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偶然在互联网上看到安东尼奥尼拍于1972年的电影《中国》，觉得又陌生又熟悉。在他的镜头中，北京荒凉破败，像个大村落；北京人土得掉渣，加上那些大标语、政治宣传和政治学习，真是又穷又土又左。
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首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究其原因，安导作为一名西方游客兼左派，怀着乡愁，用摄影机在中国寻找一个失落的世界。而中国人民瞩目的，正是他的镜头所省略的与他的世界趋同的地方。
不卑不亢的外交与民众的精神溜号
话说1973年秋，北京王府井的西北角，一座崭新的建筑拔地而起（100米的方案被腰斩，只起了50米高），那是北京饭店新东楼。
之所以惊艳，是因为与大跃进时期的北京“十大建筑”不同。它免除了50年代的象征主义和60年代的因陋就简，不夸饰也不寒酸，坦然地展示出功能主义的现代风格，充分体现了那一时期不卑不亢的外交路线。所谓“不卑不亢”，就是与别国周旋时的态度。当时需要周旋的是美欧。在多年不断地痛骂它们后，要亲热得矜持些，就像阿庆嫂对刁德一，不能一变脸像没事人似的。
这种不卑不亢的板框结构风格很快沿长安街蔓延开来，先是国际俱乐部、外交公寓、复兴饭店（后改为燕京饭店）这类涉外建筑，然后是各机关新建的礼堂、办公大楼，一直到家里新打的各类家具，就像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新的事物还有，长安街上开始出现一些塑料玩具一样鲜艳精致的小汽车，混杂在老式汽车的行列里，格外抢眼。
在那段日子里，生活的迹象开始复苏。女孩们仍旧穿着蓝灰绿色的衣服，但下摆却故意露出花棉袄，俗称“双眼皮”。一种叫“粪箕子”的半高跟皮鞋取代了带袢的圆口布鞋。如果进入那一时期的典型家庭，会看到全套自制家具，有木制扶手的沙发、酒柜、五斗橱、大衣柜……都向客人摆出一副不卑不亢的神情。它们的前身大多是公家发的旧家具。还有，在向阳的窗台上，必定摆着一盆叫做“玻璃翠”或蟹爪莲的植物……
运动还在继续，还在杀人，还在整人和挨整，但似乎全民的精神都溜了号，大伙都成了逍遥派。
50年代初婴儿高峰期的一代进入恋爱期，每逢华灯初上，恋人们沿十里长街款款而行（上海叫“轧马路”）。这一浪漫景观大多是因住房紧张造成的。在街上溜达的还有回城探亲的插队知青，他们可没那么气定神闲，天天提心吊胆，既要忍受家人白眼，还要随时应对“小脚侦缉队”带着片儿警上门来查户口。
文艺界西风东渐
一阵看片风刮遍了机关大院。从中央首长到普通工作人员连同家属小孩都在看，上边似乎有意推波助澜，大有与民同乐的意思。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关于这种场面逼真的再现。
看片的历史是从批判开始的。《武训传》《清宫秘史》《刘少奇访问印尼》《早春二月》《兵临城下》等，每当观众看到入迷，总有画外音大呼革命口号，以提醒你这部电影是供批判用的，就像一些出版物，在封底用小字写着“仅供批判”。不知什么时候，批判片成了参考片，参考片成了内部片，最后成了生活片。
内部片和生活片的范围很宽，从日片到40年代的好莱坞，再到欧洲国家的现代片。最先开始的是一批日本电影，《日本海大海战》《啊海军》《山本五十六》《虎虎虎》……说是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但从林立果们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来看，什么“小舰队”“联合舰队”“江田岛精神”，就知道人们一般是从什么角度观看这些电影的。
美国电影，有《春闺泪痕》《鸳梦重温》，一水儿的四字片名，都是港台翻译版。还有什么《女人比男人更凶残》《沉默的人》等，其中镜头的尺度，就是用现在的标准看也很过分。不要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革命群众”，就连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也被弄得血压升高手冰凉。
记得一部恶搞革命的意大利影片《前进，前进》，讲的是处于低潮期的革命党无所事事，陷入无聊内斗和桃色纠纷，小团伙濒于解体。正当此时，发生了严重的官民对立，革命形势一触即发。党人大喜过望，重新收拾家伙踏上了输出革命之途。在齐唱《马赛曲》之后，党首问：“我为什么40岁了还在革命？”接着自问自答：“那是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再改行干别的已经来不及了。”同声翻译的效果很差，黑暗中仍能听到稀稀落落会意的笑声。革命的逻辑在挖苦声中被消解掉了。其实当时中国的问题跟那位意大利党首的问题差不多：是继续革命，还是改行过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