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六大秘书的命运和对毛的评价

2011-04-08 16:48 作者: 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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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秘书们的命运和他们对毛的评价

现在,仍有不少人在谈论毛泽东,对之山呼万岁或进行否定。其实,谈论毛泽东,最有资格的不是你我,而是几十年跟随他的人,尤其是他身边的人。我选择他的秘书们,利用现有公开资料,删繁就简,集中展示,希望通过他们的命运,让读者更全面地认识这个人——毕竟,老人家的许多“光辉著作”是出于他们的手笔啊。

毛泽东的秘书主要有:叶子龙、周小舟、陈伯达、李锐、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以及张玉凤等,叶子龙同时又是中央军委机要室主任。

1.叶子龙:被监护审查了七年之久 

叶子龙, 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9岁起一直到1962年,叶子龙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7年。作为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几十年春风秋雨,叶子龙一直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包括跟随毛转战陕北,陪同毛两次访问苏联,护送毛进京,从延安的枣园,河北的西柏坡,到北京的丰泽园,这期间凡是毛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冒着很多常人所无法想象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窃听器事件”。情况大致是这样:

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

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录音工作的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他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这个建议。从以后的结果看,最高权力层面似乎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建议的,毛泽东本人也是认可了录音的做法的。毛泽东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然而,问题又出在这个规定上。譬如,有些会议,恐怕中央领导同志是不愿意录音的。这又该怎么办?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

既然1959年11月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的? 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杨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 5月8日晚,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6月24日下午3时半,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后又“约汪东兴谈取消各首长处的日记问题,彭真参加”。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秘密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实际上远不止处分了中共最高三位领导人的秘书和通过了中央书记处的一个决定,叶子龙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人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英、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

本来,这一问题也就到此结束。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秘密录音事件”,竟然被作为专案进行追究。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杨尚昆就因此事被打倒了。他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干部。从1945年10月至1965年11月,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干了20年。杨尚昆曾说:“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掌握党的全部机密,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体现了毛泽东对我的信任。”然而,1965年11 月10日,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1965年11月5日,彭真通知杨尚昆:中央决定调他去广东工作,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汪东兴任中办主任。杨尚昆虽然早有预感自己要被撤职,但来得这么突然,确实感到茫茫然。11月9日,杨尚昆写信给毛泽东,说自己在中办工作了20年,没有把工作做好,辜负了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心情很沉重,也很惭愧。在去广州之前,如果毛主席有空,很希望见见主席,得到主席的批评、指导。第二天,毛泽东接见了杨尚昆。毛泽东说:“你办公厅的工作做得不错嘛!你有什么错误?没有错误。你下去工作一个时期锻炼锻炼好嘛。”毛泽东还给杨尚昆布置了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

从毛泽东处回来,田家英问杨尚昆和主席谈了些什么,杨尚昆如实告之,田家英听后,说糟糕。他对杨尚昆说,如果毛主席狠狠地骂你一顿就好了,就没有问题了。毛主席这样敷衍你,问题就大了。

果然,1966年5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发[66]277号文件)。关于杨尚昆的问题,文件定性为: “(一)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二)他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三)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四)他还有其他严重错误。”

当然,因“秘密录音事件”被迫害绝不仅仅是一个杨尚昆,叶子龙也是跑不掉的,他因此案被监护审查了七年之久。直到80年代拨乱反正后,中央重新审查了此案,并为有关人员彻底平反。幸运的是杨尚昆、叶子龙都还活着。而有的人,已经因此被迫害到家破人亡。

2.胡乔木:“笔头上行,政治上不行”  

胡乔木,1912年出生于江苏盐城。胡乔木由于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文字修养为毛泽东所重视,他以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获得了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章辞家的称号。胡乔木于1941年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成为中央重要的笔杆子,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其中一些著述如《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现在都被认为是党史中的史记。但胡乔木的大作中最有名的还要数那篇扬扬洒洒为人传唱数十年之久、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

胡乔木虽然是文采飞扬,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只拿他当杆笔,并没有重用他。有人说,这可能与胡乔木胆量不够有关系。

为什么说胡乔木的胆量不够呢?在大跃进时陈云说全国产粮七千亿斤的指标不可行并托胡乔木告诉毛泽东,可胡就不敢报。几个月后的庐山会议时,原本毛泽东手底下这几个秘书大都是同情老彭的,可等毛泽东怪罪下来时,当时活跃的胡乔木却从人间蒸发了,所有的罪过全让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一人给顶下来了,

