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
2011年4月3日上午，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带走。官方对此的说法是艾未未「涉嫌经济犯罪」，但新华社该英文消息很快被删除，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有关艾未未的部分也在官方网站中不见踪迹。看起来，这似乎仍然是一个未有定性的问题。
但网络舆论已经沸腾，网民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与这位艺术家站在一起面对这场厄运的决心：像蝗虫一样让网络管理员删不完的帖子，像克隆一样衍生的艾未未头像遍布微博，这在过去极为罕见。
那么，艾未未究竟是谁？谁会喜欢艾未未，谁在害怕艾未未？
从告别革命说起
1989年，艾未未已经旅美8年，天安门的消息传到纽约后，他曾经绝食抗议数天。天安门事件后，他得到了美国绿卡。但在1993年4月，获知父亲艾青患病，艾未未返回了北京。从此，这个不在场的「抗议者」来到了经历八九阴霾、水深火热的复杂的中国。
此刻，国内思想界开始沉潜，旅美学者李泽厚、刘再复1995年发表了对话体论著《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知识分子谈起了「为学术而学术」，整个社会的思潮开始转向谋求个体发展和经济效益。
艾未未对这种死气沉沉的状况表示不满，在他看来，艺术家同行们「丧失了独立批评的能力」，并且「在庸俗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中」寻找避难所。如果没有这种不满，他完全可以像其它艺术家那样风光：赚钱，成名，利用体制内最主流的盛大活动作为舞台——他一度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的设计工作，但最终他以此类宏大叙事的盛况遮蔽了当下真实的中国面貌为由，断绝了与这场盛事的联系。
艾未未写博客，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评论，由于犀利的批评和对公共事件高度的介入姿态，他的几个国内博客后来被关闭了。他开始上Twitter，截至被带走时，艾未未的粉丝有七万多，这个数目比不上墙内意见领袖动辄上百万的规模，却是实打实的铁杆粉丝，都是翻山越岭来「爱未」。
艾未未每天在Twitter上花不少时间，回应粉丝的讨论，公布艾未未工作室的工作进展情况，纽约客记者EvanOsnos问他这是否影响他进行艺术创作的时间时，艾未未告诉他：「我认为我的立场和生活方式是我最重要的艺术。其它艺术品或许是可收集的——你可以把它们挂在墙上——但那只是一种传统观点。我们不该就以这种方式做事仅仅因为伦勃朗（Rembrandt）曾经这么做。如果莎士比亚（Shakespeare）活在今天，他可能是在Twitter上写作。」
艾未未在推特上最著名的写作，就是日复一日地在每一个汶川地震遇难儿童的生日那天，公布他们的姓名、年龄，有一度一些推友甚至觉得这些信息很干扰他们，有的人宣称要取消follow「话唠」艾未未。但这些信息对于艾未未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是他通过艰难的独立调查获得的——他为此付出了代价，脑部遇袭受伤，日常行踪遭遇严密监控等等麻烦。
艾未未越来越成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呈现了艺术家如何介入社会的一种可能性。而他幽默、耿直、玩世不恭并且拒绝与体制配合的特质，则让他少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那种明哲保身的小聪明和迂腐气，他流利的英语，诙谐的形象，成为了媒体宠儿，只要有机会，中外媒体总是愿意让他成为封面人物，成为年度精英。
边界与新鲜的抗争剧码
在艾未未吸引更多眼球和展示他富有号召力的社会能量的同时，一些体制内艺术家或学者并不赞同他，他们攻击他哗众取宠，认为他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得如此迅速。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氛围之下，加之对动乱的恐惧，人们越来越有理由相信，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一个具备国家强制力的全能政府能够带来一种民主国家难以企及的高速发展。
实际上，很多人不习惯的是艾未未那种在国人看来桀骜不羁的高调，却少有人注意到艾未未缜密而富有分寸感的行动能力。艾未未不是书呆子型知识分子，即便他不通晓社会运动理论中关于政治机会结构的阐释，却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敏锐的政治直觉很好地把握了体制对公民集体行动的开放性程度和容忍度，正如他的艺术家朋友陈丹青所言，「他想看看一个个体的力量能走多远。」
