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与共产党结缘
1911～1920年 (17～26岁 )
一九一一年春天，毛泽东到长沙，正是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前夜。表面看去，照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描述，长沙“简直就是个中世纪的城市，只能走轿子和人力车”。但这里不仅充满新思想，新风气，而且酝酿著共和革命的风潮。
尽管清廷宣布立宪，革命党人却一心要推翻帝制，说满族是外国人，应该驱逐报刊杂志此时已数不胜数，他们利用这个条件鼓吹革命，还组织社团，发动了好几起武装起义。
十七岁的毛此时第一次看到报纸。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反清派别的观点，立即表示赞同。按当时的时尚，他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这是他首次发表政见。像许多学生一样，他剪了辫子，并跟朋友一道挥舞剪刀强行剪掉别人的辫子。
这年夏天，长沙格外闷热，学生们比天气更热烈的辩论怎样推翻皇上。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有人把身上的长衫脱了一丢，大叫“快习兵操，准备打仗！”
十月，邻近的湖北省武昌市爆发了辛亥革命。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垮台了，中华民国在一九一二年的第一天成立。二月，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握有兵权的袁世凯替下作临时总统不到两个月的孙中山，次年就任大总统。一九一六年袁死后，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控制松懈，中国出现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
新生民国带给年轻的毛的，是无数崭新机会。工业、商业、法律、管理、教育、新闻、文化，还有军事，可做的事层出不穷。毛面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他先参了军，但出操听口令不是他喜欢做的事，更不用说到城外挑水做饭给长官泡茶。他于是雇了个挑夫帮他挑水。几个月后，他干脆退了伍，决定再回去上学。那时报上满是新鲜动人的广告，好些使他动心，一个是警官学校，一个是法律学校，还有个专教人怎样制造肥皂，使毛发了作肥皂制造家的奇想。毛最后挑了省立第一中学，但只在那里待了半年。他觉得不如自修，于是天天去省立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他第一次读到外国名著的译本，这些书把他的脑子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但他父亲要他上学，否则拒绝供给他钱，十九岁的毛只好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师范学校都不收学费，是那时中国致力于教育的结果。
第一师范充满开放的空气，连数学楼也是欧洲式的，长沙人管它叫“洋楼”。教室很洋气，漂亮的地板，窗上装有玻璃。校方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新见解，鼓励他们自由思想，组织不同的学会。学生的出版物有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Karl Marx)的像还一度挂在大礼堂里。对读报上了瘾的毛已在报章上见过“社会主义”这个词，在这里他又第一次听说了“共产主义”。那时，中国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后来毛统治时也用这个词，但他允许的还不及他年轻时万芳丛中的一小片花瓣。
像全世界的学生一样，毛喜欢无穷无尽地和朋友讨论问题，有时沿湘江漫步，有时爬上校园后面的小山，坐在草丛里辩论到深夜。蟋蟀在身旁一声一声地唱，萤火虫绕着他们一闪一闪地飞，熄灯的钟声响了，他们置之不顾。出门旅行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一转悠就是一个月。农家友善地欢迎他们，供他们吃住，他们以写门联报答。
一次高谈阔论中，据毛的朋友记载：“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毛提到烧书。当时，这话并不离奇，在前无古人的思想解放气氛中，一切天经地义的道理都受到挑战，历来的大逆不道都成了理所当然。国家有必要存在吗？家庭呢？婚姻呢？私有财产呢？什么样的议论也不奇怪，什么样的话也都能说。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毛泽东形成了他的道德观。二十四岁时，毛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伦理学原理》(System der Ethik)中译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里。毛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
毛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毛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
义务与责任毛概不承认，说：“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
对毛来说，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身后名“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毛泽东完全不屑于追求“流芳千古”。
良心本是对人的冲动的一种心理约束。毛却认为：“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照这种观点，“良心”只是为毛的“冲动”服务的工具。