另外,再看看胡乔木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因病休养时的情况,胡乔木这一因病休息就休到了1975年,虽然文革时也一度受到冲击,可因为毛泽东曾有心血来潮登门去看他的壮举,结果红卫兵们只好望而却步,胡乔木从此平安无事。胡乔木虽然这小病大养一休十几年可中间没整人,人老笔没秃,和毛泽东也是诗词往来不绝,这就为胡乔木以后的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

到了1975年,邓小平这位党内的第二号走资派被毛泽东一句:“人才难得”放出来后,胡乔木也立刻获得了新生,胡先是被授与了主持修订毛选五卷的光荣使命,其后又被邓小平看中网罗到了为对抗四人帮而特设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其核心成员就是党内的四大笔杆胡乔木,胡绳,邓立群,于光远。

等邓小平被再度打倒后,胡乔木的老年间歇性软骨病又犯了,被四人帮批的七荤八素的胡乔木曾经写了个批邓的十八条,以他的水平不说是神来之笔,也条条见血,字字穿心,结果不巧这信在四人帮倒台后就落到中央党校的胡耀邦手上了,胡耀邦可是当年头一个向叶剑英献安国三策的,其中头一条就是请邓小平“出山”。看了胡乔木的这封揭发信,胡耀邦自然是对胡乔木气不打一处来。

胡耀邦看不惯胡乔木,可胡乔木还有个老伙计邓立群帮忙奔走,先是获得了陈云的支持,接着又却说邓小平:“你上台也要有两个杆子啊,枪杆子,笔杆子一个都不能少。”邓小平是点头称是,一挥手说以前的事就不要提了。再后来又软磨硬泡让胡耀邦点了头。于是,70年代末,胡乔木重新出山,担任了中央副秘书长一职。

现在有种说法说,本来胡乔木是被提名当中宣部长的,但让胡耀邦给否决了,胡乔木因此对胡耀邦怀恨在心,但从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来看这完全是子虚乌有,否定胡当部长的根本就是邓小平本人,小平对胡乔木的评价就是“笔头上行,政治上不行。”

3.田家英:被批“篡改毛泽东著作”,文革中自杀身亡

田家英是毛泽东的第二任秘书。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泽东的好评,毛泽东还专门找田家英谈了话。 1948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直到他1966年死难为止,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

从骨子里说,田家英是一个书生气很足的人。他给毛泽东当秘书多年,对于国家和党内的核心机密,所知甚多,他却没有能够从中悟出政坛上的进退荣辱之道,没有在风云起伏中变得应对自如,立足于不败之地。相反,他的刚烈,他的鲜明爱憎,使他一再地受到指责,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冲击波中自杀。

田家英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毛泽东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毛泽东的开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流传很广,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这样,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

田家英崇敬毛泽东,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那种盲目崇拜和造神运动当中去。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比较深刻地了解毛泽东,对其长处和缺点都容易看得清。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他对毛泽东的方针有所怀疑,对毛泽东的为人也有所批评。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的反“左 ”基调的,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行,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在庐山田家英还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倾向和一些言行,受到冲击,毛泽东出面保护了他,使他安全过关。但是,思想上的裂痕,却从此产生了。直至失去信任。

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他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 1965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急忙讨好江青,把毛泽东关于“要害 ”的论断转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和订正毛泽东杭州谈话的时候,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以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这件事被江青、陈伯达抓住不放,给田家英定了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田家英因为《海瑞罢官》的问题得罪了江青,不久之后,又因为对“顶峰”论、“最高最活”论的批驳而惹恼了林彪。认为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既然讲活,就会有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田家英的这些话,在罗瑞卿被批判时又被揭露出来,田家英反对毛泽东的“罪行”,也增加了新的内容。

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 3点,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他又被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这一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了!

