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别数年，父亲卧室中，那对小沙发似乎更小了。我和父亲相对而坐，恍如隔世。
父亲轻轻地，用叹息一样的声音说着：“去年上半年，从北京的吴晗、邓拓、廖沫沙，到上海的贺绿汀、周信芳、李平心、周予同，一个个在报上排队点名批判。我虽觉得来势空前，但还心存侥幸，以为这些年足不出户，也许可以幸免的。”说到这里，他的脸上现出一个像哭一样的苦笑，做了一个手势，“没想到，这次是通吃。”
使父亲一直忐忑不安的是，抄家时，家中被抄出了一件“武器”。
父亲告诉我，当时，来抄家的人除了按惯例将母亲的几件首饰，以及家中存折拿走外，还硬逼着父亲要他交出“枪支弹药”，父亲说他一生都是拿笔的，从来没有拿过枪。可是那些人居然从一只箱子底下搜出了一把匕首。那匕首柄上镀了锌，逞亮逞亮，还有一个精致的皮套子。更严重的是，皮套上还有一个国民党青天白日的党徽。当时就给父亲定下了私藏武器，妄图复辟变天的罪名。父亲怎么也想不起，家中如何会出现这把匕首的。他担心，日后不知会如何追究。
我头脑中电光石火，豁然一闪，脱口说：“原来是它。我想起来了，那是我的东西。”
父亲大惑不解：“怎么会是你的东西？”
我说：“妈妈当年开过服装店，为小学生做过童子军服。其中配套的就有一把童子军刀。我那时只有五、六岁，就留了一把给我当玩具，一直保存到我出事。这算什么武器，我记得清清楚楚，童子军刀是不开口的，割肉也不会出血。日后万一再来问起，就说是我的好了。”
父亲如释重负，连声说：“这就好。既然是没有开过刀口的，问题的性质，也许就能轻一些了。”但旋即又忧心忡忡地皱起了眉头，“说是你的也不妥。你的处境已够险恶了，说不定会再次惹祸上身；说蕴玉（母亲的名字）的更不妥，她至今尚无大的麻烦，这一来，不是引鬼上门么？”
一把二十年前，不具杀伤力的小学生的童子军刀，始终是压在父亲心中的一块石头，担惊受怕，直至去世。
我家的被抄，还殃及了无辜的惠英表姐。
惠英表姐姓杨。她属鼠，生於一九零零年，比属鸡的我的母亲还大了九岁。惠英表姐和我家其实只沾了一点很远的远亲。她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大姑母夫家的一位远房堂侄女。她幼年丧父，母亲患病，靠亲戚接济长大。婚后曾随丈夫远赴印度、南洋及香港，一直未曾生育。数年后，丈夫有了外遇，她被迫回国。在那个年代，她虽为弃妇，却始终没有同丈夫离婚。而她的丈夫也始终对她维系着一份责任，那就是每月寄给她一份微薄的生活费，倒也几十年未曾中断。据我记忆所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她去世的七十年代中期，大约每月折合人民币三四十元。
惠英表姐回到上海以后，几十年间孑身一人。我大姑母早年孀居，从中年到晚年，一直住在我家，由父亲承担她和她独子公器表兄的生活，惠英表姐也长期寄居我家。我出生后，惠英表姐就帮助忙于谋生的母亲（我生于一九四三年，正处于日伪统治下。当时父亲辞职家居，家中生活靠母亲开一家小店维持），担当起了照顾我的全职，在我身上倾注了可以说是超过母爱的亲情。她寄居我家几十年，由于她的热心和乐于助人，从长辈的我的父母，到平辈的弟妹以及邻居，都共称她为“二阿姐”。就是这样一位可怜而又可亲的孤寡老人，在我家遭受抄家的时候，她几十年苦苦节省下来的一点微薄的积蓄，也连带被查抄一空。
在这件事情上，说起来，上海图书馆那些来抄家的人员还是相当严格按照“政策”办事的。根据当时有关抄家的不成文惯例，在抄某一人的家时，对同住在一起的亲属可实行“带抄”，而决定是否“带抄”的界限，就在于是否分灶吃饭。于是，已婚且住底楼的二姐汝珍，因为独立开伙而幸免于难，单身而寄食我家的惠英表姐却难逃此劫。
惠英表姐被抄走的财物，与当时有些大户相比，也许微不足道，却是她赖以养老安身的唯一经济依托。
