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炮制的历史精品——“反右”与“文革”，堪称空前绝后。
反右运动已过去好几十年了，关于它在高层的档案资料，仍像深宫里的佳丽，未向世人展露自己的姿影，研究者不可能获取第一手资料。虽然有过一些专著，很难说已经对反右运动作出了准确的总体把握。姚杉尔的《中国百名大右派》，据说是一部系统研究1957年右派问题的开山之作。这本书把我们带回了那个产生梦魇的时代，产生悲剧的时代，产生童话的时代。该书名曰“百名大右派”，实际上只从外国人所列的百名大右派中挑出了25个右派给以评介，从而披露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痛苦，披露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分裂，披露了中国知识分子人生旅程的坎坷。他说，在反右运动的高压下，他们可以承认（大搞逼供，不承认行吗？——笔者）自己“罪大恶极”，他们（其中有的是想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有的是为了掩护自己过关而出卖良心）也能揭发他人“罪大恶极”！
朱地的《1957：大转弯之谜》和《1957年的中国》，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当年有关的报刊资料。但是，他自己都承认，他的书只是对“决定”的诠释。在我国，宪法可以修改，党的“决定”和领导人的“指示”是不能“修正”的。正如历史学家叶匡政先生说的，历史只能是为“观念”服务的工具。
不过，叶永烈还是在《反右派始末》一书的末尾质疑：“既然承认了作为一九五七年‘右派’核心的‘章罗联盟’是不存在的，既然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分子’是错划的，发动‘反右运动’还有必要麽？”并说，“既然实践表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是错划的，那就证明‘反右派运动’是错误的。”但是，他还是不得不屈从于邓小平的结论：“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
有人研究过，当年站在前线指挥反右的总书记在其公开发表的著作中对这两句话重复了九次。想必是放心不下，所以讲了又讲。到底“扩大”了多少？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右派分子总数为552877人，不予“改正”的96人。即使没“改正”的都是地地道道的右派，小学生就算得出“扩大”了多少倍。有人说，这好比是把水坑扩大为池塘——湖泊——海洋。国民党对付共产党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没想到共产党为了整倒一个，宁可冤枉五千五百多个，也坚持不给右派平反，以显示“反右本身没有错”。我很想重温一遍总书记当年的反右动员令——“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不知为何没把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收入他的“文选”。
叶永烈“用带泪的笔”写下的《沉重的1957》，回顾了当年名震中外的八个大右派“遭遇了不应遭遇的厄运”。叶先生用大量的事实证实了他们不但不是牛鬼蛇神，而且还是中国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历史被颠倒了，原本的左派，竟成了右派！他说：“历史最诚实，历史也最无情。‘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历史是个怪物，近看看不见，远看反而看得清。”“历史使一切事物，都还其庐山真面目：善即善，恶即恶，美即美，丑即丑”。1957年众口一词称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典型理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和储安平的“党天下”，今天重读那些建议的原文，哪有“反骨”可言？要说他们的建议有什麽“错误”的话，那就是过早地跑在历史的前面，跑在时代的前面！敢说、敢为、泼辣、正直的著名女记者浦熙修，只不过因为是罗隆基相处十年的“亲密朋友”，也成为反右斗争的烈焰喷射的目标，被说成是“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民盟右派系统”的女干将。她在肉体与心灵的双重痛楚中，不到六十岁就含冤离世！王造时重提“魏征精神”，也落了个“自比魏征，向党进攻”的罪名。1941年4月13日，社会主义的苏联竟与日本侵略者签署条约：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王造时等九人曾致信斯大林深表遗憾。王博士头上又多了一顶“反苏”帽子。“拥护苏联”还是“反对苏联”，可是区分香花与毒草的政治标准之一啊！“七君子”之一的王博士被整得家破人亡！新中国建立后，曾向世界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前俄国掠夺我国大片领土的不平等条约却在例外。王博士在1941年就“反苏”，当然罪在不赦！彭文应只不过建议用民主来制止官僚主义，建议新闻报道少点片面性，建议重奖发明创造，建议干部政策要做到量才录用、因才利用和有职有权，这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他早在1932年就发表了《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鲜明、强烈地主张中国应当走社会主义之路。1933年发表的《剿民乎？