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指的是1966年至1976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发动者称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民间称其为十年浩劫。
【林丹】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决议同时指出，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科学价值的态度是错误的。从此《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成为研究和评价文革的纲领和指导性文件，成为人们反思文革的紧箍咒。2006年，是文革爆发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中国《光明日报》发表社论，仍旧重复着《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老调。尽管中共一再压制文革的研究和宣传，但民间的反思却日益深入。从声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到追忆往事，抚慰伤痕；从反思狂热，忏悔罪责；到探寻造成我们民族灾难的根源。
2006年9月20日应《大纪元时报》加拿大西部分社，和中国研究与中国民主论坛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在加拿大卑诗大学，发表了题为“太阳最红的年代”的演讲。下面就请您和辛灏年先生一起回顾和反思那段“太阳最红，而人间最黑”的年月。
当阳光过于灿烂的时候，你的眼前常常是一片漆黑。
──辛灏年
我与文革
【辛灏年】各位留学生和华侨朋友，各位前辈和人士：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不是文革史研究专家，对文革不具备专门的学问和细致的研究。所谓“术业有专攻”嘛！但我毕竟是一个半途出家的历史研究者，对中国现代史，和对中国现代历程有着深刻影响的世界近代历史，有着一定范围的知识，和一定程度的了解。而文革，毕竟又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部份，它的发生、过程与结果，不可能与中国现代史及世界近现代史毫无关系，更不可能与近现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与世界共产革命的两个祸首――马克思主义和已经崩溃的共产党俄国，没有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恶性传播，没有前苏联的扶植、命令和指挥，中国不会有共产党，不会发生共产革命，更不可能篡立一个马列中国，也就不可能出现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个“东西”。
其次我要说明的是，本人是文革的经历者。但我是一个“文革逍遥派”。当然，真要说到“逍遥”，那也是假的，成天提心吊胆，又怎么可能真正做到逍遥自在？所谓逍遥，就是没有参加造反，没有斗争过别人――不得不和大家一起参加斗争大会时除外；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背诵毛主席语录――必须和大家一起学习、背诵的时候我还得装模作样地学和背；只要能够不戴毛主席像章，就坚决不戴―― 必须别在胸前的时候我也不敢摘下来……。原因是，开始时，是别人不准我革命，因为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是黑五类；后来是我自己因为厌恶而坚决“不参加他们的革命造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对我的采访录――“逍遥派说文革”一文）。再加上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们大闹“革命”，而把我这等人忘却了，我便有了机会，认真阅读红卫兵造反派抄家、焚书、坑儒、斗民中间残存下来的“封资修”，再就是写作和拉琴，虽然也是“写了又烧，烧了再写”，原因是绝不敢保存下来。所以，我对文革和造反缺少感情，用文革造反派的话来说，就是“缺少某种革命精神”，却对我今日反思文革有利。因为我没有必须为自己的“文革行为”進行辩护或辩解的感情来由。另外，我们家虽也在文革中遭遇“家逃人散”，但毕竟还不是“家破人亡”。我的父母毕竟还是寿终正寝。我那个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哥，虽曾被造反派斗争得要自杀，但毕竟被家人拦了下来，后来还有很大成就。所以，从个人利害出发，我对文革的感受，也不至过于激烈。这自然能够使我相对地冷静一些。
我看了陈炯明的公子陈定炎先生为其父写的“翻案巨著”，便是全面地歌颂其父和全盘地辱骂孙文（顺便说一句，现在他的书成了中共“放言、放人”到海外大肆恶攻孙中山的“主要历史证据”）；我知道另一位国民党后人，一个很有历史修养、拥有丰富现代史知识的学者，在为其祖父作传时，凡是对的事情，便全属于他的祖父；凡是错的事，便全属于别人。这些都使我深知，当事人或当事人的后人，在回忆甚至研究往事时，难免会感情用事。而一旦感情用事，就难免会有些不客观了，就不说有些人还不仅仅是感情用事那么简单。我以为，这也是我这样一个有文革经历的研究者所必须注意的，哪怕我只是一个 “文革逍遥派”。正因为如此，我今天将努力不从感情、观念、观点出发来反思中共文革。我说努力，因为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对于共产党发动文革的空前罪恶行径没有看法，不深恶痛绝，那才叫不正常，也叫没有良知。
我将在今天的讲演中，勉力为大家勾勒出中共文革之所以发生、发动和为中华民族大造其孽的“来龙去脉”，也就是勾勒出一条文革的“基本线索和简单线索”。希望大家，不论是文革经历者，还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青朋友，都能因一条较为接近真实的历史脉络，而作出自己的客观判断，或進一步去作自己的研究。倘能如此，我就算是尽了心了。这是我的开场白，也是多馀的话。今天，我将围绕著文革讲十二个问题，就算是我个人粗浅的反思。
中共彻底否定文革了吗
【辛灏年】现在有一个理论，是说“因为中共彻底否定了文革，所以我们就不能完全否定文革”。我有些不以为然。就不说这还是毛泽东那句“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翻版，单单说在事实上，中共根本就没有彻底否定他那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我说中共之所以没有彻底否定文革，有这样几个理由：
1、中共与文革的关系―文革是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的
【辛灏年】我们首先要明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的。第一，中共为发动文化革命，曾先后由中共中央建立过两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个是在 1964年7月初，中共中央曾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从此，文化革命就首先在文化界展开起来了。我后面会详细说到。第二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则建立于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因为这次会议打倒了前文革小组的几乎所有主要成员，还揪出了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所以，中共中央才决定成立第二个文革领导小组，它的成员则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五个人，包括后来的所谓四人帮，都很快就進入了中央政治局。
第二，中共正式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发动文革的“516通知”，也是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也就是说，是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的。所以，不论文革是不是毛泽东发动的，在决议上，在程式上，他都是由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决定发动的。所以，在谁发动了文革的问题上，无论如何也撇不开中国共产党自身。至于康生、江清、陈伯达、张春桥等人，都是共产党，更是文革期间中共的核心领导成员，而不是国民党或其他任何一个党的成员，我就不说了。
2、毛泽东与中共的关系－毛是中共的领袖和主席
【辛灏年】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现在，一些文革的经历者和文革的研究者们，常常都把文革的发动归咎于毛泽东一人，却忘记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第一，是他们忘记了毛泽东乃是中共的领袖，从1935年遵义会议算起，到1966年文革发动，毛泽东已经作了中国共产党的31年伟大领袖；从1945年中共 “七大”算起，到文革发动，毛泽东已经做了2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所以，不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毛泽东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代表。也就是说，毛代表了共产党，共产党以他为代表。换句话说，毛泽东做的事，就是共产党做的；共产党做的事，也就是毛泽东做的。这是天经地义的，所谓“擒贼擒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文革后的中共中央当真要彻底否定文革，就必须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自身，起码是要否定文革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但这是中国共产党做不到的，也不敢做到的。因为，直到今天，他还在吹嘘自己一贯是“伟大、光荣、正确”。
第二，正因为如此，当邓小平要搞改革开放，而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否定毛泽东的时候，他只能说，毛是“三七开”。也就是“三分过，七分功”。到了1981年，他又忽然像是大梦初醒似的对全党说道：“我们决不能否定毛泽东同志。如果我们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就等于把我们党、把我们自己全部否定了……”，从此，他非但不再否定毛，甚至还要求把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解放到“毛泽东的科学思想体系里面去”。2006年，中共“光明日报”网站在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批判辛灏年的文章之后，又发表了一篇评“辛灏年现象”的文章，这篇大批判文章的作者，声嘶力竭地叫嚷说，“我们就是不能否定毛泽东，不能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因为，毛泽东曾多次地发表过一个“最高指示”，他说， “我一生只做过两件事，一是打倒蒋介石，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如果把毛泽东发动文革彻底否定了，就等于否定了半个毛泽东，那就不是“三七开”，而是“五五开”了！就不说，中国大陆对历史的反思，也已经把毛泽东“打倒蒋介石”到底对不对的历史疑问，尖锐地摆到了共产党的面前。今天我就不说了。如果我说了，那毛泽东就是“十、零”开，就是“只有罪行，没有功劳”了。
所以，我才说，中共根本没有彻底否定文革。因为，他一是不能彻底否定毛泽东，二是更不能彻底否定共产党。因为否定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就连他们自己都全部被否定掉了！中共在实际上，是把文革藏進了保险箱里面。不是 “不愿显宝”，而是“不敢显宝”。因为，文革这个“宝贝”不仅可怕，而且会让他丢脸、丢丑，甚至会给他带来危险或危机。我们只有认清了这个要害，才能明白，今年虽值中共发动文革四十周年，中共非但自己不作“纪念”、也绝不容许中国的老百姓反思和批判的原因。倘使中共真是彻底地否定了文革，那还要把它藏着、掖着做什么呢？至于有些人在海外糊里糊涂地喊着要“纪念文革”，我听着也是有些纳闷的。因为，文革还有什么可以“纪念”的呢？对文革只能是反思、是研究、是批判、是否定，是接受这一史无前例的惨痛历史教训。
【林丹】文化一词，在维基百科中是这样被注释的。文化的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提出的。他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可见文化囊括了人类社会相当广阔和深刻的层面。可以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文革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它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为深刻，影响也更加深远。十年浩劫切断了中国人，与其历史、传统和文明，在文化上的联系，颠覆了他们传统的价值观。它对中国人心灵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文革的发动者为什么要以文化作为这场政治运动的发端呢?
