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生活里，我觉得改变自己世界观最多的，不是知识和学位，而是灾难。
人与天
我曾经说过，自己小时候看过外地的灾民来到家乡乞讨，他们带来了带着口音的普通话，开启了我对外面世界的好奇。我记得很多人都是家乡遭受了水灾。
其实温州也是个灾区，每年七八月的台风就是。1994年第十七号台风袭击温州，死亡一千多人。我家在江边，江水涌进我家，妈妈带着妹妹躲在安全的地方，我冲到三楼把窗户给插上。那一夜，家里的烟囱，被台风刮倒，噼里啪啦，砸在院子地上。第二天我发现有一座两层楼，第二层直接平移到隔壁平房房顶，平房是一家啤酒门市部，看着满地的碎玻璃，我们路过时候，哈哈大笑。
也许灾难不够大，我们从来不觉得害怕。另外一种可能是，对于灾难的厉害，我们知道得不够多。记得 1998年长江洪水，留给我的记忆就是英勇的解放军，当时互联网刚刚兴起，我们隐隐约约地议论，在抗洪抢险中，很多解放军战士死了。我们大概已经习惯了解放军和牺牲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加坚定了只要肯付出代价，人定胜天的信念。
这个想法在2004年的时候，第一次受到了冲击。那是在圣诞节后，我坐在电脑前工作，看到东南亚海啸的新闻，记得当时关心的是tsunami是翻译成“海啸”，还是“津波”。但是，现场的画面，让我惊呆了，从来没有看到灾难如此赤裸裸地呈现在我的面前，死亡人数超过24万。
数字不是关键的，关键的是，你知道在人与灾难的对抗中，到底谁真正赢了。2005年的7/7伦敦恐怖袭击，让我再次感到震惊。我记得当时在图书馆看书，是一个夏天，隐隐约约地听到利物浦地铁爆炸了。我对英国还了解不多，心想利物浦还挺发达，居然有地铁。
很快我知道原来是伦敦的利物浦街。这个不是最残酷的，残酷的是那辆双层巴士被人肉炸弹，掀掉了顶层，血肉飞溅到路边的墙面上。那张被媒体特写的照片，没有任何人的痕迹，只有鲜红的斑点。但是，你知道也许有这么个人，那天临时改变主意，心情大好，走路上班，也许与那些鲜红的斑点，没有任何关系。
那堵墙，在英格兰夏天特有的光线下，与血肉相混，有一种别样的震撼。在英国的日子，特别是夏天，天气晴好的时候，我的要求很简单，心情也会与天气呼应，干净纯粹，没什么渣滓，甚至会希望一辈子都是这样的心情。但是，你却突然发现，一个生命就这么消失掉了，没有任何征兆，这墙上的血肉，是一个活着的人，又不是一个人的。
一个人与一千个人
从东南亚海啸，到伦敦恐怖袭击，通过媒体，都是赤裸裸地展现在我的眼前，这种知情的权利来得太彻底了。我觉得自己对于灾难变得格外敏感，也变得胆小，变得麻木。等到2008年汶川地震时候，对于死亡的数字，我基本上麻木了，唤不起特别强烈的感觉，甚至开始反感“加油”这样的鼓励。
我当时问自己，假如一个身边的人消失了，与地震死亡数字每增加1000个人，哪个更让我牵挂？
我开始欣赏艾未未的行为艺术，他把所有丧生孩子的名字找出来，用他们的书包砌成一堵墙。这个时候，对我来说，一个人的死，与一万条生命的消失，是等价的。也正是这种反思，我慢慢明白，在英国为什么一个人被谋杀，会变成全国新闻。也为自己过去，并没有在意那些抗灾死难的战士，感到有点歉意。
现在，我已经臣服于任何可能的灾难，毫无反抗的心思，尽量不对身边的人生气，与朋友相处客客气气，把想做的事情，按照自己的心意做完。对于日本地震海啸和核灾难，我干脆什么都不看。周二下午，我跑到玛莎吃午饭，那天太忙了，过了饭点，肚子又饿，吃得很杂。两盒寿司，一瓶水果冻，一盒腌橄榄，还有一杯奶茶。
也许是寿司关系，对面的一位英国老太太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说不是，我是中国人。
我反问说，你很关心日本的地震吗？老太太说，是啊，她以前教过一个日本学生，不知道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我说也许给英国红十字会捐款是最好的，其他的也做不了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