剿匪乎？》公开指责国民党当局：“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极力消灭的，乃是信仰马克思、服膺列宁的青年……”他面对反动政府的带血的刺刀敢于发表“亲共”的言论，而且见诸行动。共产党的这样一位难得的盟友、战友、诤友，年仅五十八岁就被那些“左派”整死了！葛佩琦的一生就更离奇了，时而“正”，时而“负”，时而“红”，时而“黑”，波澜起伏，大起大落。他的形象不断地改变着：三十年代——学生运动领导人；四十年代——党的秘密工作者；五十年代——大右派；六十年代——阶下囚(被判无期徒刑)；七十年代——特赦释放人员；八十年代——老党员（丁玲从1940年到1984年的遭遇也与他相似：肯定、否定，又肯定、又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到1984年才重新获得1940年的结论：“忠实的共产党员”。这44年中，有30年是戴着“反党”“右派”“叛徒”的帽子度过的）。海外一家报纸曾发表评论说：葛佩琦作为共产党的“特工”，国民党想惩罚他而未成，想不到共产党的监狱却把他关押了十八年，（如果不是曾经受党的秘密派遣当过国民党的“少将督察”能享受特赦提前出狱吗？）成了一宗大笑话！——不过，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国民党派大军没剿灭中共川东游击队，共产党执政后，不但把在艰难时期帮助过中共地下党员的开明士绅廖某从县中学拉回去镇压了，游击队的支队长陈太侯也以“土匪”罪枪杀了，游击纵队司令员赵唯、中共川东特委委员卢光特、中共奉节特支书记王庸等一大批骨干都被划成了右派，还有一批戴着“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等黑帽受尽了煎熬——庞薰琴应《人民日报》记者的约请写了一篇标题为《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的文章，记者将稿子送庞教授所在单位党委审查同意后才见报，该文又受到周总理的赞赏，没想到，“跟着党走”也成了反党的罪行！这个赤诚的爱国者、进步的学者、革命的画家，不但成了大右派，而且还定为“极右分子”！这八个右派，在五十多万右派中所占的份额虽不大，但具有代表性。
最近，听朋友说胡平写的《禅机：1957年苦难的祭坛》值得一读。该书虽然没脱离毛泽东1957年从“整风”转到“反右”与1959年由“纠左”倒过来“反右倾”、1966年先夸海瑞精神后又批《海瑞罢官》一样，都是“事出有因”的旧框，但从全书看，它并非完全是为“观念”服务的工具。
毛泽东曾把“统一战线”列为我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全国的民主党派成员约6万人，各级统战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有6万人左右。可见其重视的程度。1957年反右运动初期，矛头直指民主党派头目和起义将领：章伯钧、罗隆基、许德珩、谢雪红、龙云、黄绍竑……当时我很幼稚，还以为民主党派反蒋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要借此把民主党派这个花瓶砸掉。后来，我才知道，毛泽东认为，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完成后，主要任务是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其对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过：党外知识分子中，中间派占70%左右，左派占20%左右，右派占10%左右。作为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从他老师那里搬来的一段话更精彩：中国的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在毛泽东的精心策划下，通过导演“鸣放”，下饵钓鱼，引蛇出洞，诱敌深入，无限上纲，大搞株连，然后，或用历史整容术，或用断章取义，或用移花接木，或用指鹿为马，或用“莫须有”，552877人被“划”为“右派”（这是20年后官方公布的数字，据有人讲，就是把各省的统计数字加起来，全国的右派分子已接近百万——转引自《禅机：1957年苦难的祭坛》。另据戴煌说，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是552877人。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右派加上不拿国家工资的大学生、民办教师、工商界和民主党派的右派，不下10万。不戴帽子的内控“右派”也是数以万计——转引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社会上的反右斗争方兴未艾之时，又把矛头指向了“红皮白囊”的党内右派。
在我国，“计划就是宪法”，每次运动都有整人指标，反右也不例外。层层党的领导为显示自己“革命”总是争相超额完成。只有200多名干部的司法部，划的右派比例高达23%，也许是因为这个比例太触目惊心了，后来赦免了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货真价实”的右派所占比例仍有16%。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中的右派占18——20%，《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划的右派占总人数的17%，《文汇报》驻京办有10个人，有7个被打成右派，其余3人列为“内控分子”。作协文学讲习所第三期88个学员中有一半获得右派封号。连毛泽东历来情有独钟的解放军也未能幸免，有7000多军官被打成右派。