我回上海探亲的日子里，有一天晚饭后，在惠英表姐住的小亭子间内，她握住我的手，向我述说她在抄家中的损失。由于长年抽烟，她的声音很嗄哑。她说：“在这些东西中，我最舍不得的是一对翡翠镯子，碧绿碧绿的，是当年在印度买的，缅甸产的上等货。我本来打算在你结婚时，送给你的妻子做见面礼的。可是，现在……”她摇摇头，又凄然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死在仲劼（那位遗弃了她的前夫）前面，这是我的福气。不然，我这个孤老太婆就更惨了。”
我无语。
我知道，多年来，她一直是把我作为自己晚年的寄托的。然而，我已落到如此境地，我说不出一句话。
灯光如豆，房中很暗——留在我记忆中的那几次探亲回家的景象，都是黑白的画面，没有一点色彩，而且十分晦暗。即使大白天，也是阴沉沉的，仿佛没有一天是晴天——眼前惠英表姐身上只剩下一副骨架，显得更苍老，更瘦小了。干枯而密布皱纹的脸上，似乎只有一双泛黄的大眼珠，定定地注视着我。她问我：“阿添（我的小名），你什么时候能离开那个地方？”
我知道，她指的是劳改农场。我摇摇头：“不知道。”
她伤感地又问：“我能等到这一天么？”
我强忍住眼泪：“等吧，总会等得到的。你一定要等到这一天。”
就是眼前这高度不到一米五十五，重量不足四十公斤的身躯，从我三岁到七岁患肺结核的那几年，每天早上，从家中背着我穿过几条马路，到离家最近的复兴公园呼吸新鲜空气，尔后，再从复兴公园，将我背回家中。三、四年后，我终于痊愈了，而她腿部的淋巴，由于长期用力过度，却终身留下了好几个肿块。
我在家的这些日子里，已经自行单独开伙的惠英表姐，每天都要烧一个菜，送到我的饭桌上。菜不多，但很精致，有时是茭白抄肉丝，有时是韭黄炒肉丝，有时是几块栗子红烧肉，有时是碧绿的韭菜花炒小虾米……我至今记得，我到家的当天中午，就看到饭桌上，惠英表姐送来的那一碗南瓜炒毛豆，这是我从小就特别爱吃的。一别三年，惠英姐居然还记得，还想得到，还那么放在心上。使我深深地感觉到，我这个已经被赶到社会最底层的，见不到天日的角落里的人，还有一位同我其实并无任何血缘关系的长者在关爱着。
惠英表姐是一九七六年去世的。我正在军天湖农场服我的十五年徒刑。接到母亲来信告知噩耗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仿佛是家中遇到了喜事，母亲给了我一个大红封袋，说里面装着一份喜帖。醒来后，我很不安，因为以前我曾听一位善于解梦的狱友说过，梦中出现的情景往往同现实是相反的。梦中遇到喜事，也许正是大恶之兆。当天下午，我在工地上挖土，中队事务犯（相当于犯人大组长）过来分发家信，其中就有母亲给我的信，信中告知，惠英表姐因患肺癌于日前去世。
我的父亲在一九六八年已经去世。
三个至亲的人，至此走了两位。
在写信禀告母亲后，我在劳改农场内为惠英表姐戴了一个月黑纱。
惠英表姐身后，我是唯一为她戴孝的人。
一九七八年八月，我获释回家。家人告诉我，惠英表姐弥留之际，还将唯一的一张二百元存折交给母亲，说：“阿添总有一天要回来的，等他回来给他，他用得着。”
四
我回家的当天下午家中来了五、六位客人，都是同一幢楼或同一里弄的近邻，清一色的年过古稀的老太太，其中有住在底楼的沈氏五婶，还有二位依靠街道救济金生活的孤老吴阿姨和林阿姨。我母亲早年曾担任过里弄居民委员会的小组长，和邻居的关系很融洽。她们对我父亲也很敬重。令我感动的是，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她们都没有一点墙倒众人推的意思，见了我也很亲热，还不住地问长问短，没有任何歧视的成份。
我拿出从安徽带回的农场产的茶叶，沏茶请她们喝。茶叶虽然是最次的，但她们都说毕竟是新茶，有一股很浓的清香。
老阿姨们走后，我忽然想起林阿姨进屋后见到我时，对父亲说的一句话：“严先生（她们还称父亲严先生，这对父亲是莫大的安慰），