如果深入追究，艾未未从未有一套系统的政治异见论述，而他的公开行动所涉范围，不过是诸如信息公开、记录真相之类的公民权利，可以说，艾未未一直践行的，只是单议题社会运动的内容，并无进行对政权直接挑衅的政治抗争。艾未未和他的工作室其所追求的，当是公民行动范畴，距离成为一股政治力量还很远，甚至可以说，艺术家的游戏姿态和插科打诨也昭示着艾未未无意发展成为一名职业政治活动家或革命者，否则，他今天的每一个嬉笑怒骂的小动作，都会成为所谓职业政治活动家的瑕疵而遭人挑剔——而目前，他的粉丝们并不介意他爆点粗口，他们自称「草泥马」，这代表了一个想要表达公民之不服从意愿的群体。
在那些宣称告别革命、投身体制的国人看起来，艾未未是那么地难以理解，他的一系列有限抗争简直就是「革命」，这一回，不排除在决策者眼里，艾未未就是妨碍「维稳」的潜在革命者。尽管艾未未一直嘲笑「茉莉花革命」，尽管艾未未从来不屑于匿名行动，他甚至还记录并公开与警察周旋的实况，在他看来，「公开化是公民面对专制的利器，仅有的利器。」
在革命与犬儒之间，太多国人已经失去了想象力，包括官方的决策者在内，他们在「要么沉默，要么叛乱」的二元对立之间，只看见那个「特立独行」的艾未未，这实在是对全球范围内已经高度制度化、常态化的社会运动所获得的正面评价的无知。
痛感于「八九风波」的悲剧收场，现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的赵鼎新从昆虫学博士转而研究「八九北京学运」、社会运动与革命，他在社会运动理论基础上，增进中国历史的问题意识，辨析了社会运动、革命、叛乱、游说、改革等等概念，探讨在已经「脱魅」了的现代国家中，竞争性的、程序的选举就成为国家核心合法性最为稳定的基础，而靠绩效（经济发展）、道德表率、打江山等等合法性维持政权，总有内在的不稳定，在此基础上，赵鼎新认为，一个社会真正的稳定，在于能够多大程度将健康的社会运动制度化。在公民社会发育不良的阶段，社会运动更容易受情感主导，从而发生类似骚乱、狂欢的集体行动，而在公民社会发育良好的社会中，社会运动发展主要由运动组织的策略来主导。
按照查尔斯•蒂利的说法，在民主国家中，处于政治生活之外的人们借助于有效的社会运动手段来宣告自己的存在和提出集体诉求，它借助群体的价值、团结、规模以及承诺等持续的、公开的展示，向有权者持续地提出抗争要求，这一定义排斥了政变、内战、叛乱（起义）、夙仇以及抗争政治的其它形式。
严格来说，艾未未一直以来所从事的，只是介乎于一般的公民行动和社会运动之间，他借助艺术的表现形式，表达了公民追求知情权和社会公正的权利，譬如这样的作品，呈现了作为一种公民行动可能的抗争剧码：在慕尼黑的德国艺术之家（HausderKunst）展览馆的一面巨大的外墙上，用马赛克的方式铺开了九千个定制的彩色学生书包，组成了一幅巨大的拼图，不同颜色的书包组成几个巨大的中文字——「她曾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地生活过七年」，这是一位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留给艾未未的一句话。
艾未未是擅于把艺术家的想象力运用到公民抗争领域的，他也深谙传播、资源、动员及政治机会等一系列行动要素，他进行有限度的集体活动的尝试，诸如作品《童话》、《念》、《河蟹大会》等等，但这些行为和刺激官方神经的群体性事件有着本质区别，它们更多是一种行为艺术，作为一种公民认同的建构而存在，是任何现代社会都没有理由排斥的公民表达及社交自由。
但召集这一类集体行动的机会对艾未未来说并不多，多数时候，艾未未只是和他的助手们进行一些独立的调查。最近的一项调查，是关于那个引发了舆论震荡的村长之死的案子——浙江乐清钱云会事件，而在此之前，则是艾未未工作室介入帮助上海大火的家属组织会议，向政府提出了「先问责任再要赔偿」的要求。这一系列举动，只不过是公民的有限联动互助，连稳定组织都谈不上，更遑论结社了，但遗憾的是，这些动作在已经高度陷入体制性拘谨和维稳恐慌的当局看来，也是极其挑衅的行为，他们宁愿花钱买稳定，也不愿意看见公民互动起来，谋求程序正义。否则，难以解释艾未未何以成为官方报纸《环球时报》社评所论的「经常有惊人之语和惊人之举，游走法律边缘，一再测试法律底线」了。
窒息公民社会的危险
假如时间允许倒退，在去年8月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接受国内官方媒体采访时，大力宣扬「建设公民社会」，曾称：「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的建设，深圳一定会走在全国前列。」深圳「公民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改革行业协会管理体制、将社会组织民间化、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支持扶植社会团体组织等。这本来是政府向民间社会让渡一部分权力的极好尝试，然而政治空气很快彻底转向，不仅深圳的公民社会建设扼杀于萌芽阶段，而且全国媒体也被要求不得再有「公民社会」提法。这显然是一个非理性的决策，一个有宪法的国家，当然就有公民，而不是臣民，一个由公民组成的社群，怎么会没有「公民社会」呢？
