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忠县城里“春华秋实”的人。“春华秋实”是我家大门上石刻的四个大字，因此人们都这样叫。我家是书香世家，民国时父亲当过开县等县的县长，主编过《忠县志》，在地方上很有声誉。父母做主，很早就将我许配给了天堑乡陶大老爷的儿子陶奎。陶大老爷叫陶华轩，是有名的乡绅，他有三个弟弟：陶吉轩、陶馥轩、陶南轩，都是满腹文章的人，陶吉轩还当过四川省参议员。当时陶奎刚从朝阳大学毕业不久，在磨子乡完小当校长，人很不错。
我的婚期定在1950年正月十二，这之前两个月，国民党政府垮台，形势急转直下，地主的日子已经开始难过了。我在重庆读书的懋新弟弟在外面知道了很多新东西，多次写信回来说我的婚事不能办，明明已经解放了，还去嫁给一个地主做啥子。但是我父亲坚决要履行婚约，说君子不能悔言。我是个孝顺女，就听从父亲的话，在正月十二出嫁，到了天堑乡陶家，那年我23岁。
新婚之初，我父亲到陶家来做客，天天和我公公陶华轩在亭子楼上把酒谈诗论文，非常投机，晚上要在灯下畅谈到深夜。两亲家都很高兴。但是，这种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土改开始了。
唉，说起土改就伤心。几十年来，我想都不敢想，那是过的什么日子啊，造孽呀……
土改是1950年冬天开始的。忽然之间，情况就变了，我公公陶华轩兄弟四个,包括陶奎这一辈的兄弟好几个都被划为地主。我还忘了说，陶华轩有100石租的田产，分给三个儿，陶奎名下有30多石，当然就都是地主了。陶华轩是个省吃俭用的人，不吃烟，不喝酒，不打牌，家产都是他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
我是怎么成了地主呢？按照当时的政策，应该以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来划成份，我是解放后才结婚的人，本来无论如何都不该划为地主的。但是由于我丈夫是地主，他身体不好，不能去参加每月一次的训话会，我就帮他去开会，结果我就成了地主。他不到四十就因为饿饭得肿病死了，我就只有把地主当老了。我也申诉过好多次，说我不是地主，但是哪个听你的，搞不好还要说你是想翻土改的案，那就更吓人了，我只有怨自己命苦。
当时的政策是减租退押，分地主的财产。开始人们还不大相信，怎么要把别人的财产拿来分呢？后来看到硬是真的，很多人就积极起来了。民兵们拥到我们家来，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强行搬走了，我刚结婚，娘家陪嫁的箱子、雕花床、罩子（蚊帐）等全部搬走，泡咸菜的坛子也不放过，我们身上穿的稍好一点的衣服当场从身上剐下来，不准多说一句话，最后把我用的尿罐都拿去当果实了。
事先我知道要分果实了，就把一些贵重的东西悄悄带进城去藏在懋贞大姐家里，谁知民兵们追进城去，在大姐家找到那些东西，全拿去了。你们不知道，想分果实的那些人有多凶。我公公为自己准备的生茔，好大一座坟，修得很气派，也作胜利果实分了，坟都要分，他的棺材也给抬走了，也是果实。
每天白天晚上都在开斗争会斗争地主。只要一说开会，我就害怕。还好，我才到陶家，和人们没有什么仇怨，积极分子们拿完了我的东西就了事，没有斗争我，但是我公婆和另外一些人就遭得惨啊。
他们把我公公吊起来打。你知道怎么吊吗？你想都想不出来。他们先把老人的两个大指拇并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钳把两个拇指夹住，再用绳子把火钳捆紧，再往屋梁上吊。你想，那是好痛！
寒冬腊月，民兵们把我婆母的衣服脱光，只留一件菲薄的单衣，然后把她丢进一个盛满了水的大水缸里，再把她的头压到水里，过一阵又提起来再按下去。那个日子怎么过？那是好冷的天气呀，天上下雪呢，水缸里的水冷得像冰，我婆母60多岁了，怎么受得了。造孽呀！我们全部被押在旁边看着，不敢哭，只有背过身去悄悄流泪。
我陶家的二哥是国民党时期天堑的乡长，也挨了不少的斗。我二嫂更惨，她的手被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就是在手窝里装上油，然后放上灯芯点灯，你说怎么受得了。她还被大针穿进指甲缝，痛得昏死过去。造孽呀……
陶奎在学校里听说了父母被斗争的事，坐立不安，就给天堑乡的乡长写了封信，请乡长关照一下父母。他和乡长很熟，都是老乡嘛。谁知乡长把这封信交了出去，说陶奎没有和父母划清界限，陶奎就这样被撤了校长职务，开除回家。积极分子们好做得出来，他们硬要陶奎去斗争会上打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嫂嫂，说是这样才是划清界限。我那个知书识理的丈夫怎么能做这种缺德的事呢，但是积极分子们用棍棒逼着他，非要他去打，不然就打他，他只有含着眼泪去打。晚上回家后，他和我偷偷地相对痛哭。
那时天天都在开斗争大会吊打人，而且只要吊打人，就要把大人娃儿都喊去看，越是打得凶就越是要大家都去看，说是发动群众。吓死人啊！