今天阿添（我的小名）回来了，大家就随便聊聊，不要学习了，明天再学吧。”就问父亲，是怎么一回事。
见我发问，父亲的脸上居然泛起了一丝难得的笑容。他告诉我，前些日子，里弄居民委员会通知，当今全社会都要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即使散居在里弄中的退休老人、家庭妇女，也必须赶上这个“革命形势”，也要按组、按户成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做到毛主席著作、语录天天读。今天来的这些老人，就是由几户近邻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成员，她们隔天来我家，由父亲向这些老人们，就《毛泽东语录》逐字、逐句、逐条，从字音到词义到内容，仔细地进行讲解。据父亲说，倒也颇得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老人们的欢迎。父亲认为，自己虽然属于被打倒的对象，但在接受“审查、批判”期间，还可以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对这些老人进行一些文字上的辅导，作为自己“将功补过、接受改造”的一种表现。
父亲越是说得轻松，我越是听得毛骨悚然。不等父亲说完，我就连连摇手道：“爸，你好糊涂。现在这个时候，还没事找事。千万，千万，从明天起请几位老阿姨另找地方，你也绝不要再作什么辅导了。”
父亲看着我，迷惘地问：“那又为什么？学习毛主席语录不是大力提倡的好事么？”
我苦笑：“不错，是好事。但这好事轮不到你来做。你做了，说不定就是坏事。”
父亲不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咬咬牙，说出了一句：“因为你没有资格。”
父亲脸如死灰。
我叹了口气，告诉父亲，他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说白了，他和他的同类人的命运，现在真正是叫做听天由命，决非一时一事的所谓进步表现，所能改变得了的。这些老阿姨，即使目不识丁，但她们今天的身份，都是“革命群众”，《毛主席语录》更是至高无上的经典，以父亲“牛鬼蛇神”之身，居然辅导“革命群众”学习“革命经典”，岂不荒唐。只要有人针对任何一字一句，说父亲有意曲解，马上就是一场横祸。
父亲瘪着嘴，露出几颗仅有的稀疏的牙齿，静静地听着。终于他痛苦地说：“我明白了。明天她们再来，就说我身体不好，讲不动了。”
我的担心并非杯弓蛇影。几个月后，住在同一里弄的，我的一位表亲蔡悌仁，早年曾被判过刑，释放后，经常往来上海及原籍浙江吴兴。他原来是电影美工师，“文革”中，一时技痒，曾为家乡小镇商店画了一些颂扬“文化革命”的宣传画，不想其中一棵向日葵竟被指为隐射国民党青天白日图形，再次以“反革命”罪，被判了九年刑。
五
在以后的日子里，父亲不断地向我说起上海文化界一些朋友和熟人的情况。他说，最苦痛的是人称补白大王的郑逸梅先生，他长期担任中学副校长。中学生红卫兵年纪小，“革命热情”特别高，在批斗时，仿照某些小说中，日寇对待抗日志士的酷刑，用火烧烤郑先生，致使其遍体鳞伤。父亲又说，最平稳的是通俗文学研究专家陆澹庵先生，他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不在任何一家单位正式任职，也不领固定工资，唯一的收入是稿费。此外，就是依靠在联合国工作的女儿的国外汇款。因为没有单位归属，也就躲过了“冲击”和“批斗”。最倒霉的是复旦大学周予同教授。