中共将政治浩劫定名为文化大革命的缘由
【辛灏年】众所周知的是，文革确实是一场“革命”，因为，他革掉了太多的命。它不仅革了千千万万无辜百姓的命，而且革了许多共产党人自己的命。但是，中共这场 “史无前例的政治浩劫”，为什么又要被他自己称做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呢？它跟文化到底有没有关系？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1、文化从来就是共产革命的工具玩偶和一部份
【辛灏年】必须首先搞清楚的是，中国共产革命是世界共产革命的一个部分。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国际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部分”。这个世界共产革命，在理论上早就由马克思提出了“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决裂”，以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观念。在列宁十月“背叛”成功、并且篡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党主”专制的国家之后，文化就更是公开地被当成了共产党、共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和玩偶。
早在1919年之前，列宁就已经规定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即 “党的文学”和“党的文化”原则，规定了“文化和文学必须是属于党的”。他的著名论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就为其后各国的共产党规定了“文学和文化必须由共产党来组织和领导，必须是共产党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是说，文化从思想到艺术，从主题到内容，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为共产党所“专有”，为共产党所“专用”，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列宁的名言，也是中共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文学是整个共产主义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1919年，列宁在前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文化协会的宗旨就是：“号召阶级斗争、鼓吹无产革命、规定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它的口号竟是：“恐吓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它的行为则是：“打击敌对文学、批判自由文学、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队伍”。高尔基的名言就是：“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无产阶级文化的血淋淋的形象，就这样为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喊叫出来了。
后来，史达林根据列宁的教导，根据前苏联国内现实的需要，又具体地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及其必须 “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原则，進一步推展到了“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鼓吹阶级斗争、鼓吹无产阶级专政”的范围和高度。文化，在史达林的手里，终于完全地变成了“革命和专政的工具及玩偶”。
2、中共和毛泽东将文化当成诱发政治运动的阴谋手段
【辛灏年】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毛泽东完全地继承了列宁和史达林的衣钵，在他们疯狂地发动中国共产革命和残酷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岁月里面，非但以列宁和史达林为榜样，而且创造性地把文化当成了可以任意使用、任意玩弄的的工具和玩偶，直到把文化当成他们发动历次政治运动以整杀人民、甚至是整杀自己党人的血淋淋手段。
1927年，当史达林直接领导的中国共产革命遭遇失败之后，前苏联为了能够重新发动中国的共产革命，首先在中国所做的，就是发起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们首先提出了 “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文学为第四阶级服务”的口号。然后就为紧密配合史达林一再交给中共的三大革命任务――“发动武装暴动、号召土地革命、建立认前苏联为祖国的苏维埃政权即“苏区”，和旨在分裂中国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仅在上海建立了直接由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即 “左联”，宣誓自己是“胜利不然就死”和要“進行血腥斗争”的文学，甚至创作小说来公然号召“杀光国民党，以造成一个赤色的天下”。请大家参阅共产革命作家胡也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所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及其他共产派作家的作品，就会一目了然。
上个世纪40年代初，中共和毛泽东在延安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准备夺权打天下，同时还在理论上划清了“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即要求“革命作家”都要歌颂“不抗战、假抗战和正在全面准备内战的延安”，却要暴露和鞭鞑“正在坚持领导艰苦抗战的重庆”。大家有闲暇的时候，可以读一些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共产派作家们的 “革命作品”。至于四十年代末期，当“毛管区”的共产党正在发动“打天下”的内战时，共产党又是怎样发动他们那些自由地生活和创作在“蒋管区”的革命作家们，在理论到创作上，利用一切形式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黑暗统治和国民党反动派是怎样要发动内战”的。对此，只要翻一翻中共御用文人所写的“文学史”，就会一清二楚。
50年代，中共和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要用“文艺来为他们复辟专制、架构共产专制极权制度服务”。为此，他们便用文艺来“教育”人民必须“与一切传统观念决裂”，籍以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更用文艺来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籍以达到他们要用 “阶级性来取代和消灭人性”的共产革命目的；特别是用文艺来進行所谓的“革命传统教育”，迫使文艺家们大量地制造具有历史欺骗意义的文学艺术作品，如著名的“金陵春梦”、“青春之歌”、“红岩”等等。与此同时，还密切地将文艺和毛泽东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政治运动相结合，使文学和艺术成为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歌颂社会主义，歌颂他们的残暴革命和残酷专政，歌颂总路线、大跃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工具和玩偶，从而欺骗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扭曲了整整一代人的心灵。
60年代，中共提出“文学要反映阶级斗争的现实”，为毛泽东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作证”，几乎将所有的文学和艺术都批上了阶级斗争的血淋淋外衣；同时开始大面积地制作“造神文学”，即神话毛泽东，树立毛泽东在天上和地上直至在全世界的绝对权威，以为毛泽东要夺回在党内失去的权力制造革命舆论，对此，我将在后面详细地予以说明。至于文革中的文艺发展，就不必说了，一句“三突出”的革命创作方法，倒真的是将马克思、列宁和史达林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创造性地发展到了“人间的顶峰”。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有一句最高指示，叫做“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因为他认为小说“刘志丹”歌颂了刘志丹的陕北红军，而贬低了他。其实，共产党和毛泽东早就在利用文化为他们的“夺权和专政”服务了。特别是“解放后”，文艺更是成了共产党和毛泽东整人和杀人的“革命法宝”之一。从1949年直到到1976年毛泽东死，他利用文学、利用文艺来打击“阶级敌人”，打击那些不够听话或听错了话的的“文艺走狗”，打击曾在“解放前”为他们大效犬马之劳的共产派、即所谓左派文艺家们，早已为无数文艺家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所证明。至于以批判电影“武训传”、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文艺界的右派、批判“中间人物”论、批判“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批判电影“桃花扇”、电影 “早春二月”等等为手段，来寻找藉口，藉以在党内和党外引发整人害人的政治运动，同样是举不胜举。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实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所仅见。
3、文化终于成为中共发动文革的藉口与突破口
【辛灏年】文化（包括学术），在中共和毛泽东手里，终于成了他们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换言之，文化一如既往，成了中共和毛泽东藉以发动政治运动的有力工具和阴谋手段。还是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在学术上：1963年，投机的戚本禹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批判李秀成文章。戚开初只是认为中国正在“防修反修”，于是他就想从近代史上找到同类例证，以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他当然是想投机，直到今天，中国类似的学术文化人仍然是大有人在。文章发表后，他受到周扬、翦伯赞及史学界的强烈批评，戚甚至已经准备写书面检查。未想，年底，毛妇江青居然亲自找戚谈话，说“ 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扬了你，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 ”。显然，他在有心投机、未敢邀宠之间，被正要寻找藉口和突破口的毛泽东惊喜地发现了“他的存在和意义”。
1964年，戚本禹发表第二篇论文，干脆明确地提出了叛徒问题，从李秀成、汪精卫、彭德怀到赫鲁晓夫，他都大批特批，其势汹汹，顿时在学术界引起纷乱。
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开始遵旨在理论上搬开发动一场文化革命的绊脚石。学术界的大批判风由此而全面兴起。
1965年 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公开批判翦伯赞，要遵旨打倒历史界的拦路虎。
1967 年4月1日，文化革命开始后，他“终于”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开始公开影射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第二年，刘少奇终被打为“叛徒、内奸、工贼”，戚不可谓功劳不大。因为“叛徒”问题，恰是毛要整杀刘少奇的籍口和重心。而且也正是有了叛徒这个罪名，毛才将由刘少奇借安子文之手所控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彻底打翻，并由此而抓出了六十一个共产党叛徒所组成的“叛徒集团”，即刘少奇的所谓嫡系人马。至于开始曾批评过戚本禹的周阳、吴唅和翦伯赞，吴和翦均在文革中遭遇了批判和斗争，并因此被逼自杀；周扬则在文革中被首先斗争和打倒……
在文艺界：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5月6日、7日，《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点名批判了孟超的剧本《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此开始了在报刊上公开批判文艺学术界不抓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这显然是一个信号。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写了一个批语，说：“文艺界的人数很多，问题不少，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随后，根据这个批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所属各协会开始整风，实际上则是文艺界的文化革命已经开始。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再次進行整风。并立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一步发动了政治批判。文化革命的批判和斗争已经在文艺界展开。