《中国“左”祸》中提到，老红军蔡铁根大校被划成右派后，在日记中发过牢骚，文革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据胡平调查，文明有遗亡的角落，在中国，凡涉及整人的运动，不但不会有遗忘的角落，而且越是文明程度低的地方，整起人来越是激烈。安徽山区某小学共有30多个教工，校长费尽心思才完成抓5个右派的任务。而我县一所高寒山区小学的校长革命热情就高得多，一口气就揭发出了5个右派。那时，对反右消极的领导，也会大难临头。时任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的李新在《反右亲历记》中提到，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研究了大半辈子马列主义，却没弄懂毛泽东思想，他就不赞成“引蛇出洞”的策略，没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因而遭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责难。刘说：你站在右派的立场，怎麽能查得出右派呢？邓说：我看你就像个右派！于是，令高级党校重新开展反右斗争。该校重新反右时，杨献珍靠边了，党委常委们在研究给杨献珍扣右派帽时，都认为杨为人不错，又是他们多年的领导，就把杨的秘书马鸿模弄来当了替罪羊。随后，杨也被调离高级党校。中央广播局副局长、局党组成员、对外广播负责人温济泽就不如杨献珍幸运了。党委办公室负责人提醒他：按平均5%计算，他负责的部门打的右派还没满额。不识时务的温济泽却说：“如果有6%，我不会放过；如果没有5%，我也不能硬打。”结果，在反右基本结束11个月之后，温济泽在1958年10月中央司局级干部“反右补课”时被补为右派，并揪出了以他为首的“反党小集团”。与温济泽遭到同样命运的，还可举出很多。时任中共“八大”代表、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中宣部秘书长、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的李之琏和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黎辛，只因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时，没按周扬的意图办，也被诬为“美化叛徒”，“充当右派和反党分子的保护人”，于1958年8月被定为“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并宣布李之琏为“极右分子”，黎辛为“右派分子”，机关党委另两位副书记张海和崔毅也受牵连被定为“反党分子”。据李之琏说，在全国范围内，凡实事求是地说过丁玲好话的人，或定为右派，或定为反党分子，或作为犯严重错误，都一一受到处理。韦君宜在《文坛反右风涛》中说，历次政治运动被整的人还允许复查甄别，而反右，中央特发通知，凡划右派者，申述要求翻案，一律不得受理，连重新翻阅一下档案、看一看处理轻重也不允许。
毛泽东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提供了一个数字，那时全国有包括高小、初中毕业在内的知识分子500万人，用官方公布的55万右派两个数字计算，小学生也算得出右派所占比例是多大。那时还规定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若把工农中的高小、初中毕业生剔除，这个比例会更大。胡平教授在他的书中有这样一段感言：毛泽东对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价值可以像芥末一样忽略不计，被其称为“战友”“同志”的邓子恢、彭德怀的命运，都会被搓揉得狼狈不堪，乃至惨不忍睹，更遑论毛泽东眼里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只配冠之以“梁上君子”的中国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1957年的那场政治足球场上，叱咤风云，无论怎样踢，都怎样有理。他钦定了“章罗联盟”，虽然大家都知道“章罗联盟”是“莫须有”的，但谁敢说二话？只有罗隆基不识时务，还给沈钧儒写信自辩：“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极大的冤枉。这个冤案的真相，今天不能明白，将来总会明白；我生前不能明白，死后总会明白……”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文件的结论是：“‘章罗联盟’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但在作为资产阶级右派政治势力的代表的意义上仍应认为存在……”早年是“钦定”，后来又“认为”，于是就棺盖论定了！所谓“联盟”，从来都是指的组织上的联盟，既然“‘章罗联盟’在组织上肯定其不存在”，又凭什麽“仍应认为存在”？当年参加了挞伐“章罗联盟”的千家驹先生在1986年10月纪念罗隆基九十诞辰的座谈会上，深感自愧，激动地说：“‘章罗联盟’，千古奇冤！”
罗隆基也太固执了，那年代，要整你，即使不给你加任何罪名同样可整得你家破人亡而又无处伸冤。我们县有一所中等学校，1958年处理右派分子时，顺带将4个不顺眼的老家伙（他们凭经验，会上只说好听的，所以没被划成右派）清除（当时叫“除四害”），两个送劳教，两个送农业社监督改造。会上只公布了他们的履历（既是老家伙，即使其中有的还曾是地下党员，都可从历史上找出不干净的痕迹。至今我还记得，历史教师刘某的“历史问题”就是解放前在某市拿脉处方，为地主、官僚服过务），并没宣读罪状。劳教的还多活了几年，到农业社的两个不久就饿死了。接着，又开除了好几个学生。我记得其中一个共青团员，头天批别人还很积极，第二天突然被揪出批斗。其罪状是“侮辱”毛主席：政治课教师发现他在考试答卷上将“毛主席”写成“毛王席”——据看过那张答卷的人后来说，答卷的字写得潦草，“主”字上头那一点下笔较轻而已——校长当场宣布将其开除，并派人押送回农业社监督改造。不过那些学生年轻体壮，20多年后，已是中年的他们终于获得了平反。