姚文元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本来与他无关，他却在一次座谈会上主动发言，表示不能苟同姚文元的观点，结果自己撞在枪口上，把一条老命也丢了。最为惨烈的是李平心先生。他是性格十分刚烈的人，而且自认为对共产党一片真情。早在一九五七年，他的夫人被打成右派，他痛心疾首，竟举刀猛砍自己的头部，幸抢救及时，得以不死。一九六零年代初，父亲有一年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至火车站送行，在车厢中曾见到李平心先生，父亲还悄悄指给我看他头上的伤疤。此次，他和周予同教授一样，自己“往枪口上撞”，很早就被揪了出来，旋即自杀了。
我很惊异父亲的见闻。他年近八十，除接受“批斗”外，几乎足不出户，却对这些旧友的近况十分了然。我问父亲，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隐秘的渠道沟通。父亲惊恐地向四周的空间扫视了一圈，口中断断续续地说了些我听不清的话。
父亲还告诉我，居住在苏州的周瘦鹃伯伯，不久前陪同周伯母来上海治病，特意到我家来看望了父亲。父亲说：“苏州地方比上海小，那里有名望的文人相对比上海也少得多。瘦鹃和范烟桥、程小青、蒋吟秋几个人，一直是被称作苏州文坛四大名人的。运动一起，他们首当其冲，吃的苦头比我多得多。这次据说是苏州两个造反派，相互打得不可开交，一时顾不上他们这几只死老虎。瘦鹃胆子大，就带夫人到上海走了一圈。他对我说，鹤兄，现在有人要我们死。我想想，活了这把年纪，死了也不亏了。不过，一定要阎王爷有帖子来叫我去，这才叫没办法。要我像有些朋友一样，自己去报到（指自杀），我是不肯的。”
父亲接着说：“我想想，瘦鹃的话不错。象傅雷、李平心那样，我不要说还舍不得，也没有这股勇气。我还想看看，这个世界，总不见得永远是这样吧。”周瘦鹃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父亲原籍浙江桐乡乌镇，，但他交往最深的几位文友，如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蒋吟秋等都是苏州人，或定居苏州的。故鲁迅当年曾有周瘦鹃等几位苏州文人组织“星社”，拉了不是苏州人的严独鹤参加云云。
周瘦鹃早年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和父亲主编的新闻报副刊《快活林》、《新园林》，是中国南方最负盛名的两家报纸副刊，二人又是至交，故时人有“一鹃一鹤”之称。抗日战争胜利后，周瘦鹃离开报界，定居苏州，在城中购置了一幢带花园的住宅。他移情园艺，成为国内有数的园林专家，将自己居住的这座私家花园布置得美仑美奂，成为苏州园林中的一绝。其规模虽远较拙政园、狮子林、沧浪亭等为小，但名声却浸浸然可与并驾齐驱。当时的党和国家要人，如周恩来、陈毅、上一代班禅大师以及一些往访的外国首脑、高官，都曾慕名来访。北京人民大会堂建造时，其中的盆景设置，就是专程请他去主持、安排的。
一九五五年冬，我曾随父母及大姐汝瑛、大姐夫朱烨一家人赴苏州作一日游，同时瞻仰周家花园。当时觉得最有趣的是看到好几只绿毛乌龟，都有脸盆那么大，龟盖上面以及四周，满是长长的绿色绒毛，在小水池中蠕蠕而动，使我留恋不舍。记得院子里还有一口盖上木盖的水井，据说，其中的井水很深也很清。但数年前，周伯伯的一个儿子在园中游玩时，失足落水溺毙。虽已时隔数年，但周伯伯说起此事时，依然脸现伤感之色。
还记得，周宅的客厅中有一个红木圆桌，桌上有一本硕大的签名册，以及现成的笔墨、砚台。凡来园的宾客，都须留下自己的大名。当我签名时，周伯伯笑着拍拍我的头说：“你的大名，现在和国家总理的名字同在一个本子上了。他是职务最高的一位，你是年级最小的一位。”
