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岁岁，中国又到了两会时节。地方两会每每是中央两会的预演。每年地方两会都不乏看点，尤其是开化首善之地。今年广州两会期间，亚运会花费问题再度使其涌上舆论风口浪尖，折射出中国财政预算一直以来的诸多弊端。
事件起因于人大代表钟南山院士在分组讨论时透露“广州地方财政缺口很大”，并提供了几组据说来自政府的资料：广州亚运总投资2500多亿元，其中广州出资1900多亿元，带来债务2100多亿元，“希望中央、省里给予广州必要的扶持”。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在媒体穷追猛打之下，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迅速响应，称亚运收支“基本平衡”。估计这场争论在全国两会还将上演。
广州亚运是否负债？负债几何？谁来承担亚运成本？一时之间，诸多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广州申办亚运之际，最初预算20亿元，不少竞争者也因为财务问题退出竞争。目前根据官方说法，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的运行资金为人民币73亿元，场馆维护和建设资金63亿元，那么直接涉及广州亚运经费约为136亿元，此外则是投入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090亿元。与钟南山要求中央财政扶持不同，有人根据“谁受益谁埋单”的思路，认为中央财政不应该承担这笔支出。
这点也不乏国际惯例的支撑。在国外，虽然举办盛会往往需要中央政府财政支持，而举办城市的地方政府也难免要承担更多债务。以加拿大为例，冬奥会可谓这是20年来卑诗省历任政府一直争取的大事，2010冬温哥华冬奥会号称历史上参赛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冬奥会。该届冬奥会总支出的约91%由公司企业提供，其余费用由纳税人埋单。卑诗省约为冬奥会和冬季残奥会花费9.25亿加元，其中温哥华市政府也支出了5.54亿加元，联邦政府则因为安保费从1.75 亿加元飙升至8.54亿，支出上涨到12亿加元左右。
就中国而言，依照举国之力办大事的惯例，亚运自然不应孤立解读为广州的亚运。诚然，相关配套设施投资以及宣扬国际形象有其溢价，短期之内或可见成效，至于带动城市相关产业发展等中长期绩效，则难以在近期内得以呈现。这些现实约束均在情理之中，但相关预算以及效应的核准与评估却一直缺乏透明度，最终使得政府公信力备受质疑。
其实，广州亚运并非独一份儿。迄今为止，宣称没有要中央一分钱的上海世博的审计账本尚未公布。虽然有数据表明直接投资386亿元，配套超过3000 亿元，但目前专家却坚称亏损说不成立；至于更早的北京奥运，虽然从承办之初就顶着“史上最昂贵奥运”的头衔，最终也活生生把审计结果变为略有盈余：审计署公告称北京奥运会收支结余超10亿元。
广州亚运该谁买单？广州市说了不算，官员也不应该随便表态，也不能仅由两会代表对公众呼吁，因为这涉及到预算法制及财政透明度问题。从法规而言，1995年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明确赋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政府预算的审议、批准和监督权，2008年5月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更是将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列为需要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
饶是如此，中国财政透明问题离国际要求尚有距离，内部治理结构不善，外部监督不力，信息不对称情况在财政预算中比比皆是，无形中也加大了社会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在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01 年一份报告中，对35个国家以及地区从腐败、法律、财经政策、会计准则与实务、政府管制五个方面进行考虑，中国排名最末，“不透明指数”高达87。对比之下，新加坡为29，美国为36。
现实地看，中国预算审查的权力仍旧有限，每年两会期间的讨论虽也热闹，却难掩日常化、专职化监督缺位的现实，普通民众与大众媒体对于财政透明化的监督介入方式仍旧相当有限。
对比来看，目前国际通行的财政透明化定义主要源自科彼茨（George Kopits）和克雷格（Jon D. Craig）在1998的研究：向公众最大限度地公开关于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财政政策的意向、公共部门账户和财政预测的信息，同时，这些信息应是可靠的、详细的、及时的、容易理解并且可以进行比较的，便于大众与市场准确地估计政府的财政地位和政府活动的真实成本和收益。
简单而言，国际背景下财政透明化体现着“政府运作完全对公众开放”的原则，具体来看，财政透明度体现为制度透明度、会计透明度、指标与预测的透明度三个领域。政府对于财政数据的公开以及解释是应有之义务，同时民间对于财政透明度的诉求也得到公众知情权和信息披露要求的法律支持，IMF、世界银行与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也一直在努力推动自身与各国财政透明化运动。
如此看来，对广州亚运的质疑声音，应该避免热闹过后沦为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惯有结尾，应成为两会期间促进财政透明化的契机。公共行政法治化，政府治理规范化，也许可从此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