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反击指责其“垄断”与“非全民所有”的抨击，他们的真正理由不是利润的多寡，而是体制与税收的不公。如果说民企抱怨体制不公情有可原，万千宠爱在一身的央企抱怨体制障碍，则显示目前的经济管理模式里外不讨好的尴尬现实。
李荣融先生卸任国资委主任，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今年两会上不时说出实话，因此时有惊人之语。卸任之后的李荣融，收获的掌声不来自他的身份，而来自他的公正反思。
李荣融的反思表现在他批判市场化条件下政府改革滞后。3月7日，全国政协经济界别36组《“十二五” 规划纲要(草案)》讨论现场，李荣融炮轰建立国资委之后，政府并未能改变职能，甚至财政部企业司管来管去只管央企，就连国资委的工资都需财政部审批；有关部门组织召开会议、论坛，要求央企主要负责人必须到场。政府部门对央企的约束越来越多，审批越来越复杂，李荣融本人用八年时间跑了两个项目，还送了不少礼。
毫无疑问，李荣融所举的例证印证了市场人士的久远猜测。在用人、经营都需要审批的体制下，央企要成为市场化企业难度很大，它们既缺乏正确的激励机制，也缺乏严格的淘汰机制，因此很难形成高效的市场体制。从2003年国资委成立到现在，央企没有形成真正的职业经理人机制，而只有央企副总全球海选。通过这些海选进入的人士，如小石头扔进大海。
缺乏市场制约，而以行政管制的企业，难于真正操心成本、收益等事项，他们更多需要获得上级的首肯，有些烂账被尽可能遮掩到任期之后。正因为如此，央企在海外的投资、在金融领域的套保，往往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大规模的项目亏损、在套保上与狼共舞的巨亏，在经济墙角炸出一个又一个大洞。换成别的企业高管，是一定要承担相应责任的，但不少国企高管无需为低效与亏损承担责任，有些央企高管被追究的是贪腐，他们更像是官员，而不像企业家。
北师大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高明华参与的报告《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并提交政协会议）显示：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万亿，2008年账面利润总额比2001年增长了2.79倍，净利润比2001年增长3.25倍。但同期少缴纳的利息、地租、资源租和获得财政补贴共计64766.91亿元。如果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各种享受的补贴和各种低额的成本，2001年至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该报告加上了国有与国有控股企业所获得的补贴、少支付的利息以及地租等，由此，国企的经营成本大大提高。
不仅民企抱怨税负重，央企同样如此。国资委主任王勇举例，去年央企净利润8489亿元，上交税金1.4万亿元，超过全国税收的六分之一。由于央企有78%的资产上市，大约有3000多亿元利润属于非国有投资者，剩下的5000多亿元中还要扣除20%多的企业公积金，再上缴国有资本收益600多亿元，央企能掌握的利润只剩2000多亿元。
原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曾任中石油董事长的马富才委员透露，中国目前的成品油价格中，有44%～45%是各种各样的政府税收，“2008年12月18日公布了新的成品油价格形成体制以后，2009年调了8次，2010年调了4次，今年又调了1次，这十几次调整没有及时也没有完全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来调，这样就造成了社会舆论以及实际运行中的问题。”
政策束缚了国企与民企的手脚，李荣融为民企抱屈：“政府鼓励的，央企垄断了资源。政府不干的，国企不参与，民企只有借此获取发展机会。长此以往，不利于市场发展。政府发布信息一定要权威，作为企业决策依据”。国企垄断了资源，却在低效运作，民企受到束缚，不得不在夹缝中开出市场之花，最大的代价是，在恶劣的环境下，民企诚信越来越糟糕。
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改革的目标直指“家长”的管理方式，方式不变，所有的企业都是受害者。我们不必同情疲于奔命的“家长”，家长的傲慢与对市场的隔膜，让“家长”的统治范围越来越广，手段越来越生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