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距离前苏东共产主义国家倒台已有20余年，在捷克、波兰、东德等外铄型共产主义国家，清除共产主义污垢较为彻底。只有在共产主义政权最早出现且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俄罗斯，一是根基甚深，二是克格勃特工出身的普京执政，当政的政治精英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来自前苏联安全部门，从而导致该国的“除垢”工作根本不可能开始。
因此，当我看到“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圆桌讨论会近日在莫斯科举行这一消息时，感觉除垢工作在前共产主义大本营那厚重密闭的帷幕上掀开了一只小小的角。
这一圆桌会议由俄罗斯萨哈罗夫中心和纪念碑人权组织与捷克文化中心联合举办，会议的参加者包括了来自捷克，波兰，德国、俄罗斯的学者、人权人士、和俄罗斯的反对派人士。与会者针对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清算共产党统治历史，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必要性、这一行动的意义、以及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进行了热烈讨论。
在成功除垢的国家，除垢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前共产党安全部门的特工与共产党领导人不能成为现任政府的领导人。比如捷克转型已20多年，“除垢”效果显著，至今没有任何前共产党安全部门的特工能够成为国家领导人。在波兰，连瓦文萨都得遵守除垢法的规定，说清楚自己的经历。
我想，在前共产主义国家除垢是不可回避的社会工程，它至少具有三重社会现实意义：
第一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的生命与人类的主要价值——人的尊严，曾被20世纪两大极权纳粹与共产主义残酷践踏，纳粹的罪行已经被彻底地追索，但许多共产主义政权所犯下的屠杀人类的国家罪错却被有意遗忘。除垢既是对成千上万共产主义运动的死难者的一种悼念，于恢复人的尊严必不可少。至今为止，死于共产主义的受难者到底有多少？只有一些大约的估计。最为讽刺的是，全世界第一座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只能建立于美国华盛顿。我曾数次从这座纪念碑前匆匆经过，每次从那里经过时，我就会想起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共产主义纪念碑揭幕时的讲话：
“这些牺牲者的幽灵常常徘徊在历史当中——在他们背后，还有数百万或更多的籍籍无名的人死于共产主义的毒手。他们有在斯大林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的无辜的乌克兰人，有死于斯大林清洗的俄国人，有将全部家当装上牛车背井离乡被流放到北极这一苏联共产主义死亡集中营的立陶宛人、拉托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他们有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的中国人，有在波尔布特的杀戮战场中被屠杀的柬埔寨人，有为了投奔自由试图挖掘柏林围墙而被射杀的东德人，有在卡廷森林被屠杀的波兰人，有在红色恐怖中被屠杀的埃塞俄比亚人，有在尼加拉瓜桑地诺独裁政权中被谋杀的摩斯基多印地安人，有为逃离暴政而溺死在海上的古巴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那些死难者的名字，但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无名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的名字将被祭献于历史，被永远铭记。”
第二重，除垢的过程是构建人类良知的过程，既能让未经历共产主义的年轻人知道共产主义理念的罪恶，还能让作恶者记住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在共产极权下，人不是迫害者就是被迫害者，还有不少人先是迫害者后来又成为被迫害者。这也是经常有人用听起来似乎很有悲悯情怀的话——比如“我们都是这个体制的一分子，所以我们都有罪”——来掩盖个体罪行，逃脱对个体犯罪的谴责。除垢可以让这些人面对自己过去的罪行而自省。尽管这个过程非常沉重，但这是必要的，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与动物不同，有人的羞耻感与自省精神。
第三重意义在于对目前残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共政权、北韩金正日政权的效忠者发出警示：为恶者最终必须付出代价，至少是道义代价。今天的中国仍然重复犯着当年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相同的罪行，对待政治异议人士与人民都采用酷刑、虐杀、遣送、孤立等一切旧有做法。中国那根粗大的维稳链条上的种类越来越多，既有手上直接沾上血腥的秘密警察、特务、线人，其末端上还有大量网络水军“五毛”之类，都以不同形式对中国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犯下各种罪行。这些人当中已经有人公开在网上反对除垢：“线人这么多，谁清谁呀”，以为法不责众，个体无须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
在已经走出黑暗的前共产主义国家，除垢是帮助人们重建尊严，建立健康社会的出发点。在至今仍然被黑暗笼罩的国家，现阶段，前共产主义国家的除垢可以让他们看到同类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从而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将来，除垢可以帮助这些国家的人民重建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