1964年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共和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進入组织领导阶段。只是这个文革命领导小组的领导者们，不合毛泽东的意，还是刘少奇的人。
1965年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公开免去了齐燕铭、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也就是说，在文化界已经有“走资派”率先被免去了“官位”，被打倒了。
1965年11月10日，在毛的亲自策划和江青的直接介入下，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开始直接将文化大革命引向了残酷的政治斗争。明眼人都看出来，又一场残酷的政治整杀就要漫天漫地地发动起来。
1966 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说：“北京市针插不進，水泼不進，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剪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幷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人民日报立即开始揭发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以及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民间连儿歌也编出来了，到处都在唱“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坏蛋是一家……”文化可以被用来“运动群众”发动文革的巨大“优势”，已经充分地展现起来了。
1966年 4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同意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江青在2月2日至20日，于上海邀集解放军的四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進行座谈之后写成的。3月19日，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同意江青将“座谈纪要”送给林彪。不久，林彪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该“纪要”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綫专了我们的政”。“纪要”声称：“要坚决進行一场文化战綫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綫。”这个“纪要”不仅表明了毛泽东要把这根“黑线”全部拉出来，更反映了毛泽东要以文化为突破口，发动一场 “政治浩劫”的决心。
4、文革本身就是一场“革中华民族文化之命”的革命
【辛灏年】历史的事实是，文革从开场到结束，中共始终继续文革前十七年“否定民族历史、批判民族文化”的做法，继续在马克思“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外族反动思想教条之下，号召“破四旧、立四新”，公开地、疯狂地和史无前例地否定、践踏、焚烧和毁弃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从黄帝陵到孔庙，从宗教庙宇到文物古籍，绝大多数都遭遇了文化革命的毒焰，它们几乎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破坏无馀。他们在全国各地“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仿古工艺品；砸毁文物，烧戏装、毁道具；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 以北京为例，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北京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在80年代的第二次文物普查中，竟有4922处被毁，其中绝大多数毁于文革中。被毁的文物古迹中，最严重的是古代建筑、各种塑像和石刻石碑。共计有200多座古建筑被拆毁、拆除，700多尊佛像被砸毁，120多块被毁弃……。” 与1871年巴黎公社反扑刚刚重建的法兰西共和国（第三）的造反暴动中，曾大肆地抄砸焚毁巴黎的文物古籍、宫殿庙宇相比，毫不逊色；说它是一场“要革中华民族文化之命”的革命，非但毫不虚夸，而且空前绝后。
5、文革疯狂地革掉了无数中国文化人的性命
【辛灏年】毫不夸张的是，整个文革期间，共产党和毛泽东，还有他们亲自指挥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对文化的破坏、毁灭和对文化人的斗争、批判和迫害上，不但继承了文革前十七年一贯是“绝不手软”的做法，而且将它发展到了历史性迫害的顶峰。既使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更使文化人遭遇了亘古未有的残酷整杀。由此，文化人成了文革中受害最深、最长和最惨痛的一群。多少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演员被活活迫害而死，多少无辜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因被强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而惨遭批判和斗争。仅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就有200名艺术家被迫害身亡。三、四十年代为共产党打天下曾“功勋卓着”的共产派文化人几乎被一网打尽。被共产党封为“人民作家”的老舍、人民演员的舒秀文、上官云珠等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只能含恨诀别人间。安徽的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虽已被逼自杀，尸体还要被军代表和造反派勒令“脱光解剖”，要“寻找向台湾国民党发报的发报机”……。据此，难道说文革还不是一场革了太多中国文化人性命的“文化大革命吗” ？
今天，当文革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的时候，竟然在海外的“纪念”中，出现了“对文革中那些被迫害至死的普统人没有必要研究”的说法，和整个文革虽然“死伤巨万”，竟“只有被迫害者、而没有迫害者”的“研究”，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我似乎骨哽在喉、不吐不快的是：与文革中任何一个被迫害至死的作家、艺术家和文化人相比，则文革中的任何一个“革命造反有功”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显得无足轻重。就不说千千万万同样遭遇了迫害和逼杀的学者、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这些“普通人”了。
【林丹】文革由少数人发动的政治运动，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全民运动。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被卷入了其中。十年文革，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著文革的伤痕，每一个家庭都被打上了文革的烙印。可以说文革改变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文革的发动者敢于以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作为代价，来发动这样一场政治运动呢?
中共发动文革的“表面政治籍口与内在政治原由”是什么？
1、表面政治藉口：“外亦有修”和“内亦有修”
【辛灏年】中共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表面政治藉口，就是因为“外亦有修、内亦有修”，和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所谓外亦有修，就是指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否定了史达林主义，放弃了阶级斗争，要共产党与资本主义搞“三和一少”。于是，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 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曾联名对前苏共中央发表了9篇公开信，即评论员文章。因此，中苏两党和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当然在实际上，一是在史达林死后，中共和毛泽东要和前苏共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二是赫鲁晓夫在前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否定了史达林，造成了中共党内对毛泽东 “个人崇拜”的危机；特别是毛泽东的“三面红旗”遭遇全面失败之后，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势力，显然对他采取了“逼宫”的行为。
所谓内亦有修：毛鉴于上述情形的出现，终于苦思冥想地提出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领导人和官僚资产者阶级”的崭新政治概念。
1964 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首次提出了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说法。他说：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也就是说，毛泽东不仅找到了“罪名”，而且找到了“治罪”的方法，即崭新的“革命概念”。这个方法和概念就是指：既然外部和内部都出现了修正主义，所以，就要在“不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制的前提条件”之下，要继续发动革命。而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号召群众起来打倒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即“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十七年间，因共产党在全中国的罪恶统治，而造成的“党和民”之间的深刻矛盾，及其不容爆发的冲突，竟然成了毛泽东要继续革命的“发动力”。也就是说，在“革命的对象”已经摆在毛的面前时，毛终于找到了“革命的力量”，并找到了“革命的契机和主题”。更何况，他那个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的大方向”，既然早就是共产党“革命专政”的主体内容和根本目标，谁还敢公开反对呢？
2、内在政治原由：“天无二日”和“国无二主”
【辛灏年】如前所述，苏共二十大批判了史达林也否定了史达林，特别是明确地提出了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个人崇拜现象，将列宁死后，前苏联所出现的残酷专制，归咎于史达林的个人独裁和残暴的史达林主义。甚至直到今天，在俄国历史学界谈到前苏联的罪恶历史时，竟仍然将苏共的罪恶全然并于史达林一身（参阅《共产主义黑皮书》，英文版名：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 哈佛大学出版社）。
苏共二十大刺激了中共和毛泽东，几乎是同时爆发的“匈牙利事件”更是刺激了神经已经紧张的毛泽东和中”。于是，一场也要反对个人崇拜和更要维护个人崇拜的斗争，伴随着一场要拼命维护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斗争，就在风云际会之间，悄悄地、却又是激烈地表现出来了。
为汲取苏共的教训，中共于1956年召开的“八大”提出了要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在中共党内也要反对个人崇拜；连第一个喊出了“毛泽东思想”、第一个对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理论的刘少奇，也在报告中屡屡提到了中共要反对个人崇拜。而，在第二年、即1957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则相反地公开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还是需要的。”毛与刘、邓开始了“针尖对麦芒”。幸的是毛泽东。他的疯狂的大跃進，把他的总路线、人民公社一起拖到了绝境。中国大陆在1959到1962年间，据官方统计，竟然在毛的三面红旗之下饿死了整整4300万无辜人民。而且“绝非天灾，全是人祸”（请参阅丁抒的《人祸》一书）。
1962 年，在北京那个连县委书记都能参加的七千人大会上，倒了“三面红旗”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被迫做了检讨；自1959年起，就已经担任了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终于在全国人民高举毛、刘“两张画像”和高喊“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的“两个万岁”声中，不仅成了一国并立的“二主”；而且，六四年，他还把毛主席自己说的，“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的“最高指示”，已经口头传达到了全国各基层党支部。