决策的非理性是一个社会法治不够完善、规则未能在官民之间普遍确立的必然代价。而决策的非理性程度则直接成为测试国家社会治理当中是否把持政治伦理底线的指标。假如一个曾经呈现开放姿态的社会突然开始逆转为去民主化走向，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出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在鼓吹「中国模式」的人看起来，中国依然生机勃勃，经济仍然有望走高，但在更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看起来，中国模式的提法并不成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认为，如果有什么「中国模式」，唯一的元素就是，那是中国人做的事情，就叫中国模式。而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驻会学者裴敏欣，则坚称中国的制度不再是发展型的了，相反的，中国将成为「分权化的掠夺型国家」（decentralizedpredatorystate），而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府官员的私利」──在经济持续繁荣时大捞一笔，用尽各种手段快速致富——将缓慢瓦解政治稳定。结果是经济无法持续成长，「造成社会不平等扩大，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不足，环境遭到破坏，官员普遍贪腐。」
的确，中国社会的阶层分裂已经越来越显著，近期发生的药家鑫杀人案件隐含的议题便是：社会各个阶层不再有互信。这将进一步恶化当前中国社会的社会冲突，加上遏制公民理性力量，驱逐呼应温家宝政改主张的媒体评论员，对知识分子冉云飞、艺术家艾未未的这一轮动作，则更是极大地加剧了这种胶着状态，潜在的危险在于，历史的钟摆将再一次失去平衡，激进与暴力因素更容易浮出水面。
在《纽约客》那篇艾未未报道中，维权律师浦志强曾经这样评价艾未未：「他完全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和我正在努力拓宽限制合法权益的绝对边界。我不愿意成为政府的敌人，我相信艾也同样不愿意。」
艾未未被带走后，浦志强对我说：「艾未未是当代中国的佐拉，直言不讳地表达反对的声音，他的勇气远远超越了鲁迅，因为当今中国没有了租借地没有治外法权，可以供假冒伪劣的鲁迅们躲进小楼成一统。我们没有了佐拉，没人胆敢去说出他的反对，用章诒和先生的话说，他是一个英雄，在他的人格和勇气面前，我们应该汗颜，我们深感羞愧。」
在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过程中，如果说从厦门PX事件的散步到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厂运动、广东南海工人罢工等一系列公民行动还是鲜明的利益驱动型，那么，在艾未未身上，则开创了利他型的公民行动模式，恰如他的姐姐在艾「失踪」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他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的权益。
无疑，艾未未是这个时代罕见的理想主义者。
关于理想主义者与威权统治，台湾社会运动研究专家何明修有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论述：「威权统治者宁愿他们面对的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子民，而不是有公德心的公民。尽管威权主义会诉诸于某种响亮的道德宣称，但是很少统治者会认真地将道德与政治接合，因为这样容易封闭了被统治者追求他们琐碎私人利益的机会，也拆解了威权政权维系的社会安全瓣。在过去台湾的威权体制下，特权、走后门、送红包、拉关系、包娼包赌、官官相护是被默许的现象，也成为普遍的社会运作法则，但是要批评这些现象却会受到极大的制裁。换言之，威权统治者喜好犬儒主义，畏惧理想主义。」
是的，谁在畏惧理想主义？谁在培养因为「怕农村人难缠」就要行凶的臣民？
官官相护的体制虽然在替统治者创造各种好处和便利，但同时也在制造巨大的麻烦甚至灾难，因为一个缺乏公民意识和契约精神的社会，公民既是受害者，也可以反过来成为威胁政权合法性的要挟者，一个普通的交通肇事案或拆迁事件，只要当事人把事件扩大化、政治化，即可成为要挟政府进行议价的筹码，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维稳成了一把双刃剑，既可损害公民的权益，也可以成为公民乃至地方政府要挟更高一级政府的法宝，花钱买稳定将成为一个无底洞，总有超出政府承受极限的一天。
而像艾未未这样的社会精英致力的，不过是夯实民间社会的基础，为长远的社会稳定和民主转型奠定中坚力量，艾未未所呈现的公民精神和自觉担当，恰恰是遏制社会撕裂的有力中和元素。悲哀的是，在当前的非理性决策机制中，他们看不见真正的敌人——法治缺失而潜规则横行即将损害包括当权者在内的社会全体，以及那些埋藏在社会地基里的怨恨和暴戾在蔓延，他们几乎延续了未经彻底反思的文革治理模式，只看见那些激昂文字的书生和浪漫主义的艺术家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