朱地在《1957：大转弯之谜》中说，不少人在研究1957年这段历史时，都认为，毛泽东是在5月中旬作出大规模反击右派的决策的，其标志就是他在此期间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而此后的开门整风，只是打着揭露和清除党内“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幌子来“制造”右派。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其变化》一文中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还提出，“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5月16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又主张：“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6月6日，他为中央起草的文件明确指出，今后的整风，要用大鸣大放的方法加紧进行。并指出，反右“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斗争”，要求各级领导将本单位人数按照左中右排队，使自己心中有数。6月8日，他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其中将“引蛇出洞”列为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战术。6月19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多次修改后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内中特地增加了六条政治标准，使之成为反右的武器。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青岛会议，进一步部署反右斗争，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成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一开头就写道：“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8月1日，中央又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要求“深入挖掘”右派。这个指示下达后，“钓鱼”战术，或曰“引蛇出洞”战术，或曰“诱敌深入”战术（设圈套诱人陷入落网），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李新在《反右亲历记》一文中就多次提到，他曾奉命在新闻系主持召开北京新闻界座谈会，以“引蛇出洞”，连系主任安岗也不知其意图。若不是他多次示意阻止其发言，安岗肯定成了右派。他很遗憾，没能阻止他的战友、著名女记者彭子冈发言，害她遭了大难！对此，他一生都感到内疚。他还透露当年人民大学的《人大周报》为了“制造”右派，竟使用篡改别人发言，捏造发言内容等手段。
自从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后，以揭露批判现实生活中一些不良倾向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逐渐多了起来。先有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后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毛泽东对这些作品都作了相当高的评价。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批判“三风”的杂文、讽刺诗和漫画。毛泽东看了题为《摇头》的讽刺诗后，极力称赞，并希望多有一些这样的作品。朱地说，毛泽东早就指出过，“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1957年开门整风中的文学作品，是当时开展自由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谁曾想到，刚刚受到毛泽东赞扬的王蒙等作家、艺术家，转眼间也成了居心叵测的右派。一大批知识分子为之哗然：“你们出尔反尔，岂不是阴谋麽？”想不到毛泽东倒也坦然：“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天真的知识分子有几个能识破那些阴谋、阳谋、诡计、巧计呢？记者戴晴在一篇作品中写道：“党号召大家讲话，号召鸣放，号召大鸣大放，号召——用15天之后的语言——他们‘猖狂一时让他们走到顶点’！”1980年，周扬在中央党校的一次报告中说：“我们搞双百方针搞了20多年，人家把你看成是钓鱼，毛选五卷讲了很多……现在我们还是这麽宣传。可是人家不相信，他有经验主义，认为‘鸣’‘放’就是钓大鱼。”
胡平对阴谋与“阳谋”作了比较：阴谋，尚需提心吊胆、嗫嗫嚅嚅、左顾右盼，而“阳谋”，因为有权力的强有力支撑，则能大张旗鼓、振振有词、一意孤行。阴谋，只能造就一个罪恶的小集团，而“阳谋”造成的是这个国家大面积的道德滑坡……历史收下了几十年的春华秋实之后，还很难说人们已经走出了1957年的梦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