其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面根本不向党的主席毛泽东汇报工作，对他的“最高指示”置若罔闻；中央组织部已经完全被“后来挖出来的党内叛徒集团”所掌控，北京市委被刘少奇的得力干将彭真弄得毛不仅“连水也泼不進”，而且“连针也插不進”；中共中央的绝大多数委员、全国各省委、直辖市的第一书记，几乎全部为刘所安插……。连李大钊的儿子李保华被任命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刘少奇都要亲自乘火车将他送到蚌埠，“以示关爱”……。本来是毛泽东要发动的“四清运动”、即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被第二夫人王光美的“桃源经验”，扭曲了原来是“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领导人”的毛式四清大方向……。此时此刻，毛除掉“知趣”，带着伟大领袖的名号和红太阳的的美称引退政坛养老，就只有决心与刘少奇政治集团“拼死一搏、以决胜负”了。好在毛泽东手里有的是宝贵的“历史经验”；有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党人为他所造就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之伟大领袖”的崇高地位和神秘形象；更重要的是，曾专门领导共产党地下工作的“白区工作模范”刘少奇，对毛从未放过手的“地上的军队”，几乎也是“水泼不進、针插不進”…… 一场巨大的政治内讧，显然已经到了非爆发不可的时候。
中共敢于发动文革的“历史经验”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要发动一场名谓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大浩劫”，并非没有历史经验可以汲取。
1、中共拥有列宁史达林制造暴乱内讧的成功历史经验
【辛灏年】第一、毛泽东深得列宁的政治谋略，即布尔什维克的夺权经验――“用小组织搞乱大社会”。因为一个有坚定目标、坚强信念、严密组织、大胆谋略、并敢于不择手段的“小组织”，相对于一个思想分歧、信念犹疑、组织松散、没有策略，并且不善策划阴谋、不敢不择手段的大组织和大社会来说，这个小组织常常是难以想象地充满着“战斗力量”。而它对大组织和大社会進行战斗的拿手好戏，就是先搞乱它，再征服它，就是“乱中夺权”。列宁用这个办法，对内搞垮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人数众多的孟什维克派，更搞乱了二月民主革命成功后的整个俄国社会，并终于在他所一手制造的大混乱中，推翻了俄国二月民主革命所创建的“俄罗斯第一共和国”，夺取了政权。
中共和毛泽东的革命，不仅在列宁和史达林的把手教唆之下，深暗其理，大获成功；而且，毛泽东的所谓“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革命体会，就更是得到了列宁的“真传”。所以，毛泽东在为了对付刘少奇的“大块”党内力量时，也决心要如法炮制。“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就是毛要发动文革、摧毁党内多数派的重要由头之一；建立一个以他为首，以毛妇江青为“狗”（江青曾在法庭上高叫“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和以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野心家为核心的阴谋小集团，就是他所建立的一个严密坚定、犹如“黑帮”式的“小组织”；然后就是以“策划阴谋和不择手段”来搞乱对方的阵脚，搞乱自己的党，直至搞乱整个社会，则是他的具体战略；再就是不顾一切牺牲地直奔自己的夺权目标，便是他以“小组织”進行血腥战斗的又一次“革命实践”……。毛泽东正是用这种手段，打倒了蒋介石；现在，他还要用这个手段，来打倒刘少奇。何况他毕竟还有一个“全党全国之伟大领袖”的光环在身，更有林彪所统帅的军队作后盾呢！
第二、如果说刘、邓要接受史达林的教训，毛泽东则要吸收史达林的经验。因为，刘、邓为自己这一路 “开国功臣”着想，必须防止毛象史达林那样，也对他们進行一场“大清洗”，从而将他们这些共产革命家也推進共产革命的地狱；而毛面对着刘家党试图对他 “抢班夺权”，便一定要以史达林为榜样，来一场“大清洗”，以消除眼前的危险和“身后”的危机――毛当然担心自己死后，他的这班人马对他会象赫鲁晓夫对待史达林一样。好在史达林为毛早就准备好了对付自己人的整杀经验。这就是史达林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发动的那一场“政治大清洗”。
为了验证毛是如何接受了史达林的政治经验的，我以为有必要将史达林的政治大清洗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样，我们才会对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残酷过程，特别是对什么才叫做共产革命，有一个更加明晰的历史性认知。
一是史达林大政治大清洗的时间范畴。史达林对内的政治清洗，应该说伴随着他上台和掌权的整个过程。但被称为“大清洗”的岁月，也就是高峰期，则是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间。
二是史达林政治大清洗的表面理由即导火线。一个是暗杀事件，即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另一个是史达林藉口希特勒有可能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前者使史达林有了对内大抓阶级斗争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由头，后者则使史达林有了为保卫苏联而必须肃清内部叛徒和特务的理由。
三是史达林政治大清洗的内在原因。说白了，就是史达林要“清除异己”。因为，史达林接列宁的班，首先用的是欺骗的方法。他在和那些资历与自己不相上下，甚至有些人比他更拥有接班的影响、地位和权力的时候，他曾狡猾地提出了“列宁的事业，不是一个人可以接班的，而只能由我们集体地来继承”。这在当时，不仅对接班可能产生的争执甚至内讧起到了缓解的作傭，更为史达林在此后各个击破和走向独裁埋下了基础。正因为如此，史达林才一步一步地在对苏共党内的清洗中，夺取了最高的权力，但也因此而制造下了党内的不满，甚至是同伙们的长期抗争。三十年代，当史达林的独裁权力终于已经完全稳定下来时，他便要展开一场大清洗，来解决他的宿敌，以進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了。
四是大清洗的对象、手段与结果。首先是对内：史达林制造了一个“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恐怖中心” 和“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即莫须有的“托派”。犹如毛泽东后来所制造的“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六十一个叛徒集团”一样。为了清洗这个“中心”和 “集团”，史达林将1917年俄共“十月革命”时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的四个人处决，将六人中仅存的托洛茨基开除党籍。托洛茨基后来虽然逃到了墨西哥，却仍然于1940年被史达林派人将他暗杀。
史达林还将自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四名委员处决；另一人米哈伊尔．汤姆斯基被迫自杀，七人中惟有莫洛托夫和加里宁两人幸存。
史达林对他的中央委员会也進行了大清洗。1934年参加苏共第17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几乎所有这些人或被处决、或遭迫害而死于狱中。这个比例与毛泽东清洗他的中央委员们颇为相似。但史达林用的是硬刀子杀人的手段，毛泽东则用的是软刀子杀人的手段，毛的中央委员没有那末多被公开处决和迫害至死。
史达林没有放过他的军队。红军五位元帅中的3位，15位陆军将军中的13位，九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军长中的50 位，186位师长中的154位元，全部16位元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均在清洗中被撤职。著名的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处决。原因是史达林要借机将参加过共产革命，曾为共産党推翻“俄罗斯共和国”卖过命的，原沙皇俄国的旧军官们，斩尽杀绝。这一点，中共和毛泽东早就在抗美援朝中和后来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全部做到了。而且在文革中，被饿死的彭德怀将军，被活活打死的张学思将军（张学良之弟），被逼迫跳井的陶勇将军等等，其数目也相当可观。中共文革尚未解密，确切的数字还无法出台公布。
在大清洗中，共产革命元勋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曾当面向史达林、伏罗希洛夫和叶果夫曾提出愿意“认罪”，条件是希望政治局保证他们及其亲人不被杀害。虽然史达林表面上答应给予他们这个保证，但是事后他们和他们的亲人还是被关押和枪毙。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布哈林也同意以家属不受害为“认罪”条件，但他的妻子还是被关進了劳改营。毛泽东在文革大清洗中的狠劲，与史达林如出一辙。
其次是对外。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前苏联，虽然富农“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这是史达林曾亲自宣布的。但是，1937年7月30日，即在史达林的政治大清洗最疯狂的时候，前苏联的秘密警察还是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他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个命令后来成为前苏联秘密警察镇压人民的“依据”。史达林用重新制造阶级斗争的方法，来保卫他的政治大清洗能够顺利進行，以免他对内部的大清洗，可能造成外部“阶级敌人”趁机造反甚至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大好机遇。对此，发动文革、旨在对中共党内進行大清洗的毛泽东心领神会。他在文革中，始终都是把大抓阶级斗争、持续地残酷镇压“新旧阶级敌人”当作大事来抓。我在后面将会专门谈及。
在大清洗中，前苏联秘密警察根据史达林的旨意，是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计划杀人数字）来屠杀少数民族人民的。同时，前苏联的上级军官们，也是按照一定的统计数据，来下令当地的秘密警察关押和处决一定数量的“反革命分子”的。这一手，毛泽东早已学会。他在 1949年以后中共所发动的历次运动中，都曾亲自规定杀人的比例数字。在文革中，他更是变本加厉。
史达林死后，在前苏共准备召开第20次党代会时，苏共党内有一个特殊委员会曾下令内政部统计史达林在大清洗中的杀人数目。结果，这个来自苏共官方的统计数字指明，仅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史达林本人就签署了681,692人的处决令。后来，一个重要的俄罗斯人权组织公布了前为苏联遭遇政治迫害者的名单，这个名单中，共纪录有 1,345,796个俄罗斯人的名字。相比之下，毛泽东在文革中杀人的“成就”要比史达林大得多。
2、中共拥有大胆嗜杀和制造内讧的双重历史经验
【辛灏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有一句“最高指示”，叫做“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而毛泽东本人，对中国古代线装书中所纪录的“皇帝杀功臣”的故事，特别是历代流民造反“大造内讧、大开杀戒”的经验，非但知之甚多，而且身体力行。
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贫下中农出身的朱元璋，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拔除“接班的蒺藜”，才干出了“火烧功臣楼”的“壮举”，几乎将大明朝的开国功臣们屠杀一尽。毛泽东在做了“开国的主席”之后，不仅早已在一步步地“杀功臣”，诸如打击高岗反党集团、打击彭德怀反党集团等；而且在文革中，发动群众斗跨、更斗死了太多的“开国老干部”们……
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就是利用韦昌辉杀掉了大权在握的杨秀清，然后又自己动手杀掉了韦昌辉的。这与毛泽东先利用林彪除掉刘少奇，然后再自己动手“逼迫林彪从天掉下来”，并无两样。至于中共和毛泽东所发动和领导的那一场现代农民造反，实际是“流民”造反，以及他们那个在欧洲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下，因在中国造反成功所篡立的北京洋教政权，又是如何兼收并蓄地吸取了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们，和欧洲共产革命历史上诸如法国的巴贝夫革命、法国的巴黎公社造反，以及俄国列宁的十月背叛，所共同拥有的实行残酷嗜杀与制造血腥内讧经验的，我今天就不再细说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还包含着毛泽东自己从事和领导中国共产革命的残忍历史经验。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中国共产党服从前苏共和史达林的命令，在中国发动工农革命，发动武装暴动，篡立“认苏联为祖国的苏维埃政权”，甚至为了分裂中国而篡立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毛泽东自己就曾遵照前苏共的命令，在他亲自发动的“富田事变”中，一次就残杀过自己党人达十万之多。至于其时在史达林的命令下，他们在江西“苏区”和所有的“苏区”，即“前苏联通过第三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占领和夺权的地区”，杀AB团，杀托洛斯基派，杀社会民主党，就更是令人瞩目惊心。特别是后来，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这一长达四年的杀人整人运动中，共产党对自己人的迫害和杀戮，与后来毛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没有两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贝聿先生着的《中国左祸》及《谁是新中国》一书的相关章节）。中共领袖王明，就在他的《中共五十年》这一本书中，指斥毛泽东在延安发动的“整风”，就是毛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只不过，延安整风的第一个打倒对像是他王明；而文化大革命第一个要打倒的，则是曾帮助毛泽东打倒了王明的刘少奇。
