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0日，扬州大学2009级新生军训汇演：处置了一起“群体性突发暴力事件”
中国的“维稳”经费继去年首度超过军费之后，今年人大政协两会中有关预算又再次超过军费，显示北京当局对“维稳”的高度重视。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有关“维稳”的分析评论。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谢岳的评论称：“过去几年，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冲突与政治不满，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加大秩序建设的力度，希望通过努力来减轻来自底层社会的政治压力。”“但是，政府积极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报。在全国各地，犯罪和群体性事件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相反，不计其数的恶性犯罪和大规模社会抗议与日俱增，给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带来了更大的麻烦。”“这与国家推行的畸形‘维稳’政策有关，这种政策不仅无法提高政府的‘维稳’能力；相反，它本身还会制造矛盾和冲突。”
北京《民主与法制时报》署名王子石的评论称：“2010年，‘维稳’成为中国政府治理的关键词。每逢重大活动、重要时期，各级政府就会高度紧张起来。比如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期间、广州亚运会期间，确保社会稳定都是当地政府的头号任务，维稳投入的经费更是难以估量。”“ 然而，我们遗憾的发现，在有的地方，维稳工作成了一些地方政府违法乱纪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更甚至成了阻碍民主与法治进程的绊脚石。 ”“如此‘维稳’，不仅让社会各个方面付出了代价，而且让当前中国社会陷入了一个‘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
北京《学习时报》署名封丽霞的评论称：“日益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成为影响我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惜代价、只求稳定’的巨大压力，致使地方在维稳过程中，奉行‘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以及‘花钱买太平’的维稳逻辑。一些地方甚至常常超越现行法律规定，采取‘围堵’、 ‘非法拘禁’、 ‘游街示众’、 ‘公审大会’、将访民‘劳动教养’或‘被精神病’等非法治化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这些做法本意是大事化小、息事宁人，但实际上却使得地方政府和官员严防死守、不堪重负。”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郑永年的评论称：“人们期望长久的社会稳定，没有稳定就不会有发展。但如果发展解决不了民生问题，那么社会还是会激进化。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最近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说明了民生问题于社会乃至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实际上也面临着由民生问题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现在主要依赖国家的‘维稳’机制来控制局面。不过，一个社会真正的稳定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维稳’。如果把庞大的‘维稳’费用用于改善民生问题，社会可能会稳定得多。”
香港《明报》署名锺鸣九的评论称： “近10年来，内地因社会矛盾加深而发生的‘公共事件’不断增多。官方的群体事件统计资料到2005年后便再查不到，但据学者预计，从2008年到2010年，此类事件数量每年平均约增长20％。2010年的‘公共事件’数量估计为18万到20万宗。改善民生可部分化解社会矛盾，并正成为主要手段。但内地社会学家孙立平分析认为，权力的失控是导致社会失序的主要原因。如果权力不能受到有效监督，社会失序的趋势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香港《信报》的社论称：“中国在开放改革过程中，权力‘市场化’——即透过垄断权力榨取金钱所造成的贪腐，近年地方政府与地产发展商狼狈为奸，强征农民用地，种种行贿受贿及形形色色的‘寻租行为’，必须透过权力民主化来纠正。” “贪腐之患不除，社会秩序难言稳定，‘茉莉花革命’的火焰，也会不断冲击政府管治合法性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