村里有个好吃懒做的人叫陶文斗，十多岁了，不做农活，专门在外面要饭过日子。土改工作组说他是叫花子,苦大仇深，给他分胜利果实。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分钱不花就会忽然得到这么多财产，一下就来了精神，成了最积极的民兵，天天就提着一根棍子在村里走来走去打人，想打就打，那个样子好凶哦。这个人后来培养成干部，送到部队去当兵，转业后在天堑公社当武装部长，现在退休回来了，就在对面那个院子里。
地主们起先在各自村子里挨斗争，后来集中关到我们附近龙洞村的一个大崖洞里不准回家。那个大崖洞是一个大岩腔，现在还是老样子，后来我从那里过都怕，当时那里发生的那些事情太吓人了。
我被强迫上山砍柴，每天做饭给洞子里送，那些民兵冷，还要我送柴去给他们烤火，所以我看到了许多悲惨的场面。
县商会的主席朱耀庭是大地主，他的老婆被关在大崖洞，这个女人长得高高长长，她挨的打就多哟，说不完。民兵们要她把金银财宝交出来，她早就交完再也没有了。民兵就把一条蛇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腰和裤脚系紧，让蛇在她的下身乱钻。天，哪个不怕。积极分子还发明了一种叫 “舞转转”的刑罚，就是由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把朱耀庭老婆的手抓住一只，使劲舞圈子，让她在原地不停地旋转。这个女人是个小脚，就是那种只有三寸长的尖尖脚，本来就不容易站稳，加上她已经上了年纪，哪里经得住这样“舞转转”，一会儿就昏倒了。民兵们不会就此放过她，过了一会儿又把她提起来舞。
朱耀庭的小女儿不到20岁，还是个闺女没有过门，你猜民兵们怎么整她？他们把她脱光衣服，捏住她的两个乳房，把又粗又硬的猪脊毛往她乳头里刺，刺一下那个女儿就惨叫一声。唉，人家还是个黄花闺女啊。这个女儿活不出来，后来跑到外面去了。朱耀庭是自杀了的，他一家真的是家破人亡了。
我公公陶华轩、叔公陶馥轩，还有我那个当过天堑乡长的二哥据说是罪大恶极的人，斗争他们时给他们乱栽了好多罪状，都是乱说的，哪有那些事情嘛，反正由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无法辩解。后来他们被押到乌杨镇关起，天天吊打。这时已经快要过年了，不管日子怎么艰难，年总还是要过的，我和陶奎就天天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到了腊月三十，家家都在团年了，他们却没有回来。唉，伤心啊——最后终于得到他们的消息，在腊月三十那天，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们父子叔侄三人被绑到神溪口，就是县城对面的河坝，和另外几十个地主一起枪毙了。我是几天后才去收尸的，他们的尸体在河边暴露了几天，已经变颜色了。我们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心里比刀绞还痛。一家三个同时被枪毙，暴尸河滩，这是个什么年头？
家里没有一颗米一滴油，过年什么吃的也没有，我夫妻二人就沿着村子去要饭。好伤心哟，我家陶奎是朝阳大学学生、小学校长，一辈子为人善良，没有做过亏心事，怎么落到这个田地呢？而且陶奎是很顾面子的人，过年过节的时候去走村要饭，是多么难受的事！但是没有办法了，只有横着心去要饭。在邻村赵大发家门口，我好一阵都不敢进去，因为赵大发以前是我懋智五哥的炊事员，我怕他划清界限不认我了。哪晓得他才是个善良人，见到我们亲热得很，说以前我懋智五哥待他很好。赵大发煮腊肉招待我，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
我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妇，还要经常挨斗，不久就死去了。1961年，陶奎饿死，我和惟一的儿子相依为命，直到今天。土改时我23岁，现在我已经80了，将近60年来，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土改的事情，我怕提那些事情，说起伤心。
采访后记
陈懋蘅老人家住在忠县城对岸的一座山上,乘车跨过长江后在山间蜿蜒数里便到了。走进老人十分简朴的家，有一种明显不同于其他农家的感觉，那就是特别地整洁干净，房间里没有一点灰尘，完全不像农村随处可见的零乱邋遢。显然，老人确实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即使在农村劳动了几十年，依然保持着很好的生活习惯。
当把话题转到土改上时，老人像突然触电一样向我投来惊愕的目光，那目光里包含着惊讶、恐怖、犹豫，更多的则是痛苦。她说，五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向她问起过土改，她也从来没有向人说起过土改。“造孽呀，造孽呀——”，她反复地说着这句话，眼中噙满了泪水。一种铭心刻骨的伤痛，在五十多年后提起，依然不堪言说。
补记：陈懋蘅老人于2007年2月11日去世，享年8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