毛泽东在他所学到手的和曾亲自创造的历史经验中，得出了两个无往而不败的经验：一个就是“谁狠谁赢”，另一个则是“谁敢搞、会搞阴谋，谁赢”。这两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部都用上了，也全部都用“对”了。刘少奇输就输在他与毛泽东相比，还不够“狠”、也不够“阴”。
3、中共拥有“欺骗群众和运动群众”的重要历史经验
【辛灏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还有一个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历史经验。这就是他比列宁和史达林更具有“欺骗群众和运动群众”的丰富历史经验，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然，这与中国自辛亥之后的复杂历史進程，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巨大欺骗性，有很大的关系。
我只想简单提及的是：1935年北京的“12．9”运动，根本就不是一场“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而是共产党阴谋策划和公开发动的一场“抗日救共”运动。即 “抗日是假，救共是真”。不过是藉口抗日，以实行自救（可参阅《谁是新中国》一书的相关章节）。这个运动的最高策划者，就是刘少奇。刘正是因为这一历史的 “大功劳”，才获得了共产党“白区工作模范的光荣称号”。问题是，太多幼稚的青年学生，不仅被他们欺骗了，而且被他们大大地“运动”了一番，甚至影响深远。
在1937至1945年的“大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中，共产党的党用文艺家们，虽然创作了太多美丽豪迈的抗日文艺，诸如“黄河大合唱”、“遊击队之歌”等等，但是，共产党和毛泽东却“不是决心从蒋抗日，而是决策日蒋火并”；“不是遊击战，而是遊而不战”；“不是抗日和真抗战，而是不抗日、假抗战和谋扩张”；“不是要消灭日本侵略者，而是要与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出卖正在浴血抗日的大中华民国” ； “不是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坚持抗战，而是大种鸦片在359旅驻地的南泥湾”――既要毒害日本占领区和中国大后方的本国人民，更要用卖鸦片的钱来『揍国民党』”（参阅佛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虽然花篮里的鸦片“香”遍了南泥湾，“香”遍了陕北，甚至“香”到了“解放后”和全中国大陆，甚至一直 “香”到了今天的台湾和海外……。人民不仅被共产党欺骗了，而且被共产党“运动”起来，“歌颂中共领导全中国人民走向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人民还被共产党“运动”起来，人人（包括民运人士在内）都会诬蔑、指骂曾为国、为民殊死抗战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竟然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之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全面投降之夜，明明是共产党立即在“毛管区”发动了内战，却又是共产党从此在“蒋管区”长期地发动了“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中共的党史学家们早就学着他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异口同声地赞颂道：“1945至1949年的三大学生运动，不仅是我党点燃的烈火……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而且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三大战役的直接配合……”。但是，当年的年青学生们，还是被他们大大地欺骗了，更为他们热烈地“运动”起来了。我那个一九四八年考進北京大学的大哥，后来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南开大学名教授，当时就是“三菜一汤白面馒头”吃得饱饱的之后，便跟着共产党的地下党们上街“反饥饿”去了（可参阅《谁是新中国》一书的相关章节和国内更多反思1945至1949中共学生运动的着述）…… 还需要我把类似的例子再举下去吗？1949年之后直至文革前，共产党和毛泽东历次“运动群众的成功历史经验”，我看就不用说了吧！
朋友们，千万不要小视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这些重要的和丰富的“历史经验”。正是这些历史的阴谋与谋略及其一再地大获成功，才造就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敢于发动文革以拼死一搏的“胆量”和“决心”。
中共敢于发动文革的“政治保险”
【辛灏年】毛泽东在整个文化革命期间，自始至终地和同时并举地抓了“两件大事”。一个就是路线斗争。他曾一再地发布最高指示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他更是一再地要在他的党内号召、发动和進行“路线斗争”，并声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另一个，就是他曾一贯地、更早地、甚至是持续地号召过和实行过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甚至高唱“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为什么？
第一，因为只要一谈及党内的路线斗争，毛泽东就是“一贯正确”。这就使他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大搞路线斗争，以斗垮斗倒斗烂刘少奇，带来了“胜利的先机”。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特别是1935年毛泽东做了中共的核心和领袖之后，曾有过几次大的路线斗争，但几乎每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都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和路线斗争的胜利者。在1935年元月的遵义会议上，在党内两条不同的“逃跑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的逃跑路线占了上峰，毛因此而拯救了党、拯救了他们的“革命”，更因此而成为党、特别是军队的领袖。在大中华民国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当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真抗日路线”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假抗日路线”发生激烈争执时，又是毛泽东的“假抗日路线”获得了胜利，由此毛泽东不仅保存了共产党，而且发展了共产党，尤其是扩张了共产党的地盘。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就是 “为未来的那一场人民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因此虽成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大灾星”，却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救星”。毛泽东曾在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洋洋得意地夸口自己当年不准八路军和新四军真抗日乃是如何英明正确的谈话，已经成为历史的证据（参阅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庐山会议回忆录》）。毛泽东在这两大路线斗争中的胜利，都救了共产党的命，更造就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特别是第一次他让周恩来从此服从了他，第二次他则让刘少奇成了他最重要的打手。所以，就党的历史、党的命运、毛的历史、毛的“功绩”和毛与刘少奇的“主从关系”来说，只要一谈路线斗争，刘少奇就已经不是他的对手，或者说，刘的腰杆子是硬不起来的。这就为他发动一场要打倒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一定的“政治保险”系数。
第二，对毛泽东来说，另一个“政治保险”则更为重要。这个政治保险，就是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从来也没有放松过的“制造阶级斗争、调节阶级斗争和狠抓阶级斗争”。因为，有一点是必须明白的，如前所说，就象史达林在发动对党内的大清洗时，必须同时残酷镇压共产党外的“阶级敌人”、实际上的无辜人民一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目的，虽然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却绝不容许共产党的“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直至对他和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制造不安和危险。因此，史达林为了保证对内政治大清洗的成功，便在他自己曾宣布“已经消灭了阶级的前苏联”，重新制造出了一大批阶级敌人，以供他“杀害”，籍以稳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毛泽东则要在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大抓阶级斗争的同时，進一步地和更疯狂地提出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因为“一抓就灵”，即只要敢于大肆進行“阶级屠杀”，全中国就谁也不敢“乱说乱动”了，这就自然会为他发动文革作了“政治保险”。
因为，他绝不能在打倒了刘少奇的同时，竟让共产党和他自己的专制统治也被人民乘机推翻。这是他必须顾虑到的，也是他必须严加预防的。更何况，毛泽东一向拥有制造阶级斗争和调节阶级斗争的成功历史经验呢！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艰难的卫国战争中，就曾为了说服他的党徒不抗日、假抗日，求扩张，大出卖，曾经大谈“民族斗争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问题”和 “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的理论，以为他的共产党在全民抗战中，“决策不打日寇、专打抗日的国民党”，和“决策日蒋火并、绝不帮助蒋介石抗日”，在党内扫清了思想障碍。他因此曾大获成功。……
所以，1962年，当中国大陆人民刚刚才从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只因毛泽东已经有心要发动一场政治浩劫以整杀刘少奇，毛就开始高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此后，一直到他死，特别是在文革恶浪起伏、社会血腥弥漫的那些岁月里面，毛泽东更是一贯地、连续地和从未放松过的高喊“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贯地、连续地、极其残酷地和一次又一次地将无数无辜的人民按杀在他那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屠刀之下，以确保他对党内发动路线斗争的绝对胜利和全面成功。对此，在我讲到“中共发动文革的谋略和过程”时，再详细谈及。
【林丹】有人说二十世纪人类有两大悲剧, 一个是法西斯的暴行, 另一个就是文革浩劫。今天希特勒已经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文革的发动者 - 毛泽东的画像，却仍被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他的遗体仍躺在纪念堂里；他所领导的中囯共产党仍然是中国人民的统治者。
2006 年，在文革爆发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之际。中共当局下令严禁举办各类纪念或反思活动。不仅从报刊上，您见不到任何回忆或反思文章，就是在，中国互联网的搜索引擎上，您也查不到任何，有关文革的资料。中宣部明令，不批准有关文革的书刊出版，不安排有文革内容的影视作品播出。
三十年过去了，文革留给人们的创伤尤在，但疼痛却似乎已消失。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失去了文革再次发生的土壤，我们应该向前看。然而回顾文革结束以来的这三十年，类似的悲剧并未中断。1989年的北京6.4天安门大屠杀，震惊世界。1999年至今，对法轮功的镇压，正是一次文革的重演。全民揭批，检举株连，其手段与文革何其相似；严刑威逼，活摘器官，其暴虐比文革更加凶残。如果说文革是毛泽东个人的过错，那么文革结束的这三十年来，中共的领袖换了一代又一代，为什么类似的悲剧还在不断地发生呢?