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毛不以为然，说：“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毛的意思，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
毛性格的另一个中心是““破”字当头”，他说对中国“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而且“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宇宙之毁也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在晚年也说过意思一模一样的话。也就是说，年仅二十四岁的毛就已经用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他漫长一生信守的人生观。当然，在一九一八年，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尽管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杨昌济教授称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但毛没有显示出领袖天分。老师徐特立说在学校里看不出他有号召力。当毛发出征友启事，张贴在长沙部分学饺时，应召的只有几个。他跟朋友成立“新民学会”时，他虽然活跃，选出的总干事却不是他。
那时的毛要找份像样的工作都很困难。一九一八年六月，他从师范学校毕业。许多年轻人向往出国学习。像毛这样家里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国去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很多年轻男人，需要劳工。
当劳工不是毛想干的事。去法国的人还得学法文，而毛不擅长语言，一辈子都只说湖南话。有一阵掀起俄罗斯热，毛也曾想去，对女朋友陶斯咏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他在一个叫伯乐佛(Sergei Polevoy)的俄国移民(是个间谍)那里上了几堂课。据这人说，毛怎么也发不好生字表的音，别的学生都笑他，他就生气地离开了。结果，毛既没有去法国，也没有去俄国。
毛想到首都去碰碰运气，就借了路费去北京。北京当时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之一。在刚对公众开放的皇宫前，甚至还有骆驼庄重的缓步。但古都的生活是苦的。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机会，却没有明显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大多数人还活在一个“穷”字中。毛一行八人，住在三间小屋里，几个人合睡一张炕，同盖一床棉被，挤得紧紧的，要翻身得先跟左右的人打招呼。八人只有两件大衣，出门轮流穿。因为图书馆里有暖气，毛有时去那里，又看书又睡觉。
有一段时间，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刚够生活。他的职责之一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名。不少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毛想跟他们攀谈，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毛后来说，“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毛感到受了冷落，一直耿耿于怀，说：“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
不到六个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费还是借的。他绕道上海，为去法国的朋友送行，一九一九年四月回到长沙。毛此行见识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后还得回来做外省的小学教书匠。
为人师表的毛当穿得邋里邋遢，好像永远不换衣服。学生们记得他不加梳理的头发和袜子上的窟窿。他似乎只有一双家制的布鞋，鞋底好像总处于即将磨穿的状况。一次，人们抱怨他夏天赤裸上身，毛反唇相讥说：“这就算不错啦，全赤我也无所谓！”
这时，一桩发生在大洋彼岸的事件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有中国代表团参与的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善后的巴黎和会，让日本继续占领它在战争中从德国手头夺取的山东一部。爱国的中国人被激怒了。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街头游行示威，谴责北京政府卖国，抗议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烧日本货，砸卖日货的商店。人们对民国政府深感失望，觉得它跟满清一样无能。许多人开始寻求更激进的治国方式。
一个激进的学生会在长沙成立，毛负责编辑会刊《湘江评论》。办杂志很辛苦。在难忍的闷热中，毛晚上用一堆线装书当枕头，臭虫在里面爬来爬去，白天不仅要写大部分稿子，还得到街头贩售，由于经济窘迫，这个学生周刊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此后毛继续为别的刊物写文章。其中有十篇是关于妇女与家庭的，观点是那时大多数前卫青年的共识，即提倡妇女独立，自由恋爱，与男人平等。毛的文章感情充沛，原因可能跟他母亲刚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去世有关。他母亲得了淋巴结核，毛曾给她寄药方，把她接来长沙治病。在毛跟母亲的关系中，母爱是无私的，毛的感情却是既强烈又自私。多少年以后，他告诉身边护士吴旭君：“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
在母亲临终之际，毛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亲的希望。他能毫无顾忌地对她直说，性格由此可见一斑。对父亲，毛没有什么感情，对他的死的反应简直就是冷酷。父亲一九二0年一月二十三日死于伤寒，死前想见儿子一面。但毛没有回去，也没有对他的死表示任何悲伤。
