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共坚持扩张、内斗、种鸦片和通敌卖国的“持久战”
第一、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本书上卷虽然论述了蒋介石持久战思想形成的过程、决策、贯彻和它对于坚持对日抗战直至胜利的意义，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非但没有人知道蒋介石有所谓持久战的思想，而且，凡知道有持久战者，皆以为这一杰出的战略思想，乃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部分”。或曰，正是毛泽东“光辉的持久战思想”，才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这又是一个天大的“历史性谎言”。
一、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的时间和背景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的延安。其时，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不仅早已形成，中华民国的持久战大战略不仅早已决策并得以贯彻，而且，国民党将士的鲜血早已撒遍了华北战场、淞沪战场、南京战场和徐淮战场。其时，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不仅已经破产，我国持久抗战的局面已经初成定局，而且全国人民对于抗战必至最后胜利的信心已经形成，国际上对我政府领导全民抗战的观感亦早已为之一新（参见上卷第六章）。
二、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要害
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这篇“论持久战”的要害，不在抗战，更不在积极抗战，而是在论述中共应该如何利用持久的卫国战争，以达到扩张和夺权的根本目的。虽然它是在抗日的包装下、即在抗日这顶“大帽子”下进行论述的。中共的党史研究家们，早已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针见血地作了这样的歌颂和吹捧：“毛泽东……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的具体体现这一本质。解决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如何加强领导，发展革命，夺取人民革命胜利的重大课题。”61
这才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本质。这个本质，无非是要把一场激烈持久的反侵略战争，在民族战争的伪装下，变为一场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隐形内战和残酷内战而已。所以，一九三八年七月，当中共中央要求在武汉的王明等人于《新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身为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的王明、博古、项英、凯丰等，曾一致反对发表这篇文章，认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共的国际主义相矛盾”。62当然，王明们并没有说透他们为何不登载该文的原因。因为他们了解，毛泽东要借日本侵略的“良机”，以达到他发展农民战争打天下的目的。
第二、毛泽东和中共是怎样坚持“持久战”的
一、坚持四年整风内斗
应该说，在漫长的八年艰苦抗战中，在蒋介石先生亲赴抗日前线甚至屡死屡生之际，毛泽东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苦心竭虑地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主要是不抗日，却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二是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地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而将这两件大事联系起来的，就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
其一、中共党史学家为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于延安发动的那一场整风运动，从“正面”作了如下的描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基本结束，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训练干部，毛泽东以极大的努力从事理论工作……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又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些著作……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未来政权的性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武装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同年九月党中央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一九四二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党整风运动是在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为了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实际需要而提出来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党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报告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春转入了审查干部阶段，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也先后于一九四三年夏季基本结束了整风运动，这些地方的整风运动多半是和审查干部结合进行的。
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党的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又展开了党史学习。这次党史学习主要是路线问题学习，批评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党内“左”右倾错误。
一九四四年毛泽东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党史上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了结论，全党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这一次伟大的整风运动才算是胜利结束。63
在这个简单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建设”，是在何时开始与何时形成的，毛泽东所发动的长期整风运动，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发动、进行和结束的。中国抗战的长期、残酷和艰苦，世所尽知，然而，毛泽东却有功夫来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并解决了未来政权的性质以及等等方面的问题，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其二、八九年以后，中共的另一些党史学家们则从“反面”揭露了中共延安整风的真相：
一九四二年十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几许寒意，但是，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被抢救……历史稍微复杂、社会关系又不甚清晰的怀疑对象，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来，被送到反审机关审查……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特务一批一批地被查出来，真可谓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来的同志也逐渐地人人自危了……有的单位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使正常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号召：“无论青年人、老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伦是自觉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了。”（按：康生在这里所指的敌人和第五纵队，是指国民党而不是指日寇）他还告诫说：“不要放松一秒锺的时间，失掉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康生的这个报告曾被称为恐怖的信号。这个报告把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从党政军民学团体到市民群众，从城镇到农村，直至到监狱内，由此开始了全线进攻，大搞坦白检举……监狱的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省党员朱子彤回忆说：“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地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的，规劝不止，逼着大家交代问题……有时还押着被关押的人去参加机关的抢救大会……有时组织被关押的顽固分子到群众大会上去坦白交代……”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骗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关押的二十九人。