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一面旗帜，一句“农业学大寨”就让全国人民颠三倒四，也确实是一种世界奇蹟。也正是因为伟大领袖的号召，大寨的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就从一个农民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本来，在那样一个年代，陈永贵式的奇蹟也没有什么，但是，比起其他工农干部来，陈永贵还有一个致命硬伤，他的历史并不清白。变节、自首、参加汉奸组织，给鬼子送情报，做伪村长—我们知道，刘胡兰就是因为杀了伪村长被铡刀给铡死的。但是，这些在那个年代天大的事情，发生在陈永贵身上却并不影响他的政治前途，可见政治的残酷、虚伪和野蛮透顶。
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是这样暴露的：
1968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在阳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员李观海（大寨公社武家坪人）的档案中，发现李在1955年镇压反革命时交代他曾参加了昔阳县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并担任情报员。该情报组中还有阳泉市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王写的材料，也承认自己参加过日伪组织“兴亚会”，内中还有“领导人是陈永贵”的字样。
当时六十九军在阳泉市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将此情况向党委作了汇报，军党委派人审查了同案人的口供，查阅了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一二九师锄奸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就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是伪村长，情报员身份。日本关押时的审讯材料，上面写的是“归顺释放”。“兴亚会”是日本宪兵的情报组织，陈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每周两次去昔阳城给敌宪兵队送情报，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支左部队负责人说，当时群众称陈永贵是 “陈二鬼子”。
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后来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在他的《谢振华回忆文集》这样写道：“当时我约他在迎泽宾馆六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和他谈话。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我说：‘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他说，‘我在抗日战争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后，被迫自首了，后来还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寇送了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我又问他，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陈回答：‘是和日本驻昔阳宪兵队的清水大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
以上文字确定无疑了陈永贵这一文革新贵的历史污点，可以说，在那个年代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足以让这个山西老农万劫不复。那么，陈永贵是怎样逃过劫难而且终于到后来的大红大紫的呢？
《谢振华回忆文集》是这样记述的：“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被发现以后，于1968年9月，我即派当时出席‘军工会议’的李金时（六十九军副军长）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遵照周总理指示，1968年12月，以六十九军党委名义正式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我又当面向他作了请示。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仍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毛泽东做出了保陈永贵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是“文革”中能直接听到毛泽东指示的军政要员，他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但也不说反映问题的六十九军和北京军区党委有过错，他向六十九军领导传达毛泽东声音： “陈永贵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
毛泽东过71岁生日时特地请陈永贵吃饭，称他是“庄稼专家”，对这位“文革”中“步步紧跟”、坚持集体化道路的“英雄人物”关爱有加，把他领导的大寨当作农业发展的方向，一个理想的模式，中国农业过关，就靠举这面旗帜。据说，毛泽东认为陈是受压迫的穷苦人，所以对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不予追究，保护过关。
有了毛泽东保护的陈永贵有峙无恐甚至倒打一耙，迫害了一些知情者和反映情况的人，暴露了陈永贵人格的阴暗面。《谢振华回忆文集》中写到陈永贵历史问题时说：“很清楚，有人证、物证和本人也承认，他确实自首叛变，又当了特务情报员。但事隔几年，陈永贵摇身一变，在主持省委扩大会议期间，竟逼着我承认整他的黑材料，企图置我于死地，杀人灭口，以隐瞒他的罪恶历史。”
文化大革命那一拨人早就盖棺论定，陈永贵死亡也已经21年。但是，给我们留下来的思索却是很多的。就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货真价实的叛徒和奸细的历史就被洗得乾乾净净而且青云之上。也因为毛泽东的旨意，一些坚定的革命者却成了叛徒、内奸、工贼等。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流氓权术、流氓政治竟然堂而遑之地被冠以革命的名号大行其道，将那些年代的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演绎的淋漓尽致，令我们看的触目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