毛的硬心肠也反映在他关于女人的文章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女子自立问题)说女子可以跟男子做一样重的体力劳动：“女子用其体力工作，本不下于男子”，只是“不能在生育期内工作”。对此毛说：“女子需自己预备产后的生活费。”
毛的激进活动很快把他带向另一个旅途，这次旅程将决定他的一生，也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一九一九年底，湖南的学生和教师要赶走当时的省长张敬尧，毛随代表团前往北京，游说中央政府撤张。虽然此行没达到目的，但毛作为湖南的活跃分子结识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领袖胡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就在回程途中，一九二0年六月路经上海时，毛遇上了改变他终生的人：陈独秀。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陈是佼佼者，毛曾在一篇文章中称道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这时四十岁，是个极富魅力，但性情暴躁的人。毛去拜访陈，正好，陈在筹组中国共产党。
组建中共并不是陈教授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主意。
这主意来自莫斯科。一九一九年，新生的苏俄政府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以在全世界鼓吹革命，推行莫斯科的旨意。在中国，一项庞大的秘密计划在八月付诸实行，旨在扶持起一个亲俄的中国政府。此后三十年里，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军火，最终使毛领导下的中共得以夺取政权。
一九二0年二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中西伯利亚，打通了跟中国的陆地交通。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来到中国。五月，共产国际在上海建立了据点，目的是“组建一个中国党”。维经斯基向陈独秀提出这个建议，得到了陈的同意。六月，维经斯基向莫斯科汇报说，陈将做这个新党的书记，陈正在联系“各城市的革命者”。
就在这个月，毛来见陈独秀，碰上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创立。中共创始人都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据当事人回忆，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毛没有被邀请为发起人之一，他这时还没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毛离开上海后，八月，中共成立。
中国官方把中共成立算在第二年七月，因为那时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毛出席了“一大”，可以名正言顺地被算成创始人。事实上，共产国际的刊物和它派来指导“一大”的马林(G．Maring)都权威性地指出，中共是一九二0年，而不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
毛虽然不是创建者，但他开始为中共工作：陈独秀让他在长沙开一间书店卖共产党宣传品。陈教授刚把他的影响重大的杂志《新青年》改变为中共的喉舌，七月号就刊登了介绍列宁(V．I．Lenin)和苏俄政府的文章。从那时起，共产国际便出钱赞助《新青年》。毛的任务是推销《新青年》和其他宣传品，同时也卖一般的书、杂志。
毛乐于从命。虽然他还没有信仰共产主义，但他毕竟是激进分子，又热爱书报，还需要一份像样的收入，开书店是求之不得。回长沙后不久，“文化书社”就在《大公报》上登报开张了。毛写了个夸耀苏俄的启事：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书店马上订了一百六十五份《新青年》的七月号，是书店的最大订单。其次是一百三十份《劳动界》，新生的中共对工人的宣传品。其他大部分书报也是亲俄激进的。
干这种事毛并非提着脑袋，那时候搞共产主义活动非但不犯法，相反地，苏俄正时髦。在长沙，一个俄罗斯研究会正在筹备，为首的是长沙知事。人们对苏俄感兴趣，大半出于相信苏俄政府的宣言，说要放弃沙皇政府在中国攫取的领土和特权。这番信誓旦旦，实际上只是空话，苏俄继续控制着在华最大的外国领地。
毛找了个朋友做经理，他善于用人帮他做讨厌的杂务。他本人的头衔是“特别交涉员”，向富人名流筹款，与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图书馆、大学、文化人联系。陈独秀和好几位知名人士为书店担保，大大提高了毛的声望。他从前读书的师范学校这时请他去做附小主事。
没有材料表明毛是怎样入党的，履行了什么手续。但由于文化书社，他成了“自己人”。十一月，按维经斯基指示，中共成立一个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中发展党员。在长沙找的联络人之一是毛。也就是说，他已经算是共产党的成员了。十二月，毛给在法国的朋友写信，说他深切的赞同”“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毛第一次表达他信仰共产主义。
毛迈出这一步并不是热烈追求信仰的结果，而是机遇：他正好在某一时间出现在某一地点，接受了某一份恰到好处的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由强大外国主持的新兴组织。
他那时最好的朋友萧瑜不赞成共产主义，从法国写信给毛说：“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毛回信时不是狂热地为共产主义辩护，而是称他朋友的看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这样劝说朋友：“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
毛信中的这类话表明，他参加共产党，不是出于充满激情的信仰，而是冷静实际的选择。
