没有告诉他们日本人奸淫掳掠。日本人逼迫中国人拿着灯笼在路边欢迎，照相时，只照排的队，不照悲苦的面貌。
日本的靖国神社是个忠烈祠。明治维新不是和平的，维新前后都有战争。从明治维新的几次战争，到日俄战争，到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死亡者都奉祀在里面。我去看过，不单靖国神社，每个县都有个神社，也都有牌位，这么小，写名字。这是他们的忠烈祠。因为里头有经过国际法庭审判是战犯的人，既然是犯人，是负战争责任的人，去祭拜就等于承认战争是对的，所以每次祭拜都引起一片哗然。为什么日本法庭不肯裁判南京大屠杀呢？他们说战争是不能以常理论的，是作战双方的死亡；他们不承认南京屠杀死亡的老弱妇孺，所持的理由是当时中国政府说“全民皆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