观众朋友们，请您带着这个问题，继续关注我们下期的透视中国节目,在下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2006年9月20日辛灏年先生在加拿大卑诗大学发表的演讲，“太阳最红的年代”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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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最红的年代”的第二部分
人们通常把1949年中共建政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这段时间，称为文革前十七年。翻开这十七年的历史，您会发现，中国人民的苦难，并非始于文革。当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没有人怀疑过自己已经翻身解放，已经当家做了主。然而，兴奋的笑容还没有消失，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便随之而来，人民的苦难也从此开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有人说文革十七年是中共专制大曝光和总爆发；也有人说十七年到文革其实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那么十七年对文革的爆发作了哪些方面的准备？又奠定了怎样的社会基础呢？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浩劫对中共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请您继续收看2006年9月20日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在加拿大碑诗大学发表的演讲《太阳最红的年代》的第二部分。
【辛灏年】毛泽东敢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他的社会基础。我觉得我们在研究文革的时候，千万不要走進这样一个胡同，就文革研究文革，把文革看成是一个孤立的独立的现象，一个孤立的独立的历史事件，孰不知，文革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文革的前面是什么？文革的前面是十七年呀。十七年里面，毛泽东内抓路线斗争，批倒了高饶反动集团，批倒了彭德怀，等等，党内的所谓异己分子。毛泽东十七年当中大抓阶级斗争，从1948年清匪反霸，到1949年建国之后，五零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五零年年底开始的土改杀掉260万个地主，镇压反革命杀掉400万所谓反革命份子，然后是三反五反肃清反革命份子，社会主义改造，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从来没停过呀。毛泽东在十七年当中不仅没有停止过「阶级斗争「；没有停止过党内的所谓路线斗争；在十七年当中对我们的人民、对无辜的当年的抗日战士，对所谓国民党的那些为其家属子弟和他们本人所用的斗争的方式，所用的处以的刑罚跟文化大革命没有两样，只不过这些斗争的方式，残酷的折磨的方式，没有折磨在共产党人自己的血肉之上。所以十七年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赖以爆发的基础，不过是十七年中共专制复辟制度和专制复辟统治的一次大表演和总爆发。我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一下。
第一，从思想上。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产生那种极端的思想？那是因为十七年为它准备好了。首先，1949年以后，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外族的倒退的反动思想成了当代中国的统治思想，而且成了我们的专制统治思想，确实是史无前例。因为孟子说过一句话，吾向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可是共产党统治中国以后，把马克思的思想，恩格斯的思想，列宁的思想，斯大林的思想，当作中国治国的专制思想。谁敢反对，谁就必然去向屠刀报到。独尊马列，杀尽百家。我想，有年纪的朋友都记得，谁敢说一句马列的不好，谁敢对马列提出自己更革命的或者是不更积极的解释，我告诉你，监牢都在等待着他。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东西。那么这个思想统治的要害是什么呢？就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制这一个线条，这一个链条。我曾经专门讲过，这是其一。
第二，在思想方面，运用到十七年進行的所谓马列主义的教育，阶级斗争的教育，和共产党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他使整整一代青年，造成十七年当中，已经完全的相信了马列就是天堂。完全的相信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就是人间的治理，完全的相信了用阶级性来消灭人性，是理所当然的。从而才会造成十七年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大学教授、大学讲师、中学教师、中学生、大学生表面上看上去都是文质彬彬的，可是十七年天天看地主怎么剥削贫下中农的电影，天天看资本家怎么抡起鞭子打工人的电影，天天听的是革命的歌曲，天天听的是杀人的口号。一位叫肖平的将军到我的中学来做报告，告诉我们的这些同学们，我当年在高一，他说，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革命吗，革命就是杀人，什么叫敢于革命吗，就是敢杀人，同学们敢不敢啊？我们在底下喊：敢。真敢，没错，你想十七年的这样一种残酷的灭绝人性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性的教育，造成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脑袋里面，把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全打光了，把我们的孔孟思想，孔子育仁，孟子育义，全部打光了，把我们中华民族那点美德全部消灭的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才能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声号召，在向来尊重老师尊重导师的中国，学生可以打老师，替女教授刮头，甚至于可以活活的打死教师。妻子可以斗丈夫，儿女可以写父母大字报，父亲母亲被斗死了还要跟他划清界线，不给他收尸。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五千年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先例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吗？不是吧。怎么来的？「十七年」。十七年的思想统治，马列的思想，专制统治，马列的教条，马列的没有人性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把我们几代中国人变成了，用一句不好听的话来说，连禽兽都不如了。否则你怎么会去杀老师、打父母呢？
政治上，第一它首先在1949年以后建立了一个以马教为思想统治的教政合一的政治制度，用教说马列，好像言词不合，可是主义是什么？什么叫主义？主义这个辞怎么来的？一个宗教，一个信仰的主要的意义嘛，主要的训示，这就是主义嘛。主义就是教嘛，马列就是教嘛，西方倒退的马列教与中国的政治权力相结合，最后的结果就是建立了一个教政合一的史无前例的残酷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残酷性集中的表现在它设定了思想罪，因为在一般的国家，在现在的民主国家，即便是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封建和君主专制的社会历史过程当中，很少有所谓思想罪的，你怎么想怎么可以立罪呢？我就不说言论自由了，可是共产党管你怎么想。你不是不参加政治学习吗？他逼着你来参加政治学习，他说你不关心政治，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这样吧，大家都会记得。它建立了这么一个教政合一的专制政治制度，残酷的制度。
第二，它在政治上恢复了被秦始皇已经废掉的封建制。什么是封建制的灵魂呢？从秦始皇到汉武帝93 年间终于以郡县制全面的取代了封建制，封侯建国在中国的两千多年历史上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的一个话语了。而封建制的一个要害就是等级制。什么叫封侯建国，就是皇帝老子根据他自己的儿子、孙子、重孙们，他们的阶级、他们的年龄，来分配给他们一定的制度下的所谓国家。封侯建国，及其讲究等级，所谓贵族所谓平民，两千多年，我们中国历史中有多少贫下中农出身的好宰相，大家应该数的出来。秦始皇之前，春秋战国就不讲成分了，那些著名的纵横家们都是出身贫民啊，因为有本事当了宰相啊。秦始皇之后，有本事的人可以考科举呀，考上了就是宰相啊，「朱买臣马前拨水」的故事，妻子看不起他贫困，离开了他，可是他刻苦十年读书，考上了举人，考上了状元，回乡作官，他的妻子来见他的时候，是满面羞惭，不能见他，自缢而死啊。这就说明中国两千多年不讲出身，不讲成分啊。可是共产党49年以后就讲出身讲成份这个大家都知道。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就更不得了了，变成什么了，叫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这是文革的名言啊，这是造反派批斗会上的口号啊。它全面的，彻底的大大的超越了秦王朝之前的封建制度，将一种严酷的等级观念在所谓的革命的名义下划分的清清楚楚，所谓成分论，有成分不唯一看成分，重在政治表现，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当中，我想在座的一定知道有多少梁山伯与祝英台，有多少罗密欧与茱丽叶啊，只要你谈个女朋友他家有海外关系他是地主出生或着他家是富农，他的父亲被打为右派，那你家父母就会闹翻天啊，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啊。讲门第，历来有之，可是像在文革当中那样，向那样划分了严格的等级，是没有过的事。红五类、黑五类，后来发展到黑九类，大家都应该是记忆犹新。
第三，它不仅建立了一个残酷的教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它恢复了秦以前的一个残酷的严酷的等级制度。它还在漫长的十七年当中发动了将近十五、六次的政治运动，進行了持续的不间断的镇压和屠杀。1949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中国人在外没有外患，内没有内忧，每一家的门楣子上，左边是听毛主席话，右边是跟共产党走，横联是社会主义好，没有人反对它。被逼被害被饿被处决的6000万，超过文化大革命2000万的3倍。1979年所谓平反收拾人心的时候，我们家家户户过年奔走相告，唉呀，我爸平反了，我爸爸昭雪了，昭什么雪平什么反？绝大多数都是十七年的冤狱啊。
第四，在十七年当中由于以政治运动作为统治国家的方式，以政治运动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方式，造成了有法不依，没有法，运动就是法，运动来了，诬告无罪，运动来了，打人无罪，运动来了，杀人无罪，运动来了，可以随便的处决那些蒙受了冤屈的不平的灵魂。从政治上呢，它复辟了这样一个专制制度，它为文革的复辟个人的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啊。如果说文革前十七年是建立了一党专制的话，文革10年不就是为了建立毛泽东的一个人的专制吗？一个人的专制是什么？他的历史概念是什么？就是君主专制嘛。如果说 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复辟了专制制度，那么1966之后的文革当中就是毛泽东复辟了君主帝制啊。这个党在1949年对全中国人民获得了专政的权力，1966年以后，经过3年大斗，毛泽东终于获得对全党進行专政的权力。你们说是不是复辟中的复辟呢，专制中的专制呢？
从政治上，从思想上，从言必称马列，书必证马列，到事必奉马列，也就是说，说话必须要引用马列，写书必须在马列指导之下，做是必须在马列主义的指导和框架之内。到了文革就变成什么了呢，言必称毛着，书必写毛着，事必奉毛着。大家都知道，每当开会，就要拿起红宝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吧，第一句话，是这样吧。知识份子所有人写文章，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如何如何如何，每一篇文章都有这个开头，不是假的吧。毛主席早上7点锺醒过来了忽然想到一句话，写了一首诗，我还记得两句诗词，一个叫做「更有流水潺潺」，对不对，有这首诗吧。这首诗里面还有四个字叫不需放屁，然后又成了毛主席最高指示。