这一天晚上,开完会,已经很晚,田家英连夜清理文件。正在这时,戚本禹打来电话,傲慢地要他办理工作移交手续。戚本禹本来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做过信访工作,因为一篇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的注意。现在,趾高气扬的戚本禹,要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好不得意!田家英盛怒之下,没有等他说完话,就把电话摔了。

5月23日上午,44岁的田家英在中南海内自杀身亡。

4.陈伯达: 红极一时的中共“第四号人物”

在毛泽东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担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达31年。

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他手中的笔一直在写文章:写下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评〈中国之命运〉》等,1949年后他又写下了《论毛主席思想》、《斯大林和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 “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等。

陈伯达善于见风使舵,察言观色,在“文革”中红极一时,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是中共九届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同时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的组长。1967年,在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只剩下5个人。在这5个人之中,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嫡系部队”,康生是江青的“军师”,陈伯达这个组长处于孤立地位,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尤其他看到自己写的“九大”政治报告被毛泽东原封不动地送回,不禁失声痛哭,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遭到江青的挖苦讽刺;经过抉择,他决定投靠党内第二号人物林彪,成为林彪的“军师”。1970年,毛泽东敲山震虎,痛批陈伯达,即所谓“批陈整风”。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此时因庐山会议正在被审查的陈伯达,立即成了被关注的对象。“四人帮”想趁机将陈伯达置于死地,将他关进了秦城监狱。

对于监狱中有所优待,陈伯达说,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时救过毛主席。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走一步是很危险的。这件事本来从没有对别人说过。 1971年逮捕我,我在监狱门口不肯进去,大声说过:“我救过毛主席!”开始关我的地方条件很差,大概我说的话传上去了,几天后把我转到一个三层楼上,生活很优待……

陈伯达告诉曾周扬:“我垮台主要是因为和江青发生冲突,在庐山我还和周总理谈到过:江青曾几次想离开主席……”。

5.周小舟:用自杀为领袖“祝寿”

1912年,周小舟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黄荆平乡狮龙桥一个地主家庭。1931年8月,周小舟从湖南大学预科班毕业,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就读。 1935年,周小舟进入北方局联络部工作,奉命参加南京谈判。这时,他正式开始使用周小舟这个名字。周小舟四上南京,唇枪舌剑,在谈判桌上表现得英勇机智。谈判结束后,他将谈判的所有资料全部送交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好评。聪颖伶俐的周小舟深得毛泽东喜爱,党中央将周小舟调到中央军委,成了毛泽东的秘书。

1953年,周小舟任湖南省委书记兼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1956年6月,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工作,十分满意湖南的大好形势。他对周小舟说:“苏东坡讲‘驾一叶之扁舟’,那说的是‘小舟’,你已经不是小舟了,你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了!

周小舟意气风发地驾着湖南大船走进1957年。对于那场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的暴风骤雨,周小舟是缺乏准备的。到了9月,省直机关千军万马反击右派,战果十分“辉煌”,“查出的右派比7月底增加3倍多,党内右派比7月底增加4倍多”。在他非常熟悉的《湖南日报》编辑部里,竟揪出了一个在全国仅有的特大的 “反党右派集团”。全部业务骨干几乎一网打尽,都成了右派。

1958年12月,彭德怀回湖南搞调查研究,周小舟陪同他视察湘潭。经过三天的接触,周小舟发现他俩的许多观点完全一致,谈得十分融洽。彭德怀给当地的干部规定了八不准: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搞强迫命令,不准打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社员房屋,不准毁风景林。

1959年7月,中共“庐山会议”,本来是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突击“大跃进”,可是由于彭德怀的一封信,形势突变,发动了错误地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造成严重的后果,彭德怀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头子。而时任湖南省第一书记的周小舟,也因几句“不合时宜”的发言,深陷政治斗争的漩涡,被打入反党集团——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运动中,终结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湖南的周小舟和周惠,原来都是支持彭德怀的,周惠因讲了不少真话在会上受到批评。毛泽东对原来持彭德怀看法的人极力分化瓦解,争取归顺。为了“挖彭德怀的墙脚”,找周惠到美庐(毛泽东的住处)单独谈话。周惠承认了错误,就没有列入反党集团。毛泽东也曾想把周小舟拉过来,8月1日,给周小舟写信,信中说:“ 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并且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晓之以利害。毛告诉周,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挥手说:“你走吧!”

1962年4月28日,周小舟离开大瑶,调往广州,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不参加党组,排最后一名。

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了,周小舟首当其冲。广州梅花村他家的门上,贴满了大字报。接下来是夜以继日的批斗。

1966年12月25日,周小舟受完不堪凌辱的批斗后,造反派又勒令他明天上午8时报到。这一天晚上,周小舟服用了大量安眠药品。12月26日早上,当人们看到他的时候,周小舟已离开了人间。在毛泽东73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曾经的秘书周小舟以死“祝寿”。此时周小舟只有54岁。

6.李锐:福祸皆因诤言生

毛泽东比李锐大了整整两轮。既是同一属相,又都是湖南老乡。五十年代,李锐在电力工业部主抓水力发电。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后,1957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就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议,引起了毛泽东对李锐的关注。

