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的动机

作者:陈木杉 发表:2011-04-1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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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对于“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已开始做准备工作。当初大陆历史学者的研究方向偏重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对于民国史的研究较为缺乏,其因近现代史的研究,牵涉到许多现存的人、事、物,这些如不能获得合理的安排,易遭诽议。尤其在政治统帅一切的中国大陆上,想对中国近代或现代史做一客观的分析和研究,更是难上加难。中共当局有鉴于此,乃发起一个名为厚今薄古的运动,要求大陆史学工作者不要把三代当成象牙之塔,不要“为三代而三代”、“为历史而历史”、“为崇古而崇古”、“为考古而考古”。

要求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历史,同时要少研究古代史,多研究近代史,把研究古代史的成果,为近代史和现代史服务,为社会主义的跃进服务。当初中共曾拟订的方针有六条:
一、从旧时的唯心史观逐步转向唯物史观;
二、从个人单干逐步转向集体研究;
三、从名山事业逐步转向为“为人民服务”;
四、从贵古贱今逐步转向为注重近代;
五、从大民族主义逐步转向到注重少数民族;
六、从欧美中心逐步转向为注重亚洲历史。(注一)

这六条方针是由当时的历史研究者郭沫若,于民国四十年(一九五一)七月二十八日“中国史学会”在北平举行成立大会时提出的。推行的结果不理想,才迫使中共发动“厚今薄古”的运动。

到了民国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底,中共“中央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在北平联合召开了一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现代史”讲义的编写问题和现代历史资料如何作调查、收集、整理的问题。这次会议有些讨论和决定如下:

第一、会中讨论和采用了中共科学院编写“中国历史”所订的七条指导思想的草稿。内容是应通过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描绘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描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的规律性;描绘各族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描绘国家、政权、法律的发展过程;描绘哲学、科学、宗教、文艺等思想斗争的发展趋势;应和世界历史联系起来;应和一切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观点作斗争。同时,有人建议“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编写中国现代史和在历史系同时开设“党史”或毛泽东著作的课程。

第二、讨论到如何从理解“中国现代史”的内容出发,进一步考虑如何在现代史中贯串“一条红线”的问题。这里所谓“红线”指的是“党在各个时期的领导、毛泽东的思想所发生的威力,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等等。

第三、会议中决定对现代史中历史人物的处理原则:其一、必须从分析当时的具体事实中,叙述人物活动的曲折过程。其二、必须从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要求,历史主义地评断人物的功罪。其三、对第三党、中间路线的处理问题,必须依照三个原则:在现代史中的特定阶级,出现过一些中间党派,这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应依据客观事实予以论述;承认中间党派出现的史实,不等于肯定中间道路,对中间道路的纲领、思想应予以彻底的批判;中间道路走不通,必然向两极分化,是客观的规律,要争取中间派。(注二)

第四、他们讨论如何对待蒋中正先生所领导的国民政府的问题,亦即要把他看作敌人还是朋友?讨论后的意见是:

蒋介石集团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是革命的对象,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升级的变化,迫使它抗日,因而我们把它当作朋友看待;然而又由于它的两面态度,我们把它的抗日方面作为朋友,把它的反共投降方面作为敌人,而是争取联合它作为对付共同敌人的朋友,不过又须牢记这是个‘同床异梦’的朋友。因此,必须辩证地对待这个问题,如果简单地回答是敌是友,都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思想。(注三)

以上这些讨论和决定乃成为中共编撰“中华民国史”的方针。它从理论到实际为中共编撰“中国现代史”定了基调。从中共自民国三十八年以来编写的中国现代史(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迄今的“中华民国史”、“民国人物传”等一系列的出版品,就其内容,可知其动机如下:

第一、它企图透过编写出版“中华民国史”来夸张马列主义理论以及毛泽东思想,进而为邓小平完成所谓在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的“统一台湾”作政治服务。

第二、中共企图透过对史实的扭曲,把它的政权推上历史的“正统”。(注四)

第三、采用中国人历来纂修“断代史”的惯例心态,企图通过修史的手法,来暗示结束“中华民国”的历史。

第四、突出共产党在民国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反共与否来评价民国的历史人物,歪曲历史,为中共制造不实的假像。(注五)

文中资料引用来源:

注一:郭沫若,“关于厚古薄今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第三期(一九五八年出版),页一一二。

注二:安文,“对于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的初步分析”,‘共党问题研究’第五卷第七期,(民国六十八年〔一九七九〕七月十五日出版),页一~~九。

注三:孙思白,“‘中国现代史’讲义编写工作和现代历史资料整理工作讨论会情况介绍”,‘新建设’一月号(一九五九年出版),页六四~~六五。

注四:吴安家,“中共编纂‘中华民国史’的理论和经过”,‘中共史学新探’(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民国七十二年〔一九八三〕九月初版),页一五一~一六三。

注五:孙思白,“谈‘民国史’编写问题。寄语台湾同行诸君”,‘近代史研究’第二期(一九八二年四月出版),页一三六~一四○。从他的文章中,更可知中共仍无法跳出马列毛的框框来编写民国史。

来源:《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真相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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