我们安徽省一家自来水公司在过年的时候居然贴出一个宏大标语啊，很大的标语啊，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更有流水潺潺」伟大指引下，本年本场的自来水的生产超过往年的总合如何如何，取得巨大的胜利。乒乓球打赢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批判走资派，批判反革命份子的时候，比如如果说一句，说我没有这样，不需放屁，这已经是个最高指示，大家都知道，今天你们听起来很好笑，在当年是非常的道貌岸然啊，义正辞严啊。正是为如此，他期的斗争过程当中积累了对敌斗争的经验，全盘的，公开化的，发展式的运用到了文化大革命大批大斗的整个过程当中，正因为运动即法，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法制更是荡然一尽。本来就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走上了无法无天的道路。毛泽东说，我就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这是他的原话，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方面，政治方面。
第三个方面，文化方面。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十七年是什么文化，十七年是党的文化和党的组织啊，十七年是什么文化，十七年发展的是一个专制文化，专制文化只允许歌颂共产党，只允许歌颂毛主席，只允许歌颂共产党的历史，必须批判中华民国是个旧中国，国民党是个反动派。只准许说不坚持抗战的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抗战的胜利，批判那个真正领导坚持了抗战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不抗战的，是望风披靡，拱手相让，「十七年」的所有的文艺作品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这样，没有例外可言，专制文化已经完全形成了，已经形成了一个共产党专制文化的一个巨大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欺骗和谎言，用文艺的方式来粉饰这个欺骗和谎言，对新一代進行所谓的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在文化方面，一支专制的文化队伍完全形成，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这一个基本的理论之下，共产党把全中国的文艺家全部组织起来。建立了全国文联、全省文联、全市文联、现文联，然后在文联里面成立了各个协会，作家协会、艺术家协会、画家协会，所有的协会都有党组，都由党来领导，一个专制的文化队伍完全形成，这个文化在「十七年」的发展当中，到了一九六四年，由于毛泽东一边高叫「阶级斗争」，一边大搞个人崇拜，在这个状况下，歌颂毛泽东成了六十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和文化大革命当中，应该是文化的最高专制表现，一九六四年巨大的、大型的「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不是出现了吗？毛泽东不是坐在台前看的吗？
那个「东方红」上面那个红旗上的毛主席清俊的笑容、面孔，真是激动了当时多少红卫兵造反派的心怀呀，专制文化形成了，歌颂领袖的文化形成了，造神文化已经初具规模。
文革爆发的社会基础－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
【辛灏年】第四，在经济上，我想在座的年纪大一点的朋友还记得吧，在文革前十七年一直到文革，我们中国人很可怜哪，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是不是，烧煤要煤票，结婚要批准，出门要介绍，没有大队书记的介绍书，出门就可以被抓啊，我们安徽凤阳县历来有讨饭的习惯，这个县很有意思，每年过完年以后，就把门一锁，就全家讨饭去了，第二年再回来继续过年，这是一种传统，因为那里穷啊，太穷了，年年闹水灾、旱灾，可是讨饭也要介绍信啊，如果讨饭没有介绍信，就很可能被怀疑是阶级敌人，抓起来劳改去了，这在中国大陆当年简直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在全中国到处出现的事情呐，有很多农民劳改犯人，你问他你怎么劳改，你怎么犯法了，我也不知道啊，我不就是讨饭嘛，那你讨饭怎么会来，因为我没有介绍信，你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人民吃饭要饭票，烧煤要煤票，穿衣要布票，结婚要批准，组织上不批准，不能结婚的，不是说你到区政府拿个结婚证啊，单位必须领导批准你结婚，你才能结婚的，单位领导如果看中了你这个对象，你想结婚也不行啊，他要结婚呐，这种事情中国是屡见不鲜啊，这就说明一个什么，我们中国人从工人、农民到知识份子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奴隶。
工人是「工奴」，农民是「农奴」，知识份子是「知奴」，我们的人身自由不说了，我们吃饭的自由、穿衣的自由、走路的自由、结婚的自由，全部被它控制了，我们在共产党的这个「大锅饭」里面，在掌握着无产阶级专政铁瓢子的那个党的领导人面前，我们完全失去了自由，我们没有任何自由的空间可以独立地去做自己的事情，因为就算你有粮票，你有安徽省的粮票，到上海还是吃不到粮食，因为到上海需要全国通用粮票，是不是这样，我们整个的人民当年所叫的八亿人民的「人生」，已经完全被依附在共产党这个庞大的、残酷的机器上，动弹不得。
所以有人埋怨我们大陆人，哎！你们怎么搞，到现在还在搞专制，你们怎么不反对共产党，你们已经到哪去了，把你送过去，你也反不了，这个社会像铁桶一样的呀，在经济上还有一个原因，「十七年」工人只有三十几块钱，可是林彪在一九七一年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里说了，叫「国富民穷」，毛泽东机攒了整整八千亿人民币，这八千亿人民币被毛泽东在十年文革当中全部花光，「十七年」人民的困苦为他积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经济基础，「十七年」被剥夺了全体人民的自由，为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造就了先天的优越条件，就是不敢造反的条件。不能造反的条件，这就是毛泽东之所以敢于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政治、文化和经济四个基础，从这四个方面，「十七年」给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所有的暴行都准备好了基础啊，所以要想了解文革，就不能不了解文革的社会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十七年」，「十七年」当中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为他们在一九六六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早已做好了政治等等各个方面的准备。
发动文革的理论依据
【辛灏年】文革是毛泽东和中共一起发动的，可是文革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江青在被审判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就是毛主席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咬谁，所谓「中央文革」，所谓「四人帮」，都在毛泽东这个领袖的指挥下進行运作的，他的理论，理论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是毛泽东在准备文革的时候，逐步地成熟，在文革当中逐步地完善起来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路线等等方面，从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出发，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正式理论的提出是在一九六七年的十一月六号，苏联「十月革命」国庆节前一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叫作「沿着苏联『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胜利前進」，从六个方面证明了、阐述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就是他的理论。
【主持人】文革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受害阶层最广，死难人数最多的一场疯狂的全民运动，中共在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公布了一九八四年五月核实的最新的统计数字，文革中有172万8千馀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馀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23万7千馀人在武斗中死亡，703万馀人伤残，7万1千2 百馀个家庭被毁，4百20万馀人被关押审查，约有１亿人受株连，占当时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然而一些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革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到773万人，随著文革研究和民间反思的不断深入，受难者的名单还在不断的加长。与这些数字相比，更多的难以计数的是那创伤累累的灵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文革被称为史无前例。
「史无前例」的文革
【辛灏年】毛泽东自己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今天我们反思和回顾文革，也说它是史无前例的，为什么？我们看四个方面，第一：对中国共产党就是史无前例的。
对中国共产党就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共产党在四九年以后的十七年，其威风啊，是…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当政者所能比的。可是一场文革，将中共由兴转衰。在文革和文革之前，共产党是找着你打架的，逼着你参加政治学习的。必须要让你申请，积极地去参加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可是经过文革之后，到今天为止，共产党就怕你关心政治啊；就怕你做异见份子啊；就担心你搞「民运」、搞「运动」啊，稳定压倒一切啊。共产党「十七年」是建构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十七年。中国共产党的文革十年，是把自己推向了一条由兴转衰的一个环节。在文革之后，共产党已经走向了要守住这个政权，甚至公开向封建君主们提出的一样，要中兴它的共产王朝。要人民久安、中共长治啦。
对共产党来讲，从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上来讲，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个「大翻锅」的历史；这样一个惨痛的由胜到败的转折的历史。所以一九七九年二月，胡耀邦先生在北京的一次中央礼堂的报告当中说，我们要感谢周总理啊，是周总理把文革我们共产党的这一条大船，已经快沉到底的大船，重新给浮上了水面哪，他都承认了。
共产党在它局部的回忆和反思的说话当中，文件当中，也说文革差一点葬送了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革命事业，这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第二、我们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从四九年到六六年的十七年，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是建成了一个专制的中国。也就是实行了「专制之治」，是这样吧。
这个专制是史无前例的，可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自己又制造了一个「专制之乱」。在专制的统治之下，搞乱了全党，搞乱了全社会。搞得全体人民民不聊生，老太婆从鸡屁股里面抠一个鸡蛋卖，叫「走资本主义道路」，还要批判，还要挂牌子遊街。这种生活在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呀。所以对于国家来讲，是从「专制之治」走向「专制之乱」，先乱共产党，后乱了人民。最后受害的是谁？人民嘛。最后得不到平反的是谁？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嘛，最后葬送了自己无数性命的是谁？是为毛泽东打天下的「炮灰们」哪。所以，它也是史无前例的。
第三、对我们民族而言，我们的民族遭遇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旷古奇灾。我们的民族，在历次的战火当中，历次的纷乱当中，在数千年的分分合合当中，没有人去砸黄帝陵；没有人去砸孔庙；没有人去把和尚、尼姑从庙里面逼出来，「鸳鸯点谱」式的把他们配成一对一对的夫妻，非接受命令不可。这是我亲眼所见。没有人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在全中国的范围内，進行公开地焚烧和践踏。没有人把中国人民的所有家庭的家谱，都付之一炬。一九五八年，北京市文物局调查北京的文物，是七千处。文化大革命毁掉了五千处，光是北京一地啊，在八宝山的「革命」公墓里面，红卫兵、造反派们把共产党的祖宗之一瞿秋白的骨头，从坟墓里掘出来，让他的妻子杨诗华站在边上，对他進行批斗。这是对自己人哪。在青岛，红卫兵、造反派把康有为的尸骨，从棺材里拖出来，用一个棍子缠上铁丝，挂着他的骷颅头在青岛的大街上遊街。这是全世界和人类文明史上没有过的事情啊。我们的民族历史，被彻底地否定和践踏；我们的民族文化，被彻底地践踏和焚烧。我们的人民，终于不知道自己祖宗是谁了，所以我们中国人才会说，死了去向马克思报到。多么悲哀呀！对一个民族来讲，这已经是可怜到何等地步，难道这还不是「史无前例」吗？对人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攻占中国十四年，杀死我两千一百万人民。文化大革命既不是外战，也不是内战，所有的造反派没有造过共产党的反，这是丁抒教授说的。所有的人没有去造过毛泽东的反，死了两千万呐。毛泽东问汪东兴，文革大概死了多少人？汪东兴说，大概两千万吧。毛泽东说，我们福建省多少人？汪东兴说，福建省五千万人。那如果死了两千万，不是还有三千万吗？一个专制君王毫无人性的面目，他的君虎之相，暴露得淋漓尽致啊。