毛泽东看中李锐这支笔,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南宁会议散会前,毛泽东要李锐当他的秘书。李锐忙说恐怕不成,水电业务忙得很。毛泽东说是兼职的嘛。事情就这样定了。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庐山会议召开,李锐以毛秘书的身份参加。当时对“大跃进”、“浮夸风”反对的人也不少,只是不便直说。李锐却不顾田家英跟他谈到毛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莫测高深,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伺候”的警告,以为毛真喜欢讲真话的人,大胆直说,滔滔不绝,结果酿成大祸。尤其在对待彭德怀万言书问题的表态上,胡乔木发言时没有提及,田家英没有发言,陈伯达狠批彭信,而只有李锐表态:“彭总的信把一些意见提出来做对立面,引起大家深入讨论,这种精神是好的……”是导致他被列入“反党集团”追随者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是不赞成彭德怀的,而李锐是赞成的,那么李锐就是不赞成毛泽东。这让毛泽东感到自己的领导路线受到了挑战。而况那时的政治气候,有专断的毛泽东,有抓人把柄的柯庆施、陈伯达、康生,更有众多一边倒,明哲保身的人,那些声音正确与否并重要。于是毛不再看重李锐,不再信任李锐,任凭他怎么检讨,都是无益的;于是李锐开始和彭、黄、张、周一起在小组会上受批判。接下去李锐就只好检讨,因为“太不深刻”而没有通过。后来彭德怀等四人被定为反党集团,李锐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追随者”,被开除党籍,不断批斗,直到1967年8月被关入秦城监狱。

1975年是李锐在牢狱中的第八个年头,他在牢房里度过了58岁的生日。此前,大墙外面发生了一系列政局变化,邓小平被重新启用,中央做出决定,除了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外,对秦城监狱长期关押的高级干部300多人予以释放,李锐终于走出监狱高墙,但又被安排重回安徽磨子潭水库接受“改造”。直到四年后“两个凡是”被推翻,李锐才被平反昭雪,不久就出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副主任。

李锐能够活下来,而且至今建在,并以自己的经历秉笔直书,写过不少历史著作。其中尤以他晚年写的《庐山会议真面目》、《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大跃进亲历记》最具价值,三书的内容多是其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一年多的亲历亲闻,既可以称为“毛泽东晚年研究”,也可说是从“从大跃进到文革”的中国史研究。李锐性格上书生气很重,有点像田家英。他在给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发言稿中,对毛有过比较全面的评价。摘要如下:

1.他觉得知识分子有点知识,有思考的习惯,难免遇事多嘴多舌,影响号令施行。于是延安整风运动得以发展,从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一直折腾到 “ 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以至说道:“书读得愈多愈蠢”,“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青年学生统统赶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愚民政策得以风行。终于使得人不成其为人,历史倒退下去,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还记得毛当年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却明白宣称仅仅限于理工大学。其意即在坚船利炮的器物层面得抓紧,研究“两弹一星”的技术人员还是需要的,而不再要培养人文知识的文科大学了。由此可见,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制约,毛泽东一意孤行,可以荒唐到何种程度!所以我信服西方这相同意义的词语:个人崇拜即邪教也。

2.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问题之后,毛说过,如果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英美民主法治的国家,任何人都不能违宪,政治家都必须遵从选民的意志,也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当然不可能发生斯大林式的独裁暴政。毛对此是有所认识的。可是他摆脱不了“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双重权威,尤认为 “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不能丢”;也就是摆脱不了一生的自我成见。他最后做到了十年“文革”,想以此达到他的理想(实为幻想),这是中外古今任何一个专权执政者都做不到的,只有自诩为“马”加“秦”的,即接受并发展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且继承了中国自古专制传统的毛泽东才能做到。

3.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将历史及其有关人物的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一一清理出来,公之于世。从而使后代人彻底清醒过来,接受教训,以史为鉴,更理性地前进。我们要学习司马迁的春秋史笔,决不要再遮遮掩掩过日子。

另外还有一段是李锐2003年03月01日接受《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采访时说的:

在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做法,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是不容易彻底清除的。在西方,"个人崇拜" (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文革"那一套,难道不就是邪教吗?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摇小红书,真是邪透了。……毛泽东的阴影现在仍然笼罩着我们。我们必须把毛泽东搞清楚。这样才心中有数,以后就不会再重复错误。

(本文略有删节)

来源:中国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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