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陶然亭和景山两家公园近期每星期六和星期天都举行大型唱红歌集会。海外中文网站博讯星期二视频报道，景山公园的红歌集会有数千人参加。参加者有的高唱红歌，有的演讲，有的几个人凑在一起谈论政治。
自从山城重庆开创“唱红打黑”以来，“唱红歌”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就连中央电视台 2011年新年音乐会都以迎接中共建党90周年为主题，以《东方红》开始，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结束。然而，唱红歌得到官方和政府认可及鼓励，那要看组织者是谁， 谁在歌唱同一首红歌。北京“阳光公益”事业义工杨起茹为此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
“唱红歌，有时候我就看见他们唱红歌，唱红歌也被拘留。其实我认为唱红歌还是一种那啥的，他们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也不让唱了？不知道为什么？”
博讯星期二在同一篇报道中说，虽然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红歌集会在陶然亭和景山两家公园照常进行，但两名唱红歌集会的组织者却被抓，警察还曾试图现场干预集会。为此， 北京律师、办有“后改革思想网”的陈永苗表示：
“凡是支持鼓励的这种比如说重庆的它就很好，它就不会被抓。凡是民间自己组织的，那各个地方就有被抓的。因为官方对官方而言，它是这样的标准，就是说体制外的或者党外的政治活动，只要没有经过它的同意，在组织者之外的政治活动都是违法的。在组织之内的活动都是合法的。它的指定标准不在唱红歌这个内容，还是怀念毛泽东这个内容，而在有没有组织上的同意。”
不过， 陈永苗表示，不管是重庆官方提倡和鼓励的唱红歌，还是北京两家公园民间发起的唱红歌，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个共同点是参加者中都有许多属于如下岗工人那样的弱势群体。杨起茹认为，社会中弱势者唱红歌说明他们喜欢：
“他喜欢那个歌儿，我认为主要还是不愿意现在这么腐败。”
不过， 陈永苗从两个层面分析认为：
“一个层面确实有部分追求平等，因为现在已经是下岗职工人，社会地位不高了。确实是有一个追求平等的这么一层意思；第二个它确实是追求特权的一个意思。因为你当时的产业工人地位凌驾于工人之上的。工人都有剪刀差。那也有追求特权的意思。所以它是一个两层，任何方面都有追求平等、正义、追求对自己的现在劣势地位的要求，翻身的这么一个要求。第二个参加者实际上想要的就一个，过去的特权。”
“唱红歌”早已从重庆一个地区性现象演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时尚。现在的问题是，当这一时尚在民间开始流行并有可能偏离官方主导的唱红目的时，官方的态度将会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