我们的人民所承受的灾难，又何止这一点呢？我们的人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在「十七年」的否定民族历史，否定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在文革的这一场烈火当中，烧掉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烧掉了我们的民族自尊、烧掉了我们的民族道德。以至于直到今天，在八十年代，中共的改革派知识份子们说，中国的天不好、地不好、水不好、人不好，什么都不好，就不说共产党不好，拿我们的历史和民族为共产党的罪刑垫背。到了今天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自由派」们，说中华民族是劣等的民族，中国人民是愚昧的人民、中华的民族文化是次等的文化。这一切一直在文革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破坏，以及文革所表现出来这些种种的罪行和形象，真是休戚相关呐。
恢复民族文化、传统，继承我优秀的民族文化，由于「十七年」的前期破坏，文革十年的疯狂破坏，摆在我们面前的路该是何等的艰难。从这四个方面看，大家看看，它是不是「史无前例」啊，真的是史无前例啊。我没有时间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欧洲宗教战争，宗教专制统治时代对人民的戕害、对社会的戕害進行一次比较，我会做这个工作。我相信，我也可以预言，没有一场宗教战争和宗教破坏能超过文化大革命。因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真是触及了每一个人灵魂，每一个人生活，每一个人生命的所谓「大革命」。
文革的客观效应
我今天根据一些基本的事实，做了一些粗浅的分析。我们不要忘了，文革也有它客观的效应，就像一个皮球，我们把这个皮球的气打得很足很足，足到相当的程度。当我们用使劲打到墙上的时候，它会弹得很远很远，是不是这样？这是生活中的一种常识。文化革命就是这样，毛泽东把它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的杀人、专政、阶级、阶级斗争，走到了极端。否极泰来啊，人民就会发生另外的想法和看法，社会就会发生其它的现象；民族就会有新的思考和新的追求了。
总的来说，它有这几个方面的客观效应；第一个效应，文革前「十七年」，共产党是在铁桶里杀人、打人，谁都不知道。文革，共产党要把自己党内的异己份子拎出来打、拎出来杀。由下到上、由外到内用人民打党，所以它就不得不开了窗子。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中共的暴力专政，和它的专制本质，暴露无遗。是这样吧。
毛泽东取得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专政，毛泽东的共产党，早就对全体人民進行了专政。毛泽东终于成了一个什么人？成了一个没有加冕皇冠的皇帝、没有龙袍加身的帝王。他的权力超过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帝王，因为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以后，他，毛泽东，已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要刘少奇死，刘少奇就不得不死；要彭德怀亡，彭德怀就不得不亡；要林彪从天上摔下来，林彪就不得不从天上摔下来。谁有这个气派？只有皇帝有这个气派，只有坏皇帝、大皇帝最独裁专制的皇帝，才可能有这个气派。因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把一九六九年之后建立的「毛家王朝」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王朝進行相比，我们发现，毛泽东不仅是一人独裁专政，叫谁死谁就死，叫谁亡谁就亡。他的「后宫」力量，以他的夫人江青为首的所谓「四人帮」的力量，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里面统治全国人民的最主要的政治力量。
在中国的历史上，后宫、阉党，兴祸做怪的事是有的是。但是像毛皇帝的夫人江青这样，横行天下，上打刘少奇、下打人民，屠戮生灵无数的这样一个江皇后，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过。我们有很多朋友，只是就共产党谈共产党，我们一定要把共产党的王朝，特别是毛泽东的王朝，跟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王朝進行对比，这样才是公平的。
正是因为如此，在文革的后期，人民偷偷地骂江青、恨江青、骂「四人帮」，那已经是不见怪的事情了。人民正因为如此，看到了中共暴政的本质面、看到了中共被公开出来的所有的暴政。人民终于对共产主义信仰开始怀疑了，信仰的破灭从文革后期，从「林彪事件」之后开始了。对毛泽东的迷信和崇拜〈的怀疑〉，在林彪事件之后开始出现了，这是第一个客观效应。
第二个，一九五七年北大的学生林昭，用她一颗真诚的心，喊着四九年以后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将辛亥以来中国人民曾经拥有过的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向往，最后一声地叫着在反右派的高台上，她终于被共产党用子弹夺去了她的生命。
自由和民主的概念、自由和民主的真义，终于在五七年以后的中国大陆的广袤土地上，荡然无存，没有了。用我们一个「民运」人士的话来讲，我们今天搞「民运」是从黑房子里开始的。没有一点阳光引导过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光线告诉过我们路在何方，是这样。
可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忽然使人民感觉到了这不是自由和民主，这不是「社会主义」。那个时候人民的思想还是停留在这个上面。终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号的那个第一个「天安门事件」里面，刷出了这样的标语、喊出了这样的口号「秦始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当江青向毛泽东汇报，说他们已经喊出了「秦始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这句话时，回忆录的作者们说，毛泽东眼睛一闭，人整个在沙发上向下一沉，才下了决心要镇压「四‧五天安门事件」。可是，一句「秦始皇的时代，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它却是我们中国人民在辛亥革命之后，在四九年后遭遇残酷的专制统治之后，觉醒的第一个口号。反对专制的口号，隐含着对自由和民主的重新认知和向往。这是文化革命的第二个客观效应。
第三个客观效应，太多的红卫兵、造反派，充当了毛泽东夺权的炮灰、打手。可是，在毛泽东夺权行将胜利的时候，对红卫兵和造反派所進行的残酷的屠杀和镇压过程当中，造反派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慢慢地，最原始地开始了觉悟。他们意识到了这不是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他们开始知道自己充当了炮灰，他们甚至于手中握着枪，虽然没有打过共产党，毛泽东和无产阶级专政，可是他不想交枪啊。因为交了枪，他知道就有生命之忧，他们开始抗拒了、开始抗争了。虽然不是全部的造反派，可是造反派里面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些人，这是第三个客观效应。
第四个客观效应，自从文革以后，中国人民开始从中共的反动专制统治，走向了对于这个统治和中共革命历史的反思。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一场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第一个反思就是反思文革、否定文革。第二个反思是反思「反右」，否定「反右」，然后就开始反思「土改」、「工商业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等等的这一些共产党的所有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战略，然后终于走向了对抗战的反思，走向了对「北伐」的反思，谁领导了「北伐」？谁打倒了军阀？终于走上了对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的反思，终于走上了对1912年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1949年毛泽东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思，谁才是走向共和？谁是背叛共和？终于走上了对孙文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反思。
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80年的较量当中，人们开始慢慢的意识到民族独立、民权幸福，民生自由，该是多么的正确啊！如果没有文革，这个反思要推迟到哪一年？我们还不知道。文革这个皮球（气）打的太足了，它终于从墙上弹回去了，弹的很远很远。终于弹出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弹出了人民反腐败、反官倒的心声，弹出了我们十几年来人民在89年之后，革命悄然而至。改良开始被抛弃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新时代，中共终于从「十七年」架构专制统治，走向了文革，毁坏它的专制统治，走向了文革之后，用改革开放，专制改良的办法，来修补和维护这个残馀统治的时候，中国的明天依然是光明的。今天要的是真正的认识文革，从新认识，走向共和的信心和决心，谢谢。
【主持人】究竟谁应该对于文革这样一场给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政治运动负责呢？中共在《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将责任推给了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之后，清理冤假错案时，所发出的所谓平反的文件，也千篇一律的写着：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回顾中共见证这50多年的历史，无数次的政治运动，涂炭了多少无辜的生灵，然而它依然是伟大光荣正确，并牢牢的掌握着统治权力，正是这种替罪羊的机制，使它不仅一次次的逃脱了罪责，而且迷惑了无数善良的百姓，人们对它的平反昭雪感恩戴德，对一切向前看，而既往不咎。
何清涟女士在《结构虚假的历史论国家最错与政治责任》一文中，介绍了这样一个概念，她认为中共政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给人民和社会所造成的灾难是国家最错，是其领导人依靠组织资源和国家机器所实施的国家非正义行为，国家最错的主体暨犯罪主体是国家，是政府、是执政党。十年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也许只是一滴水，然而文革十年对于一代中国人来说，它却像经历了一个世纪。40年过去了，从历史的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了上个世纪的过去，然而从现实的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那是因为文革赖以产生的土壤还在。文革之后，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六四之后对法轮功修练者的迫害和镇压，这不断发生的悲剧，不正是文革的重现和继续吗？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曾给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革结束的这30年，中共的领袖换了一代又一代，为什么类似的悲剧还在不断发生呢？中国有没有可能再次发生文革呢？辛灏年先生在演讲之后，回答观众提问题时说：
【辛灏年】要警惕文革政治恶流的回潮，包括思想、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因为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依然存在。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依然存在。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能和可以发生形形色色的文革。那么，怎样才能够铲却文革再次发生的社会基础呢？历史条件呢？只有一个追求，那就是走向共和、完成共和，建设一个既民主又法制的好中国，文革将永不再现，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