……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十九岁），由于她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三天三夜不给她睡觉，并且威胁她说，如果再不承认是特务，就放两条大蛇到她的窑洞里。她被吓得按照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胡编了一套假口供……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摔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致死……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仅青年知识分子受到抢救，一些老干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铸同志……，一些娃娃也被坦白为特务分子。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导，绥师已有一百六十余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说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绥师的控诉会一直开了九天，在这些十几岁的小孩中，最后竟挖出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经过抢救，延属各县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个特务，中央秘书处六十余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没有被抢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务……
抢救运动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人经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杀……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创伤………64
在中共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异己者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还有象作家王实味那样的冤假错案，以及那些如王实味一样被迫害、杀害致死者，中国大陆的许多刊物都已经有了揭露，这里不再赘述。
显然，凡是经过中共文革者，大约对抗战时期在延安和各中共“解放区”早已发生过的“文革”，无疑能够感同身受。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延安的整风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风整人、制造冤假错案和极端残暴残忍；不同的却是，文革是处在毫无外患内忧的和平时期，而延安的整风则是处在全民抗战、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如果国民党、蒋介石在此国难当头之时，也来了这样一场整风运动，也大搞一场深挖共产党特务或其他种种特务的运动，也制造了如是之多的冤假错案，则中华民族大约只有亡国这一条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胆敢如此整风整人，大兴冤狱，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因为它不抗战，假抗战所致。
二、坚持六年大种鸦片
有一首歌颂中共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花篮里花儿香”，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唱彻中国大陆。然而，善良的人民却根本不知道，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的香味。因为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大生产运动不是种的粮食，而是种的罂粟，即鸦片。这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说，不啻有石破天惊之感。作者于一九九五年初访问台湾时，曾查证了这一说法。65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它予以了彻底的揭露。彼得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66此外，彼得还愤怒地说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67
这就是中共大生产运动的真正内容，就是那一曲“花篮里花儿香”的创作源泉。
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以准备抗战，在抗战之前，蒋介石曾提倡并推广了新生活运动，中华民国政府则开始了严格的禁烟运动，此举曾深招日本的忌恨。在抗战中，日本侵略者欲亡我中华的另一番战略，便是在敌占区大肆出售鸦片，以麻醉和断送我们民族自立与自强的精神。然而，中共却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买武器来收拾国民党和准备内战，竟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竟将鸦片源源地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坑害他们的同胞，事后又将鸦片生产美化为“为了抗日而进行的大生产运动”，这在道德上和行为上都只能堪称是“绝唱”。
三、坚持长期通敌卖国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长期通敌卖国。而这个惊人的事实，亦在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书中，得到了证明。首先，彼得这样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68
其次，“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则被封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丑闻。中共当年竟然背着国民政府，背着四万万浴血抗战的同胞，私下里透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这篇史料一见光，史学界为之哗然。该书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信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复：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六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69
难怪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说：“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了！”70
第四、中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段标题上的引文，是中共党史学家们为中共的“抗日”所作的最为科学的总结71。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六年底，当毛泽东率领红军将领致蒋介石书，请求不要再攻打红军时，中共红军仅存不足二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开始后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三万五千平方公里，挟人口一百五十万。至一九四三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十六个根据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权，八个有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既已达一百二十万人，其军队也已达一百二十万之数，所挟人口已达一亿以上。与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要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之中，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兼问 是谁“摘了桃子”？
在中国大陆，几乎人人皆知，毛泽东曾指骂蒋介石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便立即从峨嵋山上赶下来“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了。然而，姑且不说蒋介石曾多少次亲自下山指挥抗战，也不说蒋介石在山上曾遭遇过日本飞机的多少次狂轰滥炸，单就整个的抗战历史而言，亦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才真正领导并坚持了抗战，是国民党军队才为保卫中华民族的血脉而浴血苦战、壮烈牺牲。因此，抗战胜利后，即便是蒋介石要走下山来“摘桃子”，也是理所当然。相反，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才在八年抗战中执行了一条卖国主义的假抗日和真扩张路线。而毛泽东既从来没有走下黄土高原，更没有命令和指挥过一次抗战，更不用说上过一次前线。相反，他所有的电报指示，不是制止中共军队抗日，就是教导他们如何“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直至命令他们“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从而为战后立即发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终于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如是，中共江山“非得自于国民党，而是得自于日本”的历史事实，才真正揭穿了“摘了抗战胜利这个大桃子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