周瘦鹃比父亲略小几岁，是一位瘦削、挺拔的老人。使我奇怪的是，时值寒冬，他却戴了一副大墨镜。事后父亲告诉我，周伯伯幼时患病，须发、眉毛全脱，因此常年戴一副墨镜，以作遮掩。
一九五零年代至“文革”前，周伯伯同父亲的境遇大致相似。在一九五四年当选为江苏省人大代表，一九五九年又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我又一次见到周瘦鹃是一九六三年夏天。他因事来沪，到我家看望父亲，还在我家吃了午饭。时值暑假，父亲让我作陪。座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周瘦鹃在高声谈笑。他兴奋地告诉父亲，上年，毛泽东写的一些诗词公开发表后，他就逐首步韵奉和，然后寄呈毛泽东，求毛“赐正”，并恳请毛“拨冗接见”。毛收到他的和诗后，就在他一次进京为人民大会堂布置盆景时，接见了他半个小时。
周瘦鹃对父亲说：“鹤兄，我真激动呀！当时，周总理也在座，总理见了我还说，本家来了，本家来了。我听了真惶恐呀。”他还说，“接见中，毛主席还敬了我一支香烟。我实在太激动了，接烟的时候，竟然连站都没有站起来，真是失礼。”
过了不久，程小青伯父也从苏州来上海。据他告诉父亲，周瘦鹃接毛泽东给他的烟后，只吸了两口，就揿灭了。带回苏州，安放在一个玻璃罩内，摆在客厅中央的红木圆桌上，供每一位来客“瞻仰”。
后来父亲闲谈时问起我对周、程二位的印象。我因是晚辈，不便多讲，只是说了句：“周伯伯也算是一位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人，何以周恩来称一声本家，就使他连自己姓周都会觉得惶恐，也太过分了些。”
父亲感叹地笑着说：“你这是不了解他的为人。我同瘦鹃交往五十来年，深知他的为人率真，一喜一怒均形于色。因此有时为人所误会，连小青都对他一度有看法。其实，他完全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只是过于天真而已。”
周瘦鹃和父亲都是在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去世的，他是自杀的。其时，张春桥对争斗不休的苏州两派造反组织发了话，说是放着周瘦鹃这样的黑线人物不批判，你们两派闹什么。于是两派在窝里斗的同时，都轮番将周瘦鹃拉出去不停地恶斗——罪状之一，就是玻璃罩中，毛泽东给他的那半支烟。说他借“伟大领袖”的名义“招摇撞骗”,罪大恶极。他被斗得实在吃不消，就在自己的花园里跳了井。
周瘦鹃曾对父亲说过，决计不愿自动向阎王报到，但结果还是自己去报了到。
周瘦鹃投井的那天，我的朋友董森林（著名作家、翻译家董鼎山、董乐山的侄子）正好路过周宅，眼见周的尸体被人放在一块门板上抬出来。他所投的那口井，正是早年他的爱子失足溺毙的那口井。
一九七八年秋，我从农场释放回沪后，同母亲一齐去苏州公墓为惠英表姐的骨灰盒落葬，顺便登门看望了周瘦鹃夫人。眼中的周园，已是一片凋残，不仅所有名树、异卉荡然无存，绿毛乌龟不知死活，而且园中房屋被阻隔得零落不堪。据周伯母说，前些日子，苏州有关当局已为周瘦鹃公开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还“落实”了“政策”，其中当年被抄走的，他以晚年全部心血，精心培植的二百几十盆国内顶级盆景，据说不拟发还实物，由有关部门折价补偿，每盆人民币二元五角。听人说，这些盆景后来都成为苏州某些领导人的私人收藏，现价每盆至少几万至十几万元；被抄去的字画同样也“折价补偿”，其中折价最高的是明代画家沈周的一幅中堂，人民币七百元。
近年，我从报刊文章中获知，苏州又出现了新兴暴发大款兴建的私家园林。感叹之余，不禁想起了破败的周园。不知那新建的园林，可有当年周园之文化底蕴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